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数字经济的影响日益广泛,其对当前国际投资领域的效率、结构、区域布局以及跨国企业的投资模式等都产生了深刻变化。基于全球125个东道国（地区）样本2003—2020年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作用机制及空间效应。研究发现：我国倾向于投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东道国（地区）,而且在那些具有更高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水平、金融开放程度与经济自由度特征的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促进我国OFDI的作用也更大;Ward系统聚类、自然断点分组结果显示在东道国（地区）,只有较高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水平才会显著促进我国对东道国（地区）的OFDI的增加;作用机制检验表明,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贸易成本效应、投资便利效应两个重要渠道作用于我国OFDI;空间杜宾模型检验结果发现,东道国（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会对邻近地区OFDI产生挤出效应,并且挤出效应不会随着距离阈值的增加而衰减。     

数字经济如何释放“创新红利”:理论机制与微观证据北大核心

数字经济加速演进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注入新动能,数字经济能否以及如何释放创新红利成为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1-2019年中国地级市数字经济数据与上市公司微观数据,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微观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表现为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双提升,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大于创新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稳健;(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经营成本、促进知识扩散等方式向企业释放创新红利;(3)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国有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企业数字化程度越高,数字经济创新效应越显著;中心城市企业从数字经济中获取的创新红利大于非中心城市企业。研究结论可为数字经济创新驱动效应提供微观层面数据支撑,对于我国利用数字经济创新红利夯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数字经济对中国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以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的制造业企业为研究样本，从微观视角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论在更换核心解释变量、改变参数估计方法、固定效应、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检验后依然成立。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企业、行业及地区层面均存在一定的异质性，机制检验表明，人力资本效应与市场需求导向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积极效应，应重视人才培养、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制定相关政策激发市场需求规模、增强地区间市场可达性、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     

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

将数字经济、市场整合与企业创新绩效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利用2013-2018年沪深A股高新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及路径.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都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绩效的提升,并且数字经济对市场整合的创新激励效应有正向的调节作用,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市场整合主要通过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对技术多元化的影响不显著,而数字经济则主要通过技术多元化渠道来影响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企业特征差异并未改变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的创新效应,但数字经济和市场整合对非国有企业和成熟期企业的边际效应更强.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文章选取2008—2021年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宽带中国”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显著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这一结论在倾向得分匹配、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等路径驱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当企业是国企和制造业企业时，影响显著；且在中小城市及传统基础设施水平较高的城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更能发挥积极作用。     

数字产业化、创新要素配置与实体经济转型

文章选取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运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探析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显著驱动效应，且二者为非线性关系，而创新要素配置能够强化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的驱动作用。时间异质性检验发现，2016—2020年间数字产业化对实体经济转型具有更强的驱动效应。空间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产业化对东部地区实体经济转型驱动效应更为显著。机制分析表明，数字产业化可通过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优化收入结构促进实体经济转型。未来应纵深推进数字产业化、强化区域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发挥数据要素的乘数效应，助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     

电商平台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兼论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

本文构建了可用于研究参与电商平台如何影响企业创新的理论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匹配了2002—2019年1688电商平台与中国专利数据库中高度细化的微观企业数据，实证检验了参与电商平台对制造业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和内在机制。本文主要的研究结论是：(1)参与电商平台将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的创新水平，该结果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基于工具变量的内生性处理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显著成立。(2)影响机制方面，参与电商平台主要通过扩大市场规模和促进知识溢出两个渠道推动制造业企业创新。(3)基于创新网络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参与电商平台还将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在创新网络中的专利中心度以及明星专利数。因此，本文研究可为探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创新驱动路径提供有益支撑。     

数字技术创新与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来自企业数字专利的证据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术创新已成为驱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文本分析识别企业数字专利以刻画数字技术创新水平，进而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考察了数字技术创新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创新显著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赋能了中国企业高质量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在作用机制方面，数字技术创新发挥了管理赋能、投资赋能、营运赋能与劳动赋能功能，有助于企业降低内部管控成本，提高投资决策质量与资产营运效率，改善劳动力资源结构，从而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进一步分析发现，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与数字基础设施将会增大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的积极影响；同时，对于高新技术企业以及劳动密集型企业，数字技术创新的生产率效应更为显著。此外，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层面的数字技术创新对企业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本研究验证了数字技术创新对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赋能作用，为我国数字技术创新的政策制定以及企业数字化发展的战略决策提供了启示。     

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

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数字产业化影响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的作用效果最强;数字经济对实体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更显著;数字经济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的作用在西部与东北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通过降低企业成本、优化市场结构,间接促进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不仅能够正向影响本区域内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还能够辐射带动邻近区域实体企业创新持续性提升。     

解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创新效应*——基于速度、时间和经验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对外直接投资的速度、时间和经验三个维度全方位刻画企业的对外投资动态决策图景，分析企业对外投资影响企业创新的内部机理。研究表明：（1）投资速度与企业创新存在倒U型关系但尚处于创新改善区间，积累投资经验和延迟投资时间分别表现出显著的激励和抑制效应。（2）与低质量非发明专利相比，高质量发明专利受到的激励和抑制效应更大，且因企业所有权、行业和投资动机的不同而呈现差异。（3）对外投资动态决策不仅影响研发强度，还促进研发效率改善，可通过收入、规模经济和生产率效应影响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不断积累投资经验有助于企业降低创新风险尤其是高质量创新风险。本文为企业通过“走出去”战略实现转型升级以及我国创新型国家的建设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国际多元化与企业经营风险

面对目前高度不明朗的世界经济政治局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也更加保守谨慎，文章以2001—2019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其经营风险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增加了企业的经营风险，其在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中更显著，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会降低企业经营风险。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企业多元化经营策略会分散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经营风险，且对市场寻求和战略寻求的企业更为显著，为我国企业国际经营风险管理提供了经验性证据。     

数字经济、知识流动与企业创新绩效

数字经济快速发展颠覆了企业创新环境,已成为企业提升创新绩效的重要推动力。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创新绩效,且这种提升作用存在规模与行业异质性,表现为对大型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创新绩效提升效果更强;知识流动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可发挥桥梁作用,即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知识流入与知识流出两条路径赋能企业创新绩效提升;相较于知识流出,知识流入在数字经济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发挥的中介效应更强。据此,提出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知识流动支撑机制,实施差异化数字转型战略的建议,希冀助力企业创新绩效稳步提升。     

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

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成为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议题。本文将数字普惠金融、知识产权保护与企业创新置于同一框架下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与知识产权保护均有利于促进企业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关系具有负向调节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融资约束与财务风险来促进企业创新；数字普惠金融的创新激励作用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产品与资本市场表现、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异质性检验发现，知识产权保护对数字普惠金融与企业创新的调节作用具有“规模效应”“融资依赖效应”和“阶段效应”。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企业创新的相关文献，还为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优化知识产权环境提供了有益启示。     

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和"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增长强劲。对中国企业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在对现有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以2005—2009年中国与51个对外直接投资东道国面板数据为样本,考察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东道国资源禀赋、技术禀赋、基础设施条件、外资开放度及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等因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而东道国市场规模、工资水平、汇率水平和地理距离等因素的影响并不显著。据此本文提出促进和优化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相关政策建议。     

数字经济对市域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的空间效应及机制

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数字经济对旅游业发展质量的影响在城市尺度尚未检验其空间溢出效应及传导路径。为此，融合多源数据构建2011—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集，从时空维度对数字经济与旅游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演变特征进行分析，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和空间中介效应模型对其空间溢出效应、空间传导机制及空间异质性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1)研究期内，数字经济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关联。(2)数字经济不仅有利于本地旅游业发展质量的提高，而且通过空间溢出效应作用于邻近城市。(3)在高互联网地区和高市场化地区，数字经济对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作用更为明显。(4)数字经济通过提升旅游市场吸引力和旅游创业活跃度的方式有效激活了市场活力，进而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投向哪国(地)集群?——基于浙江省样本的计数模型实证研究

当前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外经贸发展的新增长点,而企业在国外的集群则被认为是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有效手段,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在浙江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中。本文通过构建计数模型回归方程,利用浙江省样本数据从东道国角度研究吸引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集群的各类因素。研究发现:浙江省企业倾向于向与我国经贸关系较好、市场规模较小、人均收入较高、经济增长较快、贸易条件较便利、资源较丰富的国家进行集群对外直接投资;距离较远、政府行政较为腐败的国家也易于吸引浙江省企业的集群对外直接投资;与发达国家不同,在发展中国家东道国中,较大的市场规模和较低的人均收入反而更能吸引浙江省企业的集群对外直接投资。     

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红利还是鸿沟

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生产效率提升的关键力量,但数字经济的非均衡发展态势可能会加剧区域间的生产效率差距,数字时代下的区域协调发展和共同富裕实现面临新问题和新挑战。基于中国2011—2019年地级市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及区域异质性特征的实证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具有显著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这种增长效应主要体现在纯技术进步上,数字经济未能通过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改进赋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主要通过创新驱动效应、创业激励效应以及产业升级效应等渠道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但影响效应仅在东部地区显著。区域异质性结果表明,生产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数字经济的生产率增长效应越明显,进而导致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和欠发达城市在人才集聚、金融发展以及固定资产投资等方面的相对不足强化了区域间的生产率鸿沟。     

数字金融、营商环境与高质量创业

实现高质量创业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完善的金融服务与创业环境可为助力高质量创业提供重要支撑。选取中国地级城市面板数据，探究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影响，并基于营商环境视角考察该影响的传导机制与门限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有助于促进高质量创业，在分维度检验中，数字金融的覆盖广度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强于使用深度，而数字化程度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并不显著；营商环境是数字金融影响高质量创业的重要传导机制，数字金融通过改善营商环境进而促进高质量创业；门限效应检验发现，在营商环境越优良的城市，数字金融对高质量创业的促进效应越强。进一步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规模较大、经济较发达或东部城市，数字金融的高质量创业效应在规模较小、经济较落后或中西部城市中更强。对此，中国各城市在加快推进数字金融转型升级的同时，应注重优化营商环境，为实现城市高质量创业注入新活力。     

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下广东省对外投资的现状、机遇与对策

全球数字经济极具韧性,数字经济规模稳步扩大,成为后疫情时代拉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当下广东省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虽日趋扩大,但区位分布不合理、多元化产业布局尚未形成,对外投资发展受限。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有助于创造投资机会、优化投资环境、降低生产成本。因此,广东省跨国企业应把握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扩大对数字经济基础坚实的国家或地区投资规模,加大对本土具有较强比较优势产业的投资力度,提升投资效率。     

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吗?

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的背景下,文章研究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企业的人力资本水平,并且在克服内生性、更换被解释变量、更换回归样本以及回归方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研究结论依然成立。分组检验表明,这种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及专利密集型行业企业。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市场竞争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是对外直接投资促进跨国企业人力资本提升的两个重要渠道。本文对制定更加明确且具针对性的对外直接投资政策以及跨国企业完善国际合作的人力资本提升机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