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环境规制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

“双碳”背景下，数字经济是推动区域实现绿色创新的重要驱动路径和动力来源。文章系统构建了数字经济测度体系，并以环境规制异质性门槛为切入点，采用非线性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实证探究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环境规制门槛机制。结果表明：当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且区域异质性明显；特别地，数字经济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影响受限于环境规制的异质门槛效应：较低水平的环境规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数字经济的区域绿色创新绩效提升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有效激发了数字经济的驱动效应，进而促进区域绿色创新。即数字经济与区域绿色创新绩效呈现出U型关系。研究厘清了数字经济利用环境规制对区域绿色创新绩效的驱动效应，为区域政府制定绿色创新绩效提升路径提供切实依据和参考借鉴。     

数字经济驱动碳减排的机理与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对我国各省域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实证检验数字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省域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呈现出东强西弱的局面;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负向影响效应;数字经济发展会通过影响产业结构、技术创新而间接对碳排放量产生抑制作用。以上研究结论对缓解地区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积极作用,可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政策参考。     

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分析

绿色转型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绿色转型的关键在于绿色技术创新,但学界尚未从数字经济产业集聚视角展开分析。基于我国30省市（因数据缺失,不含西藏地区及港澳台地区）2013—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数字经济产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调节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产业、数字经济制造业和数字经济服务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呈“倒U型”,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影响程度依次减小且存在滞后性,表明数字经济产业协同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效应更强。通过计算拐点值发现,多数中西部省市处在“倒U型”的左侧,部分东部省市已经超过拐点值。引入环境规制调节变量后,发现其能够强化数字经济产业和数字经济制造业集聚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倒U型”影响,且滞后性明显。本文为我国各省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提供政策启示,也为提高区域绿色技术创新能力提供现实参考。     

数字赋能中国经济绿色转型研究——基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我国数字技术快速发展以及“双碳”目标的背景，本文将“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07—2019年278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空间杜宾双重差分模型来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经济绿色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并且这种促进作用在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环境污染、不同地理区域的城市中表现出异质性。进一步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宽带中国”试点政策主要是通过促进绿色创新能力的提升、推动城市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经济绿色转型。空间溢出效应检验显示，“宽带中国”试点政策还会对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绿色转型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带动周边邻近地区的经济实现绿色转型。本文研究为建设数字中国以推动我国经济实现全面绿色转型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

文章以经济高质量发展为背景，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DDF模型和ML生产率指数测度各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通过构建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进一步分析了创新环境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数字经济的发展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并且创新环境在数字经济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发挥了正向调节作用，从区域层面上，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引领着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本研究有利于探索数字经济的创新价值和绿色价值，有利于发挥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数字经济推动了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吗?——基于“宽带中国”试点的证据

数字经济正成为新发展阶段推动中国绿色变革的重要力量,“宽带中国”是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本文利用2006—2019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基于“宽带中国”政策检验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剖析政策效果差异,结合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评估了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随着政策强度提升,政策效果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再上升的趋势,呈现出阶段性的“虹吸效应”。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较低的地区,政策效果更好,但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超过一定水平后,“虹吸效应”再次出现。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来看,总体上“溢出效应”大于“虹吸效应”。     

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

选取2013—2020年省域面板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发展、人力资本水平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先缩小后扩大的“U”型影响，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能够显著强化数字经济发展初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积极作用，抑制数字经济发展后期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消极作用。机制检验表明，非农就业和农业生产率是数字经济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两大路径。进一步分析发现，目前中国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正快速逼近“U”型拐点，其他地区离拐点仍有一定距离且逼近速度缓慢。研究结论有利于深刻把握数字经济发展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规律。     

数字经济、低碳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碳生产率

选取2010—2021年中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并探究低碳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和政府治理能力的门槛效应。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具有“U”型特征，且该效应在东部和中部地区、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试点地区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可通过提升低碳技术创新水平，间接促进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门槛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伴随政府治理能力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影响作用由负转正。鉴于此，提出激发数字经济节能减排活力、构建绿色低碳技术体系、提升政府治理能效的相关建议，为践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理论参考。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基于非线性视角的实证分析

创新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之源，而创新持续性则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本文以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影响。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与企业创新持续性之间具有“U型”非线性关系，且研发投入在其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非线性影响在不同区位因素及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差异下表现出异质性；多个大股东持股及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持续性的“U型”影响。故政府在采用宏观经济政策调控经济发展时要谨慎把握政策调控的尺度，进一步完善我国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从而不断提升企业的创新持续性水平，推动我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数字经济能否拉动中国技术市场发展——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数字经济将持续对全球经济产生颠覆性影响，其会在多大程度上惠及技术市场值得深入探究。利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研究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的影响，结果发现：(1)数字经济对技术市场发展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并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技术市场类型上呈现异质性，表现为数字经济对东部地区技术市场的促进作用明显强于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对技术输入型市场发展的推动作用明显大于技术输出型市场；(2)数字经济通过提升金融发展水平、市场化水平和区域创新能力对技术市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研究结论对于数字经济促进技术市场发展以及相关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数字经济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欧盟成员国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数字经济快速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推动包括中国和欧盟在内的各经济体的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日益成为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的重要考量。基于2007—2019年的数据,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欧盟各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是中国对其进行直接投资的显著影响因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寻求型、效率寻求型、创新资产寻求型投资动机因素在促进中国对欧盟直接投资上有显著的互补性影响;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存在一定的地区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是一个显著的中介变量。     

数字经济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产业创新的影响——基于调节机制与异质性检验

本文应用我国2011—2018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对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绿色技术创新进 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总体上呈现“U”型特征，而东部地区已经呈现单向的正 向影响。数字经济对绿色技术创新有积极的正向影响，且有助于降低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本文的结论对于数字经济 背景下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数字经济赋能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的“虹吸集聚”——来自黄河中下游城市层面的经验证据

现阶段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已经成为推动黄河中下游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因此探讨二者之间的作用关系显得尤为重要。鉴于此,文章在理论探讨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及空间效应的基础上构建了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和数字经济发展指标体系,并利用2011—2019年黄河中下游38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对黄河中下游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呈现出“先抑制后促增”的U型关系,且正向促进作用具有“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2)基础设施建设、技术创新能力均能够起到数字经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桥梁作用;(3)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数字经济对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表现出一定的“数字鸿沟”效应;(4)数字经济发展存在空间外溢效应,本地区数字经济的发展会吸引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以更廉价的方式流向该区域,形成“虹吸集聚”,对邻近地区的高质量发展产生负向影响。     

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创新与产业优化视角

数字经济作为新型经济形态，是驱动绿色经济转型，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动能、新引擎。选取2011—202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系统分析了数字经济对绿色发展影响的传导机制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中国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水平整体上呈现出上升趋势，但也存在着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数字经济对本区域和邻近区域的绿色发展水平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数字经济通过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间接推动绿色发展水平的提升。因此，加强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加快绿色低碳技术攻关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有利于中国实现绿色发展。     

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兼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

推进共同富裕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实现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还为缩小城乡区域差距、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提供新机遇。运用2008-2019年中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从数字化产业视角探讨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数字化产业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存在行业异质性，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发展有助于缩小发展差距，而数字产品制造业和数字要素驱动业发展则会拉大发展差距；数字经济发展通过加剧产业集聚拉大发展差距，通过促进技术和创新成果扩散推动协调性均衡发展；数字经济对协调性均衡发展的影响会受到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当一个地区经济发展尚不充分时，数字化产业发展会加剧发展不平衡问题，当经济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数字化产业发展有助于推进协调性均衡发展。     

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影响研究——来自中国31个省(区、市)的证据

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助推器,能否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值得思考的命题。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2011—2019年中国31个省(区、市)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模型、个体时间双向固定的空间面板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2011—2019年中国省级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且呈现“西高东低”的地理格局,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增长且呈现“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地理格局。计量结果显示,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正U型”关系;产业集聚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中介作用;金融支持起到调节作用,延迟了数字经济扩大城乡收入差距的起始时间。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对城乡收入差距存在负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在不同地区存在空间分异,即在东、中和西部地区呈“正U型”关系,在东北地区呈“倒U型”关系。为更好地发挥数字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需加大金融支持力度、推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数据要素跨域流动,统筹智慧城市与数字乡村建设,推动城乡一体化进程。     

数字经济背景下产业智能化促进了区域绿色转型吗？——基于环境规制视角

在数字经济快速扩张和“双碳”目标背景下,基于中国区域省级面板数据,系统探究中国各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及其异质性结构,并将环境规制异质门槛纳入产业智能化驱动区域绿色转型的影响机理框架,探讨不同地区环境规制异质门槛下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非线性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区域产业智能化水平整体上仍然存在较大发展空间,区域异质性显著。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作用呈现出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强度的环境规制水平显著抑制了产业智能化对区域绿色转型的驱动作用,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增大并超过门槛值时,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激发了产业智能化的驱动效应,进而显著推动区域绿色转型。研究为探索区域数字化转型和“双碳”目标的实现路径提供有效参考。     

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并赋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利用2006—2019年中国内地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当人工智能技术达到一定阈值后，其碳减排效应逐渐凸显；人工智能技术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碳减排；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与碳排放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而在中部地区，人工智能技术对碳排放发挥持续促进作用。因此，在推进“双碳”目标过程中，需要以绿色低碳发展为目标开发人工智能技术，正确引导人工智能在碳减排领域的研发应用，针对不同区域实际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     

环境规制与城市绿色创新：助力抑或阻力?

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发展方式转变步伐将进一步加速，如何推进城市绿色创新，是中国如期完成碳达峰碳中和任务、实现低碳绿色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线性加权方法构建了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城市绿色创新的影响及其主要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提升，稳健性检验证明了这一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影响机制检验表明，环境规制可以通过促进城市创新投入显著推动城市绿色创新提升。异质性检验表明，环境规制更有助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以及非省会城市的绿色创新提升。研究结论为未来中国环境规制政策的优化以及生态文明体系的建设提供了可靠的经验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