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境保护法立法完善的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三条将污染环境犯罪规定为结果犯。而根据刑法犯罪既遂形态理论,分析污染环境犯罪的特点,并结合国外的立法经验,将污染环境犯罪规定为危险犯更有利于保护环境和预防犯罪;同时对实施污染环境犯罪的单位也应追究刑事责任。     

论我国环境刑法的路径选择——基于环境权的刑法保护

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迫使许多国家强化对严重危害生态环境的行为推行"犯罪化"和"刑罚化",中国也不例外.因此,我国环境权的刑法保护应当立足于兼顾人本主义和生态主义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基于环境刑法体系的迥异,我国环境刑法不应规定危险犯和严格责任,等等.     

确立环境危险犯的必要性分析

我国现行《刑法》中没有关于环境犯罪危险犯的规定.目前的现实情况是仅仅依靠民事、经济、行政等法律手段已不足以对严重危害环境行为进行有效的防治.从环境立法价值取向的转变以及环境犯罪的特点等方面分析,结果都表明确立环境犯罪危险犯是必要的且具有可行性.应大胆吸收和借鉴国外在惩治环境犯罪方面的有益经验,完善我国的环境刑事立法,使其适应有效惩治和预防环境犯罪的现实需要.     

完善环境犯罪的刑法规制

我国环境刑法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面对猖獗的环境犯罪,相关刑事法律的约束力和惩治力仍然显得不足,需要进一步加以改善。完善环境犯罪刑法规制,需要科学定位环境犯罪在刑法体系中的地位、适度增加危险犯的立法模式、适用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实施更加有效的刑罚措施、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     

论网络无卡方式信用卡诈骗及其刑法规制

网络无卡方式信用卡诈骗是随着网络信用卡业务的兴起而出现的一类新型信用卡诈骗行为。这种行为由其法益侵害的严重性，与传统信用卡诈骗犯罪的可比性所决定，应当成立为一种信用卡诈骗犯罪，纳入刑法规制的范畴。但我国刑法第196条有关信用卡诈骗罪的规定并不能涵括此种行为，因此，笔者建议通过立法完善的方式，在刑法中增设相关规定，以有效地打击此类犯罪。     

浅析“犯罪预备”立法的合理性

本文主要分析了我国现行刑法中对“犯罪预备”规定的弊端,然后提出了对我国现行有关“犯 罪预备”立法的修订建议。     

论共同正犯的未遂

﹝摘要﹞共同正犯的既遂标准与单独犯的既遂标准不同。共同正犯的着手应采用“整体解决说”的观点，只要正犯中有人已经开始着手实施犯罪，共同犯罪整体即视为已经着手实行。一部分正犯已经完成了犯罪的基本构成要件的行为，另一部分正犯并未完成的情况下，依据“部分实行全部责任”的原则，应认定共同犯罪整体实现既遂，并不会出现部分正犯既遂，另一部分正犯未遂的情况。共同正犯未遂的“意志以外原因”的认定基本与单独犯未遂的情况相同，但与单独犯的未遂仍存在分别。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犯罪构成中本犯的作用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罪指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它方法掩饰隐瞒的犯罪行为。其中作为本罪前提的犯罪即本犯在本罪犯罪构成中起着非常重要作用。本犯的犯罪主体无论是正犯还是教唆犯、帮助犯都不能成为本罪主体。成立本罪并不要求本犯也必须成立犯罪,只要符合本犯犯罪构成的客观方面要件,并具有实质的违法性就够了。本犯是否受到处罚并不影响其行为的违法性,因此也不影响本罪成立。     

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判断标准研究

抢劫罪既遂标准的界定,关涉到刑法打击抢劫罪的力度和准确度,是刑法社会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在具体犯罪上的微观体现.然而其既遂和未遂的认定标准,在学理界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抢劫罪的既遂标准做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但刑法学界对该标准的合理性以及如何具体运用仍有较大争议.笔者对该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深入的研究,旨在使抢劫罪既遂与未遂判断标准更加明确.     

行政犯罪研究

行政犯罪的概念源于古罗马法中自然犯、法定犯概念,关于行政犯罪的性质在理论上有不同的观点。立足于我国立法和社会现状提出了以下观点:行政犯罪应当归属于行政法研究范畴;行政犯罪应当包括劳动教养行为、治安处罚行为及刑法中的轻微犯罪行为;行政犯罪应当承担行政刑法责任。     

共同犯罪中止问题探析

我国刑法没有对共同犯罪中止作专门的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中对共同犯罪人中止的认定一般援引单独犯罪中止的标准,即必须要求共同犯罪人在犯罪过程中有效地防止了犯罪结果的发生方能认定其中止的成立,否则即使共同犯罪人有中止行为,但未能有效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也同样不能认定其中止成立。即所谓的"部分行为,全部责任"。这种认定标准忽视了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对某些犯罪人的中止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利于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返回社会,也有违设立犯罪中止制度的初衷,不符合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针对这种不合理的现象,国内外理论界提出了新的关于共同犯罪中止的理论,国外立法也有规定。本文试图通过介绍分析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国外立法例,论证我国设立共同犯罪中止制度的必要性和具体认定标准。     

不能犯未遂的处罚问题

在我国刑法理论中,不能犯是未遂犯的一种,但是行为在什么情况下成立不能犯在理论上存在争议,并且在危险性的判断上说法不一。刑法学研究中应区分可罚的不能犯与不可罚的不能犯,对此,应借助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予以认定。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特征与条件

我国刑法对于共同犯罪中的犯罪中止问题尚未作出明确的规定。立法上的不明或空缺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容易出现定性不准的情形。在认定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时空性和有效性上,较之单独犯罪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在有效性的认定标准上,共同犯罪中犯罪中止的条件更为严格。鉴于刑法中设置中止犯是为了鼓励犯罪人迷途知返、及时退出犯罪的目的,加之共同犯罪的特殊性,建议应从立法的角度对其加以规范。在认定其有效性时,应在坚持共同犯罪原理的前提下,采取从宽的原则,以鼓励犯罪人中止犯罪。     

税收违法行为入罪的证成

针对税收违法行为动用刑法规制,是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秩序的必需.但做为一种典型的法定犯,因其行为的可责难性低于传统的自然犯,刑法的适用不能自我解释,需要进一步证成.税收违法行为带来的社会危害性是刑法介入的内在根据性,只有将税收犯罪刑事责任落到实处才能实现对税收不法行为有效的遏制和预防.     

受贿罪中"为他人谋取利益"构成要件探讨

"为他人谋取利益"不论作为受贿罪的主观要件还是作为客观要件均不妥当,它的存在无法确定"为他人谋取利益"本身的定性,且都与设立和追究受贿罪的刑法价值目标不相适应,不能有力打击国家工作人员中较为严重的这类犯罪活动。为了避免法律规定上的缺陷与漏洞,在修改和完善刑法时,取消受贿罪"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构成要件,不仅符合刑法理论和中国关于受贿罪的立法意图,也顺应了受贿犯罪立法的国际潮流并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相关规定相统一。既能增强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又便于司法适用,更有效地发挥刑法打击和预防受贿犯罪的功能。     

论危险犯的积极中止

刑法理论通说认为危险犯不存在积极中止,还有一些学者认为危险犯存在积极中止。危险犯可分为抽象的危险犯和具体的危险犯。抽象的危险犯不存在积极中止,具体的危险犯则存在积极中止。     

金融欺诈犯罪立法体系新论——以法益为视角

金融欺诈犯罪包括金融诈骗罪和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从犯罪所侵害法益(1)的属性来看,金融诈骗罪属于财产型犯罪,不应当规定在<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虚假陈述型金融欺诈犯罪属于破坏金融交易秩序的犯罪,不应当规定在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我国金融刑法应当贯彻法益标准,改造金融欺诈犯罪的立法体系,使各种犯罪实至名归.     

连累犯问题之我见

连累犯即犯罪的牵连行为。它不同于复杂的共同犯罪，也与简单犯罪有别，是一种有着特殊内涵的单独犯罪。现行刑法中连累犯的规定呈现增加的态势，实践中困扰司法人员的连累犯现象也在增加，这就要求刑法学者应对连累犯给予更多的关注。     

贷款诈骗罪的中止形态研究

犯罪中止作为故意犯罪过程中的一种未完成形态.是刑法总论部分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问题.犯罪中止的产生是近代刑法科学发展的产物,是在犯罪未遂制度出现后逐步产并发展完善的.在现代刑事立法中,犯罪中止制度已成为世界各国普遍设立的刑事制度.本文拟从贷款诈骗罪的框架下对犯罪中止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以期我国犯罪中止制度的逐步完善与发展.     

论我国单位犯罪的特征及责任的承担

我国现行1997年刑法是在1979年刑法的基础上修订的,修改后的刑法虽然规定了单位犯罪,但刑法学界对单位犯罪的诸多方面仍存在分歧。本文立足于我国单位犯罪的有关规定,对单位犯罪的概念、特征构成、处罚原则进行论述,并阐述了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惩治单位犯罪应重视和完善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