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价值与制度创新：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的家庭政策构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对婚姻家庭的社会管理属于对社会基础部位的建构,本文根据我国国情,特别是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组合的现状,结合西方国家福利制度的危机经验教训,分析新形势下,婚姻家庭新问题及提出完备的家庭社会管理体制。     

试论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婚姻法律制度之异同

在婚姻家庭法律制度方面,中国内地与香港地区虽有相同之处,但由于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所属法律体系不同,两地立法存在着众多差异.本文拟就内地与香港婚姻家庭法立法的历史背景、结婚条件、婚姻效力及离婚制度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以期为进一步完善两地的婚姻家庭法提供一些参考.     

浅谈现代婚姻立法中的纲常残影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时代的镜子。婚姻家庭的历史,实际上是一个社会、一个时代的缩影。而用于记载婚姻家庭制度变迁的便是婚姻法。婚姻法即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对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涉及到男女老少、方方面面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除了婚姻法,没有哪一部法律的修改和催生会如此万众瞩目和众说纷纭,这不仅是因为婚姻法与每个公民的基本人权和千家万户的生存质量有关,还在于婚姻法是一个时代变迁和社会文化转型的晴雨表。即使在当今社会,封建纲常礼教的枷锁也未从女性的身上彻底脱去,在婚姻之中,女性的权利仍未得到合理有效的保障。而在我国现有的婚姻立法制度之中,妇女权益的保证也未得到充分体现。现如今,我国的婚姻立法,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     

恩格斯婚姻家庭观

恩格斯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对于婚姻家庭的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婚姻家庭的历史发展上,恩格斯认为婚姻家庭是历史发展的,具有连续性;在婚姻家庭的道德层面上,恩格斯认为人们在研究婚姻家庭时,要一分为二的看待不同时期、社会、地区的婚姻爱情观念和制度,认为婚姻家庭应该是合乎道德的,同时对资产阶级婚姻家庭进行了批判;在婚姻家庭的未来发展上,他对共产主义社会婚姻家庭也提出了自己的设想,形成了自己的婚姻家庭观。     

制度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

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凸显了制度的重要性,制度既具有规范功能,也蕴含着特定的价值理念,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求以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协调人与人的关系。制度限定、规范着人的活动、塑造着人的个性,构成人发展的现实空间,协调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制度存在着相互影响相互建构的关系,人的发展需要变革不合理的制度体系。针对封建人治文化的负面影响和资本逻辑对人的价值的忽视,制度建设要重视对人的自由、权利的保障,以法治、人本、公正作为制度建设的价值导向,以合理公正的制度促进人的发展。     

建构规范的民族区域自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公共政策分析

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是中国的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之一。规范的民族区域自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实现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实质性公共政策基础。本文论述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设过程中，建构规范的民族区域自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政治伦理、公共行政职能、市场经济价值，以及民族区域自治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基本内容。     

我国《婚姻法》探望权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问题探析

我国《婚姻法》第38条规定了探望权法律制度,这是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进步,但是探望权在设计上仍有缺陷,本文对探望权与儿童利益最大化实现的问题进行了5探析,并提出了完善探望权法律制度的建议.     

和谐社会：制度与信任机制分析

信任在制度建设上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制度的高层到底层都渗透着信任的作用,宏观上,社会整体制度对其他层次的制度信任产生重大影响;中观上,社会部门的失范影响着人们的信任;微观上,制度建构来源于信任的社会功用。社会制度和人们的信任间存在着相互的作用,信任有利于良好制度的建构,制度的建构又有利于增强人们对制度的信任,和谐社会需要寻求制度的良性发展和人们对制度的信任。     

浅析我国夫妻财产的分割问题

在现代社会,婚姻家庭关系呈现多元化、复杂化趋势。婚姻家庭关系的变化,给家庭财产的分割带来了困难。我国新出台的有关法律规定,为夫妻间婚前财产和婚后财产的分割提供了法律依据。     

国企高管薪酬管制的有效性:一个理论分析

薪酬管制是中国经济转轨时期国企改革的一个特殊的制度背景,薪酬管制的有效性需要一个规范研究的理论解释。通过推演企业高管效用与企业支付之间的均衡模型,研究高管薪酬管制与外生监督力变化强度共同作用下的有效性,结果发现:薪酬管制的效果表现为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以及基于替代的企业业绩变化,而且薪酬管制的综合效果因监督力变化方向和强度的差异而不同;如果实施薪酬管制并忽视或减弱了监督力,那么高管控制权收益的增长和企业业绩的下降幅度都是最大的,从而解释了薪酬管制如何通过替代性传导机制导致高管腐败频发的现象。研究结果表明,薪酬管制与高管腐败和企业业绩下降是否是一种必然的因果关系,取决于监督力的变化方向和强度。     

民国初期中国妇女解放及现代化发展——从妇女教育和婚姻家庭的嬗变出发

清末民初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结构性的变化。从清末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推翻封建王朝的专制统治,及至民国建立和初步发展,中国妇女的生活也随之嬗变。在整体社会变革过程中,妇女由被动影响因素,渐渐转而成为影响变革之因素。这其中的改变和进展需要厘清,以析其内在规律。由妇女教育及婚姻家庭的嬗变出发,分别建构出民初以来妇女在社会层面和家庭生活层面逐步有所解放的格局。     

税务代理制度建构与税收通则法条文设计

税务代理涉及纳税主体权利保护、征税主体的行政效率以及一国税制的有效运行和完善,我国《税收基本法（税收通则法）》应该对其加以规范,学者对此也有不同建言。文章通过对税务代理制度建构的法理分析,对照典型国家税务代理立法例,分析了我国现有税务代理制度运行中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完善我国税务代理制度的建议,并拟订了《税收基本法（税收通则法）》有关税务代理的具体条款。     

民营企业的制度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一个制度建构过程。民营企业作为一种独特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具有特定制度和规范的，它是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现代经济制度的混合物，总体上依然属于传统制度的范畴。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制度。从传统制度转向现代企业制度就是一次制度创新。[编者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浅析

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研究论述中,我们可以总结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观包括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爱情观、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观、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权利义务观和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生育观这四个方面。他们从这四个方面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婚姻家庭的深刻见解,为我们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提供了正确的理论资源。     

礼治秩序:中国本土组织的控制机制及其人文特质

组织中的机械思维及程序化生活侵蚀人的精神安宁,如何避免这种现象是诸多经典组织理论探讨的核心命题之一。在中国传统社会,儒家建构的礼治秩序将道家无为而治的管理理想落实在社会组织与控制的生活实践之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特殊的组织控制机制。它的形成和控制过程是一种自组织机制,伦理、情感及价值观等组织文化因素及其规范下的非正式规则起到基础性的作用,从而凸显出人的价值及其自主作用,礼治秩序这种人文特质具有科学管理模式所不能代替的独特价值。     

论我国登记离婚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我国登记离婚制度保障离婚自由,手续简单,方便快捷,但同时其又过分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显得自由有余、限制不足,促使草率离婚、假离婚现象频发,使未成年子女利益受到侵害.针对这些问题,有必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登记离婚制度,以更好地保护未成年子女利益,维护婚姻家庭稳定,促进社会和谐.     

三力攻心，人企共进——胜利油田东胜公司企业文化建设的实践与思考

东胜文化建构模式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三力攻心,人企共进,即,坚持人企共进的定位和方向,依靠文化体系的源动力,制度体系的策动力,战略体系的牵动力,渗透员工心灵,支配员工行为。依靠这样的企业文化,东胜公司正在日渐成为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抗风险能力和较高文化品位的优秀石油公司。     

民初妇女婚姻家庭地位之嬗变

妇女的婚姻法律地位,关系着人类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是衡量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民初随着资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和封建帝制的垮台,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风气诸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动。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化相适应,妇女的婚姻家庭地位也发生了新的变化。民初妇女不仅具有一定程度的婚姻自主权,而且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有所提高,离婚与再嫁也相对自由。婚姻家庭地位的变化,表明民初妇女整体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接待费管理与报销制度改革研究

公务接待在公务活动中不可避免,是行政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长期以来,在不少地方与部门,公务接待已经明显超出了"合理"界限,违规和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受到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如何有效治理公款吃喝,遏制舌尖上的浪费,最关键问题还是制度要给力。最近几年,要求公开"三公"经费的呼声日益强烈,规范党政机关公务接待刻不容缓,2013年12月,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出台,这一顶层设计引发又一次关注和思考。文章认为做好接待管理与报销,规范事前审批、事中规范、事后监督问责接待管理工作的全流程,不能只照搬顶层框架,必须建立和完善各单位底层的接待制度,解决制度本身的问题,走精细化、可操作的路径。     

企业文化与制度文化

现代社会,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表现为企业文化力之间的竞争。企业文化力来源于企业文化与制度的相互结合与互动作用。由于制度文化在中国文化中的缺失,制度文化建设对中国企业更加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