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吗

中国传统关系契约信任的非正式制度促使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现象普遍存在,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时代不利于企业的长远发展。基于2007—2019年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分析数字化转型与大客户依赖之间关系的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有效地降低客户集中度,减少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该结果在通过平行趋势与安慰剂检验、更换变量度量指标和工具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就作用路径而言,企业竞争力和信息透明度的提升是数字化转型影响客户集中度的两个重要机制。进一步研究截面差异发现,在管理层能力较强、高技术行业、市场份额以及外部数字化水平较高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客户集中度的负向作用更加显著。上述结果不仅丰富了客户集中度的影响因素研究,为有效地降低企业对大客户的依赖提供经验证据,还为地方政府制定差异化政策以促进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提供决策依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吗——基于信息披露和信息挖掘的双重视角

本文以2007—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促进公司主动增加公开信息披露和激励分析师调研挖掘私有信息这两条路径提升分析师预测准确度。异质性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分析师预测准确度的提升作用主要存在于机构持股比例较高、较多明星分析师跟踪的企业以及市场处于牛市行情的样本中。进一步研究还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主要减少了分析师乐观偏差，且能显著降低分析师盈余预测分歧度。经济后果检验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提高分析师预测准确度降低股价崩盘风险。本文的研究结论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在资本市场中的信息传导效应。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杠杆操纵

企业杠杆操纵行为会增加企业财务风险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从信息互补视角的实证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显著降低其杠杆操纵程度，且数字化转型对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操纵的抑制作用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公开信息透明度，缓解了融资约束，抑制了企业杠杆操纵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媒体关注度、研发投入和银企关联强度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杠杆操纵的影响中发挥了调节作用。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调整了弱银企关联型企业杠杆结构，促进企业“脱虚向实”，且优化了银行信贷资源配置效率，降低了银行对抵押品的依赖。上述结论不仅从信息互补视角厘清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抑制企业杠杆操纵的路径，更为深化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银行金融科技发展并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关系研究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化是企业转型升级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本文以2010—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文本分析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长短期投资偏好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短期投资具有抑制作用，而对企业长期投资具有促进作用，说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投资“重短期轻长期”现象具有“纠偏”作用。机制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提高信息披露质量以及提升高管决策效率两条路径来抑制企业短视化投资偏好。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投资偏好的既定关系在国有企业、高技术企业以及位于中西部地区的企业中更明显。另外，数字化转型引发的企业长期投资规模提升，能够赋能企业价值增长。     

数字化转型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

本文采用文本分析法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水平,实证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显著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在考虑内生性问题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通过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和人力资本水平进而促进出口产品质量;异质性分析发现,在管理层权力较大、高新技术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对出口产品质量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企业与出口目的地之间的运输成本和信息成本,但出口目的地的经济规模不会影响数字化转型的作用效果。本文不仅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作用机制,也为打破中国企业在全球技术链条“低端锁定”的僵局提供了微观经验,对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和释放数字经济红利具有政策启示意义。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

本文考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我们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并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与加强内部控制两条路径提高了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异质性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是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收入份额影响因素的新发现，拓展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收入份额两支文献的研究，也意味着在政策层面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提高劳动收入份额，促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     

数字技术投资者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基于2008-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通过挖掘数字技术投资者文本信息,检验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资者能够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投资者通过优化信息环境、提高管理层决策的治理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也能通过缓解融资约束、降低融资成本的资金效应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政府数字技术关注度较高地区、东部地区、非国有企业以及高新技术企业中,数字技术投资者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推动作用更为明显。同时,数字技术投资者更偏向于具有数字化转型基础的企业,体现为“逐顶促进”;且更能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底层技术运用。因此,需要加强培育数字技术投资新生态,强化数字技术投资者的治理效应和资金效应作用机制的发挥,在制定相关政策举措时要关注不同地区特征和公司特征下数字技术投资者促进作用的差异性,以提高数字技术投资的有效性和精准性,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     

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吗

解决股票错误定价问题是资本市场健康运行的重要前提。以2010—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分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作用机制检验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减少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从而能抑制股票错误定价。调节效应分析发现，媒体报道多、公众关注度高能增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对股票错误定价的抑制作用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管理层数字战略引领水平高的企业中更显著。为此，要建立健全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长效帮扶机制。     

数字化转型与银行系统性风险

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是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举措,结合数字经济发展背景,基于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会降低银行系统性风险。这种提升作用主要通过改善非信贷融资能力和还款能力、提高信息透明度、降低商业信用占用等路径实现。异质性检验发现,该提升作用在法律环境良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高、企业高管股权激励强的企业样本中更为显著。研究结果揭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银行系统性风险的内在影响机制,为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为政府完善风险防控政策提供了理论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厘清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是新发展格局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20年数据，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在利用“宽带中国”战略构建工具变量回归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技能结构效应、劳动生产效率效应、分配优化效应的渠道提升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分析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数字经济核心行业和非省会城市更强。进一步分析还发现，伴随数字化转型，城市收入不平等和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有效的改善。研究结论为数字经济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方向争议提供了新的微观证据，同时为数字时代兼顾增长效率与公平分配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参考。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持有——基于经营不确定性视角

在中国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以云计算、人工智能和5G为代表的数字技术蓬勃兴起，推动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加速重构经济新形态。本文基于数字经济建设的背景，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与现金持有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显著降低企业现金持有。上述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显著。经济机制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缓解经营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提升存货管理能力、投资效率，降低息税前利润和现金流波动性，来减少企业出于预防动机而持有的现金。与此同时，本文排除了数字化转型可能通过缓解代理问题来降低企业现金持有的途径。横截面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现金持有的降低作用，在融资约束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明显，即在企业集团化程度低、非国有企业以及未持有银行股份的样本中更为明显。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在降低现金持有的同时，提高了现金持有的价值。在企业经营风险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强化数据要素驱动作用，助推数字技术广泛应用是提升企业价值的重要方式。本文通过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现金持有的影响，为监管层、企业以及投资者都提供了重要决策依据。     

数字化转型驱动了企业协同创新吗?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为企业增添了新的创新动力。本文以我国2009—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协同创新水平，该结论在考虑多重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检验发现，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资源获取”效应和“交易成本降低”效应两条路径提高企业协同创新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当企业运营效率较低、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所处地域的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时，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协同创新的促进效果更为显著。本文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的微观经济后果，同时为企业协同创新提供了全新的激励因素。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何以更有效？——基于数字化转型与R&D归类操纵的证据

如何切实贯彻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是实现创新驱动战略的关键节点。立足数字经济时代，聚焦该政策可能引发的R&D归类操纵，以2013—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有效遏制这一投机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内控质量和所处法津制度环境与数字化转型形成“治理互补机制”，共同推进加计扣除政策的落地实施；数字技术的效果存在差异，其中人工智能和区块链显著优于其他技术；区分费用操纵方向，发现“虚增”研发费用的企业更倾向依靠政策获得减税优惠，数字化转型充分发挥了治理功能；考察2017和2018年政策集中调整的影响，发现扣除比例提高和覆盖范围扩大有效缓解了R&D归类操纵。研究结论对如实评价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效用、拓展数字化转型的治理功能、明确R&D归类操纵的监管重点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基于文本分析方法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已然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创新驱动发展的强劲引擎。本文以2009—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使用文本识别方法在公司年报中提取关键词并手工整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实证检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创新能力的影响及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能力。从影响机制来看,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降低企业交易成本和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进一步区分企业规模、产权性质及要素密集度后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规模较大的非国有企业及劳动和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释放企业数字化转型红利离不开完善的制度环境,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在信息化水平、市场化水平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高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的研究为数字经济背景下加快企业数字化转型以提升创新能力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 ——来自上市公司数字专利数据的证据

作为“数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建设内容,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否带来正向的财务回报,已成为业界重点关注问题。本研究以2010—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创新性地使用上市公司数字技术专利拥有量来衡量数字化转型,并详细分析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可以有效地改善财务绩效,且该结论在经过稳健性检验后依旧成立;数字化转型通过提升运营效率、优化内部治理、降低经营风险和信息不对称、缓解融资约束来提升企业的财务绩效;大型企业转型程度越高,对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强。其无论是选择自主研发还是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对财务绩效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中小型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财务绩效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其通过引进方式实现数字化转型更能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对于处于财务困境和竞争激烈环境中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财务绩效的促进作用将更加显著。此外,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越优越,这种促进作用也会越强。     

数字化转型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路径研究

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以数字经济为研究背景,高端制造业为研究对象,结合高端制造行业特征构建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企业动态能力视角刻画数字化转型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动态演进过程。研究表明,数字化转型正向影响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这一结论在控制内生性和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高端制造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主要通过企业的动态能力路径降低资源消耗、减少环境污染和推动绿色技术创新,进而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调节效应表明,良好的内部控制能够正向调节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对东部地区、高管具有金融背景以及两职分离的高端制造企业绿色发展有更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广泛应用数字技术工具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建立数字化系统管理制度以优化转型环境、培育数字化社会资本以调控企业资源配置、打造数字创新网络以缩小区域发展差异,将赋能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技术创新——机制识别、保障条件分析与异质性检验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继土地、技术、资本和人力之外的又一核心生产要素。本文选取2007—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产出和创新效率。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仍然成立。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对内提高经营效率、对外获取政府补助和提高市场关注度作用于企业创新。并且，企业内部的高端人才和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的有力保障。最后，基于行业类型和所有权性质的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正向影响更显著地存在于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国有企业。本文不仅拓展了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和企业创新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而且对全面认识数字化转型在企业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以及在数字经济时代如何借助数字化转型促进企业创新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劳动投资效率

以2012—2021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数字化转型视角探讨了非效率劳动投资行为的治理机制。结果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该结论在经过若干内生性处理及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发挥信息效应与治理效应,主要通过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内部控制质量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有企业和劳动要素密集度较高的企业、竞争性行业以及劳动者维权环境较差的地区,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的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深入理解数字技术如何赋能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视角与经验证据,丰富和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经济效应的相关研究,也为进一步提升企业劳动投资效率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营改增”促进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吗?

“稳增长”目标下如何协同推进宏观政策调节和数字新动能培育是当前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共同关注的议题。本文以“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为例，使用三重差分方法(DDD)考察了其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营改增”显著推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机制检验表明，“营改增”在降低企业融资约束、提升市场竞争程度以及服务外包需求的同时，也促进了企业技术创新并加快设备更新迭代，由此助推企业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显示，“营改增”更多推动了东部区域企业、民营企业、成熟期企业以及高技术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从转型方向看，“营改增”有助于企业向底层技术方向实现深度转型。拓展性分析发现，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促进分工深化产生“涟漪效应”,带动下游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本文从税制改革角度，为化解当下中国企业数字化转型难的问题提供了解决思路，为持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借鉴。     

地区大数据发展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

随着数字经济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布局来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大数据作为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核心要素，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意义重大。本文将宏观地区大数据发展与微观企业数字化转型相结合，以2013—2020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地区大数据发展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地区大数据发展显著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而且主要是通过提升企业创新水平、增强企业治理能力、提高企业融资水平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同时该促进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科技企业、东部地区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既为地区大数据发展提供参考，也为企业高效合理地利用大数据实现数字化转型战略目标提供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