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路径研究——基于增值税税率降低的视角

高质量发展是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而企业数字化转型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是政策支持的关键。以2018年5月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政策为切入点，利用2016—2020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实证分析减税政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增值税减税政策的实施能够显著地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其中增值税减税在2018年政策出台当年及之前年份中政策效应并不明显，而在2019年与2020年政策效应更为显著。从具体机制来看，增值税减税政策一方面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另一方面通过固定资产投资比例提升的中介机制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未来需要进一步优化增值税减税政策体系，落实落细相关政策，通过减税政策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成本负担，增强企业长期经营信心，从而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中间投入品作为物化型技术溢出，是制造业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从行业间投入产出关联的视角出发，以历年外资准入政策为事实依据，结合投入产出表，构建了与上游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指标，并探讨了其对下游制造企业绿色低碳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绿色技术溢出导致的有偏技术进步和企业自身的技术吸收能力是最重要的影响途径，且中间品外资进入自由化程度提高对绿色低碳转型的促进作用在低技术行业和低生产率企业中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外资中间品的绿色技术溢出对内部治污能力弱和外部减排成本低的下游企业作用更大。鉴于此，我国应进一步调整并优化外资引进策略，积极参与国际生产分工，加强上游中间品生产商绿色技术与下游行业低碳生产之间的衔接与互动，促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     

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业务、流程和模式产生了深刻影响，如何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当前实务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的研究结果表明，税收优惠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分析表明，税收优惠通过提升企业创新和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进一步检验发现，在环境不确定性越大时以及对于竞争优势越强的企业，税收优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结论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和税收优惠的经济后果研究，对我国政府部门坚持减税降费政策，加大税收返还力度，助推企业更快更好地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经验证据和政策参考。     

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营商环境的调节作用

上游垄断-下游竞争的产业链格局对地区创新能力具有显著影响。采用2008-2017年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链视角，实证分析国有企业上游垄断对地区创新能力的影响，探究营商环境在该过程中的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上游垄断会抑制地区创新能力，通过提升营商环境中的市场化能力，促进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及要素市场发育可以缓解这种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劳动力配置以及行政垄断程度对上述影响具有异质性。     

供应链数字化与企业绩效——机制与经验证据

在数字技术加速与供应链融合的背景下,厘清数字技术赋能供应链的机制及效果是深入推进现代供应链体系建设的前提,对促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加快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借助供应链创新与应用试点工作构建的外生冲击环境,本文基于2013—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系统考察了供应链数字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显著提升了企业绩效,管理赋能和创新赋能是供应链数字化驱动企业绩效提升的具体路径机制,较高的公司治理水平和政府营造的良好供应链运营环境是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对产业链中游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绩效驱动作用更显著。进一步研究中,利用新冠肺炎疫情构造风险危机的外生冲击,通过事件研究法和三重差分模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提高了企业对危机风险的事前防范能力和事后化解能力,增强了风险冲击下企业绩效的稳定性,实现了有韧性的增长。本文不仅为加快构建现代供应链体系提供了经验支撑,更对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企业数字化发展、全要素生产率与产业链溢出效应

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经济逐步从要素投入型向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型增长模式转型,要实现这一目标,数字经济发展可能是未来一个潜在的突破口。本文将为这一判断提供初步的微观证据。本文将企业数字化投入纳入传统增长核算模型,发现数字化投入的产出弹性为0.07—0.09,且行业间差别大,配置效率提升空间较大;平均而言,数字化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程度为10%左右。此外,行业—企业、企业—企业匹配数据检验结果均表明,上游的数字化发展存在产业链溢出效应,会使得下游企业管理费用下降、存货周转率提高,同时优化下游行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下游企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本文的研究表明,当绝对的技术突破面临瓶颈和不确定性时,通过数字经济的发展优化资源配置,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也许是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增长的路径之一。     

基于产业链的中国超高清视频产业SCP分析

我国超高清视频产业已经培育了较为完整的产业链体系,但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的发展并不均衡。整体上市场集中度高、垄断性强,行业龙头企业在定价、投融资水平等市场行为上的表现更突出,市场绩效也好于中小型企业。通过持续完善全产业生态链,能带动超高清视频产业内部不同环节、不同规模企业的发展,逐步优化市场结构。以行业龙头企业为核心,以集群和平台建设为重点,不断探索数字化条件下的产业组织形式创新和技术创新,能为超高清视频产业提供良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促进产业内部市场行为的合理化和市场绩效的不断优化。     

“同命相连”：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

供应链数字化是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关键所在。由于供应链网络中包含了上下游多家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依赖于供应链网络中各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然而鲜有学者关注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同群效应。本文以2007—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同群效应的存在性及其产生机理。研究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存在显著的纵向同群效应,且相对于同竞争对手网络的横向同群效应,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供应链网络中企业间的信息传递效应和动态竞争效应有助于数字化转型纵向同群效应的形成。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当企业为非国有企业、成长期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或者当同群企业类型为供应商、同群企业重要性更高时,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更为显著。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网络中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纵向同群效应显著提升了供应链的稳定性。本文为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供应链数字化转型联动以及地方政府稳链固链提供启示。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来自文本解读的证据

近年来，中国资本市场债股双雷现象频发，一些拥有高额现金和短期债务即“存贷双高”的企业频频违约引发担忧。如何治理该类经济现象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基于2011—2020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的数据，检验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存贷双高”异象的影响及传导机理，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情境下企业数字化转型治理效果差异性的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存贷双高”异象，且大数据技术转型对“存贷双高”现象的抑制作用最为显著。中介效应检验表明，信息透明度、长期贷款、融资约束和财务不稳定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存贷双高”异象关系的重要传导中介。异质性研究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国有企业和数字化水平较高地区企业“存贷双高”异象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上述研究结论有益地补充了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研究，同时为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和政府制定数字化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基于陕西省调研数据的实证研究

数字技术作为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剂，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多种形式推动全球发展进入以数据驱动和智能化发展为特征的全新时期，并激发越来越多装备制造企业开启数字化转型升级道路。以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要素为主要内容，构建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测度评价指标体系，并以随机选取的28家陕西省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企业调研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熵权TOPSIS评价法和因子分析法对数字化转型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不高，转型速度较慢。为此，从加大政府政策引导与资金投入力度、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化转型人才引培体系以及促进产业链协同创新发展4个方面提出加快陕西装备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建议。     

垂直结构、产业政策与社会福利

经过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国逐步形成了一种上游国有企业占主导,下游民营企业为主的"垂直结构".文章借鉴Melitz(2003),将异质性企业模型引入下游民营企业,建立了一个上游国有企业垄断、下游异质性民营企业垄断竞争的理论模型,并将上游"竞争自由化"和"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分别嵌入模型,利用中国数据进行参数校准,定量研究了不同产业政策的影响.结果 发现,上游"竞争自由化"政策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188.70％和120.71％,而少量征税率和补贴率组合下的"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不仅能使下游民营企业数量和社会福利分别增加4.93％--332.90％和3.43％--162.28％,而且上游国企的利润也会因为下游企业数量和中间品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实现了上下游企业的"双赢".因此,两种产业政策都具备有效性,但"上游征税、下游补贴"政策更具有现实可行性,政府应当优先考虑采用"上游征税、下游补贴"的产业政策,同时逐渐放开非战略性上游产业的市场准入,以促进合理生产结构的形成,提升总体社会福利.     

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来自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研究

选取2013—2019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实证分析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以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经济后果，并充分考虑其中存在的异质性问题。结果表明：第一，营商环境方面，政府治理环境和法治建设环境优化均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促进作用，外商投资环境优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抑制效应；政府支持方面，财政科技支出作为典型的政策工具，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其强度越大，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上述结论在更换指标计算方法、延长时间窗口等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第二，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促进企业经济效益提升。第三，营商环境与政府支持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企业产权性质、企业所处地区，以及企业所处行业差异而有所不同。为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同时，应充分考虑企业产权、地区、行业层面特征，坚持差异化政策供给。     

跨国公司通过专利运营控制产业链、价值链与供应链的机制研究

从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三链的定义出发,总结出三者是以价值链为导向,产业链为表现形式,广义供应链为链条实质的关系。基于此结论,通过假设技术信息源分别在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时,分析专利运营是通过管制与创造技术信息供应链来达到控制产业链、重新分配价值链价值的效果。作为国际化分工产物的跨国公司通过专利运营实现管制与创造技术信息供应链达到控制产业链,分配价值链环节价值份额,达到利润最大化的目的,最终演化为产业寡头。     

数字化转型、供应链集成与企业绩效——企业家精神的调节效应北大核心CSSCI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提高自身资源和能力水平并借助外部主体力量放大其潜能提供了有效的转型升级思路,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本文运用Python获取2007—2019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供应链集成程度具有显著的推动效用;供应链集成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中起到中介作用。企业家精神在数字化转型通过供应链集成对企业绩效的积极影响中起到正向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促进效果在大型企业、国有企业、成熟期企业和非制造业(服务业)企业中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及供应链集成的积极影响在中小型企业中并不显著;供应链集成在制造业企业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间不能发挥中介作用。本文对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机制和微观基础进行了探索,研究结论对促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提供了参考性的指导建议。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

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的影响在企业、行业和城市层面存在异质性；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人力资本水平、提升企业监管效率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行业数字化转型、相似企业行动决策和成功企业行动决策对对外直接投资二元边际具有溢出效应。本文为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推动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实证依据，也为政府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提供了决策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垂直整合——基于供应链视角的传导机制解释

垂直整合指企业控制产业链上、下游环节,将上下游企业间交易内化为企业内部的生产和管理活动.不同于以往专注企业独立个体的研究,文章从供应链视角出发,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垂直整合的影响,利用200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手工整理、测算垂直整合指标,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企业越倾向于垂直整合.分企业、行业和区域三个层面的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对于非国有企业、资产专用性较高的企业、高科技行业、竞争性行业、动荡性行业以及东部地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垂直整合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稳健性检验及工具变量估计结果一致显示,该结论稳健成立.进一步,文章从供应链角度诠释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促进企业垂直整合的传导机理.结果显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削弱上、下游企业的投资强度,导致更高的融资约束,从而推动企业加速垂直整合、完善供应链管理.文章从供应链管理的视角为地方政府和企业应对突发事件以及由此导致的政策不确定性提供了有益启示.     

“链主”企业的供应链治理与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的关键阶段，如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链上企业协同发展已成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重要内容。本文以“链主”企业主导下的现代供应链金融业务为切入点，基于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及其前五大供应商和客户样本数据，从供应链治理视角探讨了“链主”企业对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业务能够有效提升供应商和客户的全要素生产率，且“链主”企业优势能够强化上述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缓解供应商和客户融资约束，激励供应商技术创新是供应链金融促进链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内在机制；供应链金融业务同时提升了“链主”企业自身的全要素生产率、绩效水平和企业价值，呈现出较强的供应链协同效应。本研究肯定了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促进“链主”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所做的有益尝试，揭示了“链主”企业推动供应链治理的微观经济后果及其内在机制，为推进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高技术产业链中下游企业数量对排他性交易的影响研究

以高技术产业链为背景,构建了上游双寡头和下游垄断竞争的排他性交易模型,分析了上下游企业排他性交易博弈过程。模型显示,大联盟的上游高技术主导企业能够利用下游企业的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形成中间产品的价格歧视、市场封闭和进入壁垒等市场势力,从而获得超额利润。研究结果表明,下游企业数量及其转换成本对市场结构及上下游企业的产出和利润产出均有关键的影响,应鼓励新的下游企业进入市场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均衡发展,并降低转换成本以促进高技术产业的公平竞争。     

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现状、问题与展望

加快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是新发展格局下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基于"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调查数据的研究表明,我国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尚处于起步阶段.开展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中,工业和服务业企业居多,而农业企业较少;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复合型人才储备不足、产业基础薄弱等问题是制约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因素.企业对于疫情防控数字化应用、政府监管数字化等政策较为满意,而对于数字化转型的本地政策、上下游企业数据协同的规范等则抱有更高的期许.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政府应针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企业精准施策,引导企业增强转型意识,加强数据治理和监管体系建设.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