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减排的历史逻辑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碳减排目标形成的历史过程体现了必然性与阶段性的辩证统一。在人类社会推进碳排放治理、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的长期探索中,碳减排技术的突破性发展起了核心和基础作用,市场机制发挥了有效的调节和促进功能。根据全球碳减排必然性与阶段性逻辑的启示,中国在推进“双碳”目标中要处理好发展与碳减排的关系,主要思路建议是：把握好实现“双碳”目标的阶段性工作重点,推动经济社会、碳减排技术和新能源产业协调发展;处理好推进碳减排与产业结构变动的关系,防止产业结构过早服务化或轻型化;加强碳减排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推广,更好发挥技术的促进作用;处理好碳减排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推进碳减排的模式变革;积极参与应对碳排放的全球治理,提升气候治理问题的中国话语权。     

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影响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时间序列数据(1953—2012年)探讨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的动态影响关系,同时利用省级面板数据(1995—2011年)考察了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影响的地区差异。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化对碳排放有显著正向影响,但并不是中国碳排放增长的最主要原因;长期内城市化有助于抑制碳排放,短期内过快的城市化将加剧碳排放;东部地区城市化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中部地区城市化不是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原因,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西部地区城市化有利于碳减排,城市化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库茨涅茨曲线关系;各地区应采取相应的政策措施。     

碳达峰碳中和的区域协调:实证与路径

本文以中国碳排放（CO₂）数据库为依托,对省级CO₂排放的趋势和碳达峰、碳中和的区域协调路径进行了研究。研究表明,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济发展与CO₂排放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产业结构是决定碳排放的核心因素,人均GDP和人口密度会对碳达峰目标的实现产生影响。省际异质性研究发现,以北京和上海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主导型省份,其EKC曲线呈现标准两阶段倒"U"型特征,以河南和湖南为代表的轻工业主导型省份,其EKC曲线呈现第一阶段上升、后两阶段下降的三阶段不规则倒"U"型特征;以河北和内蒙古为代表的重工业主导型省份,碳排放在经历了两阶段的增加之后,才迎来下降期,该类省份的节能减排工作是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关键。因此,中国"双碳"目标的具体实施需要充分考虑区域发展的异质性和区域碳减排的协调性。     

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文章选取2009—2020年中国制造业各细分行业面板数据，探究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影响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全球价值链嵌入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呈“U”型关系；技术创新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影响呈“U”型关系，且全球价值链嵌入与技术创新关联效应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抑制作用；异质性效应下同样表现出“U”型或倒“U”型非线性影响效应；全球价值链嵌入、技术创新及两者交互项对制造业碳排放效率的长期冲击效应为正。据此，文章提出，应持续推动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加快重点领域创新、着力推进中西部地区对外开放，提高制造业碳排放效率。     

数字经济、异质性技术创新与二氧化碳排放

依托技术创新发挥数字经济的碳减排效应，对中国实现“双碳”目标至关重要。基于2011—2020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并将技术创新分为技术引进、模仿创新与自主创新3种模式，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数字经济能够显著降低碳排放，但在发展初期会带来碳排放增加，二者呈倒U型门槛特征。机制检验表明，数字经济通过推动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降低碳排放，但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而且，随着自主创新与模仿创新能力的提升，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愈发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综合创新水平、人力资本水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较高的地区，数字经济的减碳作用更强。数字经济时代，应依托技术创新的碳减排优势，加强低碳技术自主创新与模仿改造，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减碳效应。     

环境规制、碳减排如何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省域面板的空间计量分析北大核心

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碳减排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理,并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份经济高质量发展在空间上呈现出显著关联性,其中东部沿海地区多呈现“高—高”集聚,西部欠发达地区多呈现“低—低”集聚。(2)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且二者关系存在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不显著。(3)环境规制政策对本地区与邻近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存在异质性。(4)碳减排能够有效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且在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中存在中介效应。     

有偏技术进步对碳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包含资本、劳动和碳要素的超越对数函数模型，对中国30个省（市）技术进步偏向进行判别，通过构建多重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其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不同资源丰裕度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主要结论：①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和碳排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技术进步偏向碳节约型有助于推动碳减排。②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可通过能源利用效率和经济发展水平中介效应间接影响碳排放强度。③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路径，而非资源型省（市）主要通过提高能源利用效率路径促进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④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的减排效应存在显著双门槛效应，能源利用效率越大、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碳要素偏向型技术进步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越大。因此，需加大技术进步偏向碳要素节约的诱导力度，注意不同资源丰裕度下碳减排的不同路径，加强能源利用效率提高，推动经济绿色发展，助力“双碳”目标实现。     

新兴经济体国家城镇化发展对碳排放影响的比较研究

新兴经济体十六国是重要的发展集团,由“金砖五国”和“新钻十一国”组成,高效低碳的城镇化是其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经济发展中增量贡献的动力保障。借助EKC模型和STIRPAT模型,分别研究这两个国家集团城镇化发展与碳排放量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二者的关系方面,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城镇化水平与碳排放量呈现出微弱的倒“U”型关系,其中,“金砖五国”已经跨过倒“U”型曲线的拐点,而“新钻十一国”则处于拐点前期;在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方面,城镇化发展对“新钻十一国”碳排放量的影响大于“金砖五国”;城镇化水平越高的国家,碳排放量越大,但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升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碳排放量逐步降低。     

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影响研究——基于金融科技的调节效应

为实现“碳中和”与“碳达峰”的目标，我国全面实施绿色低碳转型战略，绿色金融发展迎来巨大发展契机。绿色信贷作为发展绿色金融的重要手段，近年来备受关注。因此，选取20家披露绿色信贷数据的商业银行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绿色信贷对商业银行经营绩效的影响，并探讨金融科技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实证结果表明：绿色信贷与商业银行经营绩效呈倒“U”型的非线性关系；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对绿色信贷与经营绩效有正向调节作用。     

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碳排放：基于数字技术赋能路径的检验

智慧城市作为数字时代技术赋能型城市发展的新模式、新趋势，对我国实现低碳转型具有关键性作用。基于2006—2019年我国223个城市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①智慧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在引入PSM-DID、空间DID等模型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依然成立；②智慧城市通过数字技术创新的直接路径和“数字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的间接路径影响城市碳排放；③在人力资本、资金、物质越集聚的城市，数字技术赋能路径对城市碳减排的正向调节作用越显著。上述研究对我国实现碳达峰碳中和、城市实现数字赋能与低碳引领的双轮驱动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关系的动态分析——基于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面临着经济发展和节能减排的双重困扰,低碳经济模式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以1994—2009年中国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数据为依据,利用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法对环境规制、技术创新与碳排放量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在10年的响应期下,环境规制强度与碳排放量之间在对方冲击下的响应曲线呈N型,技术创新能力与碳排放量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为N型和倒U型;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能力之间的相互响应曲线都为N型。     

产业集聚、外商直接投资与碳减排 ——基于中介效应与面板门槛模型分析

作为当今世界碳排放量第一的国家,中国如何发展绿色低碳经济,走好可持续发展道路,备受国内外关注。选取2004-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集聚外部效应视角,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产业集聚对碳排放的影响,并以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进一步分析二者关系。得出以下结论：(1)外商直接投资在产业集聚影响碳排放的过程中起到部分中介效应,中介效应值为31.1%。(2)产业集聚与碳排放之间存在双重门槛效应,二者关系呈倒U型。当外商直接投资处于低水平时,产业集聚会增加碳排放量,当外商直接投资水平跨越更高门槛值,产业集聚的正外部性凸显,抑制碳排放量增加。(3)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量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产业结构优化能抑制碳排放量增加。（4）经库兹涅茨曲线检验，产业集聚与碳排放关系为倒U型，且产业集聚临界值为2.389。     

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对碳排放的影响

采用1986-2016年面板数据,通过面板回归方法对中国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外商直接投资（FDI）、经济增长对碳排放量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中部及西部地区FDI均产生了碳减排效应,但中、西部地区不显著;三大区域GDP均具有碳增排效应。分样本区间进一步分析表明,三大区域FDI碳排放效应呈现由增排到减排动态变化特征,其中东部地区特征更为显著,满足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倒“U”型特征。最后,结合地区差异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碳中和目标下基于GA-BP神经网络的碳交易定价模型及其模拟研究

系统剖析了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在厘清GA-BP神经网络原理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GA-BP神经网络的碳交易定价模型,用以刻画碳交易价格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情景设置、数值模拟不同情景下不同因素对碳交易价格的作用机理。研究结果表明GA-BP神经网络对于碳交易价格模拟具有可靠性,在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源结构情景下碳交易价格变化较大,构建区域碳排放交易体系不仅能促进温室气体减排,还能优化能源结构,其关键在于形成与碳排放交易体系相适应、相配套的体制机制,营造契合碳中和目标的政策环境。论文旨在为我国碳交易市场运行机制优化提供理论参考,为我国碳中和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实现提供有益增补。     

制造业集聚与碳减排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技术交易视角的检验

为了对产业集聚、技术交易与二氧化碳排放效应进行分析,对中国30个省份2003—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总体上,制造业集聚会导致地区碳排放量增加,但是技术交易与制造业集聚的交互项有利于碳排放量减少。(2)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技术交易促进了产业集聚的技术溢出,从而有助于碳减排效应;中部地区二氧化排放与制造业集聚和技术交易的关系并不显著;西部地区仅仅符合传统EKC假说,未发挥出技术交易的重要作用。以上结论表明:对于我国这样处于后发优势的国家,初始技术水平不高,内生创新动力有限,基于技术交易的异质性技术流动作用非常重要。     

企业碳信息披露的动机与影响因素 ——基于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的分析

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承诺,企业作为温室气体基本排放源有责任进行高水平的碳管理和高质量的碳信息披露。本文选取我国上证社会责任指数成分股企业为样本,构建了碳信息披露评价指标体系,从质量和数量两个维度刻画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实证检验了企业碳信息披露与其碳排放的关系,并检验了外部制度压力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与其碳排放显著正相关,且是出于合法性管理的动机进行碳信息披露;企业碳排放量越多,则更倾向于通过提高碳信息披露数量来提高碳信息披露水平;高碳排放行业企业碳排放显著正向影响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数量,显著负向影响碳信息披露的结构,而非高碳行业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质量与其碳排放的相关关系并不显著;来自企业外部的压力显著弱化企业碳信息披露水平、数量与其碳排放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助于寻求推动企业积极披露碳信息、提高碳管理水平的有效路径,也为企业碳信息制度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Economic growth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Recent empirical research has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ertain indicators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income, concluding that in some cases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which has been called an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 (EKC), exists between these variables. Unfortunately, this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does not hold for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ne explanation of the absence of EKC-like behavior i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is that greenhouse gases are special pollutants that create global, not local, disutility. But the international nature of global warming is not the only reason that prevents de-linking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economic growth. The intergenerational nature of the negative impact of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may have also been an important factor preven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greenhouse gas abatement measures in the past. In this paper we explore the effect that the pres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 spillovers has on the emissions–income relationship. We use a numerically calibrated overlapping generations model of climate–economy interactions. We conclude that: (1) the intertemporal responsibility of the regulatory agency, (2) the institutional capacity to make intergenerational transfers and (3) the presence of intergenerationally lagged impact of emissions constitute important determinant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黄河经济带上游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现状与发展战略分析

黄河经济带上游区域作为"一带一路"的"源头",向西关系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崛起和我国向西开放的进程;向东延伸与我国沿海经济带相连,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文章选取黄河经济带上游区域为研究对象,首先基于脱钩理论研究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关系;其次从人均生产总值、能源消费量、碳排放、城市化水平和服务化水平五个指标出发,分析经济增长影响碳排放的路径。研究发现:全国和黄河经济带上游区域脱钩拟合曲线趋势先向上、后向下,但黄河经济带上游区域脱钩指标值开始下降的时间晚、速度慢,说明其低碳经济发展程度落后于全国水平。经济增长通过两条路径影响碳排放:经济增长通过提高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具有促进效应,通过提高服务化水平对碳排放形成减弱效应。     

基于空间计量的中国省域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实证研究

基于2011年中国31个省域截面数据,应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的影响。我国省域间碳排放密度存在着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即一个地区的碳排放密度受相邻地区碳排放行为的影响。采用不同指标测度出的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地区碳排放密度的影响作用不同:基于教育年限法衡量的通用性人力资本对碳排放密度影响系数显著为正,即现阶段教育水平较高的地区碳排放密度也较大;以R&D人员为代表的异质性人力资本与碳排放密度之间存在弱负相关关系,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异质性人力资本水平的提升对该地区减少碳排放的影响力度有限,也难以对相邻地区的碳减排产生正的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