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分析了淮安市行政区划调整及其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过程,将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的影响划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引导性调整,即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引导城市的发展方向,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特征。1964年淮阴县与清江市的县市分治,1971年淮阴县政府驻地北迁王营镇,牵引了淮安主城市区近30年的南北向发展。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又引导着主城区东南向扩张与楚州城区的北向发展,并在两个城区之间形成新产业空间与生态新城,强烈地影响着城市的地域结构。二是适应性调整,即在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通过行政区划调整的手段,能够破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些结构性、体制性矛盾。2001年的"三淮一体"行政区划调整,将原淮阴县城并入主城区,不仅解决了"市县同城"问题,为城市空间扩张提供了新的增长空间,也适应了市区与县城连为一体的现实。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地域结构演变影响的作用机理主要为三个方面,即通过改变城市辖区范围,进而改变城市经济规模与发展能力影响城市地域结构,通过城市规划工具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通过城镇原来的空间格局影响城市地域结构的演变。     

珠江三角洲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研究

行政区划调整既是城市化发展的结果,也是管窥和衡量城市化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以珠三角行政区划调整为主线,从历史视角回顾了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的过程,并总结归纳出若干特征。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城市区域空间演化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单中心城市到城镇密集区,从城市密集区到城市群,从城市群到大都市区（或都市连绵区）。空间演化主要特征包括：“外引内联型”要素配置模式,自下而上的“内部膨胀型”空间演化模式,正式的行政区划调整和非正式的区域协调机制相结合的“双轨制”区域治理演化模式等。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珠三角城市区域应逐步从强调城市竞争的“行政区经济”向提倡合作的大都市区治理转变。     

行政区划调整对广州市郊区化发展的作用分析

郊区化是城市空间扩展的结果,也是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深入对郊区化的动力机制研究,对于掌握郊区化的演变规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几年我国一些大城市进行的行政区划调整是新一轮郊区化发展的重要动力机制。文章以近十年来的广州市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分析了行政区划调整对郊区化发展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基于空间场能的江苏省行政区划变迁与优化策略

基于城市能级指数、空间场能模型等方法,定量分析了1993—2013年江苏省的行政区划变迁。结果表明:1993—2013年,城市总量持续减少,地级市有所增加,县级市数量先增后减,县的数量则呈逐年减少的态势,市辖区数量则逐年递增;1993—2003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县设区为主,2003—2013年间,行政区划调整以撤市设区为主;江苏省城市空间场能变化较大,经历了前期的"极核化"和后期的"分散化"两个阶段;江苏省行政区划问题突出集中在南京—镇江(句容)、常州—镇江(丹阳)、常州—无锡(宜兴)、泰州—扬州区域。     

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评析

本文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首先,描述了政策演变的基本轨迹.根据有关经济、社会、环境的相互关系模型以及环境政策的历史发展过程,将我国环境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经济优先阶段(1978-1995年);协调兼顾阶段(1996-2005年);环境优先阶段(2006-至今).结合"两个大局"战略构想和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演变划分为三个阶段: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1978-1999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形成期(2000-2003年);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深入期(2003-至今).然后从正反两方面对政策实施的总体效果进行了分析.最后根据科学发展观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将以往政策设计的缺陷概括为:全面性不足、协调性不够、可持续性不强.     

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演进与展望

通过文献分析法,将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发展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的萌芽阶段（1978—1993）;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框架的初步形成阶段（1994—2000）;城市土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的发展阶段（2001年以来）。研究认为我国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研究逐渐从优化配置的理论过度到优化配置技术和方法,城市土地利用空间配置的综合研究欠缺,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微观研究还有待加强。今后,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研究包括城市土地空间优化配置、城市土地优化配置的外部效应、城市与区域土地利用关系等方面,应进一步加强和突破。     

常州市区行政区划体制创新

常州市近20多年来经济发展的相对滞缓,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多且复杂,常州行政区划长期的不合理设置状况,是制约常州市城市空间发展和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重要原因.文章从常州市区行政区划演变开始,分析了常州市区行政区划的现状与特点,指出常州市区U型政区结构与东西两翼分割以及常州一武进并立而导致的"一个城市,两个行政主体"格局对城市发展空间发展轴线转变以及整个常州市区发展的不利影响与后果,提出常州市区行政区划创新的方案,分析其优缺点,并就非行政区划手段提出了一些建议.     

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及其机制——以芜湖市为例

1990年代以后,我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社会结构转型的重要时期。以芜湖市为例,从城市的外延扩展以及城市内部结构重组两个方面对快速城市化时期的城市形态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归纳了芜湖城市空间结构的基本模式,并从城市经济、宏观政策、开发区建设、规划管理、地理环境与行政区划调整等6个角度对城市形态演变的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当前城市规划与建设有所借鉴。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科技人才战略与政策演变

研究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科技人才战略与政策的演变历程。按照时间段的划分,中国科技人才战略与政策可分为3个阶段:1978—1991年,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重要指导方针;1992—2001年,科技人事制度改革日益深化;2002年至目前,实施人才强国战略阶段。描述了每个阶段的背景、主要政策特点以及演变原因。     

天津市经济发展的重心空间演变及未来展望

采用经济重心模型,借助Arc GIS技术手段,以天津市各区县GDP数据为基础,计算得出2005—2015年天津市经济重心空间演变轨迹。研究结果显示天津的经济重心演变以2009—2010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先后经历了向东、西北、南及向北的转移。在结合天津的实际经济发展情况,将天津经济重心演变的原因概括为四点:一是天津市行政区划的调整;二是天津市自由贸易试验区等经济功能区的建立与发展;三是京津冀一体化发展的影响;四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最后,指出天津经济发展空间结构上存在的不均衡问题,并对天津市城市空间经济的未来发展提出建议与对策。     

基于层次分析法和断裂点模型的行政区划调整对济南城市辐射力的影响

文章以2019年1月9日国务院正式批复同意山东省调整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为切入点,选用相关数据指标,借助层次分析法和断裂点模型,建构了衡量济南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的指标体系,利用层次分析法对行政区划调整前后的济南市城市综合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测定,进一步运用断裂点模型,计算出济南市的城市辐射力并划分出其辐射覆盖范围。研究显示:济南市、莱芜市行政区划调整以后,济南市总体竞争力有所增强,经济辐射力、社会辐射力、生态辐射力与开放辐射力的范围大致重合,均是西北-东南方向较为强势。根据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提升城市辐射力的政策建议。     

基于人口规模的肯尼亚城市体系演变及空间联系

肯尼亚是非洲城市化速度较快的国家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覆盖区域。自1963年独立以来,肯尼亚的城市体系不断演变。随着中—肯投资合作的不断深入,肯尼亚的城市化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文章基于肯尼亚1969—2019年的人口普查资料和人口密度栅格数据,对肯尼亚的人口分布特征和城市体系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并对城市体系结构进行了系统的划分。结果表明：(1)肯尼亚人口分布整体呈现“西、南高,东、北低”的空间格局,近20年来,人口重心持续西移。(2)肯尼亚城市体系规模较为集中,城市首位度过高。(3)肯尼亚城市体系中的节点城市空间分布不均,北部是人口的主要流出地缺少增长极核,城市空间联系松散。(4)城市发展受交通廊道驱动作用显著,南部地区已形成了蒙巴萨—内罗毕—基苏木东西向的城市发展轴线。文章还对种族隔离制度、“城市至上”发展理念和交通基础设建设等因素对肯尼亚不同时期城市体系演变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并结合我国“一带一路”在非投资项目特点,提出了优化肯尼亚城市体系格局的建议。     

中国空间规划体系40年的变迁与改革

基于治理理论,从府际关系以及政府—市场关系两个维度展开分析,揭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空间规划体系的发展历程及总体趋向。认为中国空间规划的发展演变呈现四方面的特征:(1)从国家治理体系的相对边缘位置走向中心位置;(2)从服务单一目标转向服务多元目标;(3)其角色从不断反复走向全面重构和规范化;(4)从促进增长的工具转为实现战略引领和刚性管控的公共政策。基于历史经验以及当前改革的整体环境,指出空间规划体系的重构承载着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目标,空间规划体系不仅需要承担政府间利益与权力的制衡与协调,更要发挥对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有效干预作用。     

中国城镇集群的空间演化逻辑与制度保障体系

城镇集群是一个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由单体城市化进入区域城市化阶段的标志。城镇集群组织的发展取决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基础、产业组织、社会福利、城市化模式、城乡一体化等众多因素。城市集群的理论与对策研究对处于加速城市化阶段的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从空间组织演化的角度,通过京津冀城市集群发展和空间结构运动的案例分析认为,城市群空间组织服从点—线—面—体的结构演化特征;同时,区域产业和人口发展规划、社会公共治理、财政制度改革、公共产品供给和行政区划调整等是中国城市集群发展的政策支撑条件。     

超级大广州:大调整促进大发展

正三次行政区划调整确立了广州市以组团式位置的跨越式城市发展战略,逐步拉大广州市的城市空间架构,促使城市空间结构由单中心逐步向多中心、多组团、开放式、网络型的城市空间发展模式演变。区划调整: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需要     

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更的过程及作用--兼论中国未来行政区划改革走向

1979年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频繁,突出表现在城市化地区和“市”建制的设置上,变化的原因多出于经济方面,出于政府主导型的城市化进程的需要。总的来看,这一时期行政区划的调整对浙江省经济、社会和政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对城市化进程的推进,都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其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文章在全面梳理1979年以来浙江省行政区划调整变化过程的基础上,分析其起到的作用及其局限;并对中国未来的行政区划走向进行分析,提出一些改革的政策建议。认为：应从上层和基层、宏观和微观、长远和近期诸方面同时推进,一方面积极推进国家整体的行政区划改革,在时机成熟时修改宪法、法律,确立符合国情和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有利于建设民主政治和市民社会的行政区划体系和政府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在不与现行法规冲突的情况下,关注小城镇行政区划体制的创新和城市、乡村基层(准)政区即城市社区、乡村社区的建设及居民、村民自治的推进。     

中国城市经济—社会—环境耦合协调的时空格局

城市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于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具有关键性作用,而经济、社会和环境协调发展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中国285个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经济—社会—环境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体系,测算城市三系统耦合协调度,分析城市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耦合的时空演变规律,并利用区位商分析城市主导行业,进而阐述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来看,城市协调发展程度及各子系统发展程度呈现不断提高趋势;城市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从"东高西低"到勉强均衡演变;城市三系统滞后问题有所缓解;从主导行业看,不同协调类型城市主导行业差距较大,而区域发展战略、集聚经济与环境规制也是中国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演变的动力机制——以广州市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的进程中,作为城市化前沿地带,大城市边缘区人居环境系统的演变受诸多因素的影响,探讨其动力机制可以为人居环境优化调控提供理论依据.以广州市为例,从不同角度将人居环境演变动力划分为三类,宏观层面的动力(城市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科学技术发展、市场体制的确立);政府层面的驱动力(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住房制度改革、城镇发展政策、城市空间重构、产业结构调整、行政区划调整、大型项目投资);城市内部不同地域相互作用力(核心区推力、乡村推力、边缘区自身吸引力),并构建了综合动力机制的概念模型.     

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简史

回顾了《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史》写作的缘起,总结了学科史的特征、结构和内容,划分了世界和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的发展阶段。世界风景园林学学科的发展可划分为5个阶段：造园阶段(1828年以前)、孕育和创立阶段(1828—1900年)、现代主义运动阶段(1900年—1960s)、生态运动阶段(1960s—1980s)、多元发展阶段(1980s—)。与此相对,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的发展也可分为5个阶段：中国风景园林知行传统(1912年以前)、孕育和萌芽(1912—1949年)、创立和艰辛曲折发展(1949—1978年)、蓬勃发展(1978—2011年)、全面规范发展(2011年以后)。重点阐述了中国风景园林学学科不同发展阶段的外部条件和内生动力,总结归纳了各阶段的主要特征和内容。     

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群空间分形特征的变化研究——以长江三角洲为例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群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因而对区域的城镇体系和经济体系乃至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以长江三角洲为研究区域,采用国家基础地理信息系统提供的县级以上境界面状数据,使用ArcGIS软件,通过ArcMap ArcToolbox中的自带工具、ArcMap VBA和Google Maps API编程计算长三角城市群2000—2009年的城市群分形维数,分析研究期内行政区划调整对城市群空间分布的向心性、均衡性和相关性的影响。2000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县级以上的行政区划调整变更主要包括市辖区内部调整和外部扩展,上海和南京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因此不断增强,而杭州市的影响相对削弱;与此同时,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分布逐渐趋向均衡;此外,交通网络一体化增强了长三角城市群的空间联系与作用,推动了长三角的整体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