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服务业集聚效应实证分析

服务业的集聚特征非常明显,这种特点对各地服务业的生产效率和规模带来一定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城市面板数据模型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集聚对其生产率的提升有明显推动作用,同时服务行业的资本劳动比率对其生产率也显著起到正向影响作用;不同层次的教育水平对服务行业的生产率的影响方向不同,且教育水平对生产率的影响在逐步减弱。本文还发现集聚弹性所反映出来的各服务行业集聚水平变化对服务业增长产生的影响不同,大多数服务行业的集聚能促进服务业规模的增长,但有3个行业的集聚反而会对服务业发展不利;服务业集聚弹性在不同地区是有差别的,中部地区最为明显,东部次之,西部地区的集聚效应最小。     

现代服务业集聚效应分析

现代服务业是与现代技术变革、产业分工深化相伴随而发展起来的新型服务业,核心是生产者服务业。现代服务业具有知识和人力资本密集的特征,并在大型城市集聚,其发展对制度环境的依赖很强。我国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较低,存在明显的行业进入壁垒,市场秩序混乱,当前的关键是抓住有利于现代服务业发展的历史契机,合理引导现代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聚,有利于提高产业的素质促进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     

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区位商对珠三角九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了实证研究。实证研究表明,珠三角生产性服务业整体集聚水平高,但是区域分布不均衡,生产性服务业在各城市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此外,珠三角产业升级已经具备内部基础和外部条件,承接与集聚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功能需求日益迫切,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能进一步提高珠三角产业升级的步伐和区域竞争力。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集聚视角下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和绿色发展的环境诉求,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供给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角度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结构突变效应,并鉴于内部细分行业集聚特征展开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在不同集聚视角下,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就全国层面,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表现出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就行业层面,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金融业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行业。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水平及效应——来自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经验证据

构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指数,基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面板数据,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并实证检验两者协同集聚的演进关系及其各类效应。结果显示:东部沿海地区各省市的产业协同集聚水平差异较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制造业集聚本身都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征,同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制造业集聚对彼此都会形成一定的阻力作用,滞后一期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会对当期制造业集聚产生一定的促进作用;两者协同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专业化水平及产业优化升级有正向促进作用,但对技术创新的作用尚不明显。据此,提出有效促进产业协同集聚的相关政策建议。     

基于行业集中度的我国现代服务业集聚定量分析

本文基于行业集中度和中国统计年鉴2005-2010年各地区按行业分职工人数的统计数据,选取七个代表性的现代服务业,进行计算和分析,得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及科研、综合技术服务业的产业集聚程度高,集聚优势明显,而金融业、教育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的产业集聚程度低。并通过建立现代服务业集中度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回归模型,得出现代服务业集聚程度和经济增长高度正相关,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EG指数公式测算了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随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但消费性服务业FDI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FDI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的区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我国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FDI区位选择的六大影响因素建立模型,基于我国东部区域、中西部区域共14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素质人力资本供给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东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信息化水平和产业集聚因素对中西部区域吸引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有显著影响。为促进知识密集型服务业FDI的进入,东部区域应加快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并培养更多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后备人才;中西部区域应加快完善基础设施和努力提高信息化水平,并提升经济发展水平。     

外资进入、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工资差距——基于调节机制和微观企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重新测度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指标基础上,本文利用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服务业企业数据与相关城市变量,深入考察了服务业集聚对外资进入影响不同地区、不同行业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水平的提升总体上有利于缩小企业工资差距,通过调节变量回归分析也证实了二者的调节机制同样会缩小工资差距,且服务业集聚会调节外资进入的负向工资溢出效应;无论是高EG地区还是低EG地区,外资进入和服务业集聚对工资差距均呈现负效应,且其对缩小低EG地区工资差距的调节效应比高EG地区更为明显;生产性服务业和公共性服务业的外资进入与集聚对工资差距的影响与上述结果一致,其对缩小公共性服务业工资差距的调节效应明显强于生产性服务业,但对消费性服务业的影响并不显著。     

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态效率影响的空间效应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探讨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对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赫芬达尔指数和超效率SBM模型分别测度西北地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和农业生态效率，并借助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和多样化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2005-2020年，西北地区农业生态效率的莫兰值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且呈现“高—高”集聚和“低—低”集聚的格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既对本地区农业生态效率具有促进作用，也通过空间关联对其邻近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产生正向溢出效应；而多样化集聚对农业生态效率具有抑制作用，且对其邻近地区农业生态效率产生负向溢出效应。据此，应结合产业发展的现实诉求，立足不同区域的阶段特征，制定差异化的产业集聚政策。     

能源化工产业集聚水平实证研究--基于E-G指数的视角

本文采用E-G指数,从产业空间、时间和地理空间等维度测度中国2005-2012年能源化工产业集聚状况。在产业内部,上游行业集聚水平非常高,中游和下游行业集聚现象不明显;在时间上,能源化工产业集聚水平在全国范围内呈缓慢上升趋势;在空间分布上,西部地区上游行业集聚程度非常高,部分行业在东部、中部和东北呈现集聚现象,但并没有显现一定的规律。     

中国城市规模效率的实证分析:1990-2001年

本文利用卡里诺模型和1990-2001年期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横截面数据分析全国222个城市的城市聚集经济以及城市规模效率,并分析东中西部地区不同城市规模的城市化经济程度差异.本文发现,目前中国城市规模效率不一样,尤其是传统工业大城市的城市化经济并不明显,而新兴工业城市的城市化经济较明显.本文还发现特大城市和超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并不明显,而大中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明显.并且,东部地区小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中部地区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西部地区特大城市的城市规模效率较高.     

Service Activities’ Urban Hierarchy and Cumulative Growth

It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evident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a cumulative process, and spatially uneven business services now play the strongest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They do it mainly by locating in large cities, where they are attracted by both the concentration of demand and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with other services. However, large cities are not the only place where business services locate. They are also present across all levels of the urban hierarchy, which they change through their networking functions, their multiplant organisation or their market strategy. The interest in monitoring the role played by business services in the changing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makes conceptual and empirical difficulties in the measurement of service activities all the more challenging.     

集聚效应对中国城市服务业发展差异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从外部经济、知识溢出和社会资本等角度分析了企业集聚、经济集聚状况、城市地理位置与城市服务业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分层线性模型(HML)检验了集聚效应对服务业差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经济集聚程度对服务业生产效率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城市区位也对服务业生产效率产生显著影响。东部地区城市比中部或西部地区城市的服务业生产效率高,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推动力强;中部和西部具有同质性,二者对服务业效率的影响没有显著差别。     

长三角区域创新资源空间集聚特征和共享机制研究

本研究首先分析了长三角区域27个城市的科技创新资源集聚情况。其次,以R&D经费/GDP、R&D人员数、发明专利授权数为变量,利用区位熵指数测算了长三角地区27个城市的科技创新集聚程度。在此基础上,对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资源的共享现状、共享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科技创新资源主要集聚在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四个省会城市,以省会城市为中心带动了周边城市科技创新资源的集聚,呈现一定的空间相关性,但在由量向质以及区域协同集聚上仍需进一步努力。长三角科技创新资源共享初具规模效应,科技创新成本有所降低,但共享边界还有待进一步拓宽,完善创新资源共享激励与考核机制、以市场为主导,以法制为保障,加强共享理念宣传,多种渠道推进长三角区域创新资源共享。     

文献综述：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动因、模式与演化

20世纪70年代起,国外学者在制造业产业集群基础上开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问题,认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制度与环境和区位选择是影响集聚的主要动因。随着信息通讯技术普遍运用及知识密集程度提高,生产性服务业不仅对整个产业链的融合程度和产业关联效应显著增加,且降低对地理区位的要求,在传统集聚模式基础上不断涌现出虚拟、生态和链群等创新集聚模式。本文针对现有关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机理、影响因素、集聚模式和演化动力机制的研究进行梳理和简单评述。     

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计算了2003年-2010年江苏地区生产性服务业的区位商值,构建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并运用stata 11.0软件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第三产业结构、人力资源以及交通基础设施这几个因素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集聚有明显推动效应,政府规模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明显的"挤出"效应,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工业产值、城市规模、通讯技术等指标对江苏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没有明显影响。     

就业吸纳、产业集聚与生产者服务业发展

本文根据新经济地理学、产业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理论体系和现有文献成果,将区域地位、市场规模、人力资本、信息技术及制度环境等纳入到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吸纳、聚集发展等影响因素的分析框架中,对全国23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生产者服务业就业吸纳、聚集发展进行定量研究,并对影响因素和机制进行了阐释。     

The effect of clusters on the survival and performance of new firms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literatures on entrepreneurship and economic geography by investigating the effects of clusters on the survival and performance of new entrepreneurial firms where clusters are defined as regional agglomerations of related industries. We analyze firm-level data for all 4,397 Swedish firms started in the telecom and consumer electronics, financial service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edical equipment, and pharmaceuticals and pharmaceutical sectors from 1993 to 2002. We find that that firms located in strong clusters create more jobs, higher tax payments, and higher wages to employees. These effects are consistent for absolute agglomeration measures (firm or employee counts), but weaker for relative agglomeration measures (location quotients). The strengths of the effects are found to vary depending on which geographical aggregation level is chosen for the agglomeration meas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