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松生育管控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全面二孩政策的经验证据

伴随全面三孩政策的落地,中国越来越致力于促进生育,那表征为放松生育管控的生育政策调整会对中国劳动市场,尤其是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产生何种影响呢？这关乎生育配套政策的制定。为识别放松生育管控对中国已婚个体劳动供给的影响,全面二孩政策提供了一个准自然实验的机会。本文基于2014、2016、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微观数据,运用双重差分（DID）方法 ,考察了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的影响。结果表明,在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的第一年,全面二孩政策显著降低了已婚个体的劳动供给,大体上,在一个孩子的基础上,再多生育一个孩子,参与劳动的概率下降了9.3%。这一方面源于在缺乏社会和家庭照料下,生育对父母照料的刚性需求不可替代,另一方面源于生育带来了人力资本损耗下的工资率下降,进一步阻碍个人就业。进一步分析发现,首先,女性、农村户口群体、20-35岁年轻群体、家庭收入较低群体因为生育政策的放松,其参与劳动的概率更低;其次,全面二孩政策也降低个体的劳动时间,即在生育一孩的基础上,再生育二孩,个人周工作时间平均下降3.787小时;最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全面二孩政策对劳动供给无显著影响,这也意味着当前生...     

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Logistic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青岛市抽样调查数据,通过logistic模型对影响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重点研究了养老金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本文的结论是:第一,我国目前养老金覆盖率低的现状,导致有养老金的劳动者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供给,这与养老金同劳动力供给成反向变动的理论假设相违背;第二,实证结果表明,养老金、年龄、性别、技术证书、教育程度对老年劳动者劳动供给行为影响显著。     

收入不确定与生育意愿 ——基于阶层流动的调节效应

本文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采用Logit回归模型检验了收入不确定、阶层流动与生育意愿的关系。结果显示：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了二孩生育意愿;与高收入阶层相比,低收入家庭脆弱性更大,收入不确定显著抑制其生育意愿;暂时性收入波动对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更明显,但并未降低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失业率显著降低了女性二孩生育意愿,却并未降低男性二孩生育意愿;社会阶层流动增加了二孩生育意愿,并显著降低了收入不确定对二孩生育的不利影响。     

“溢出效应”还是“挤出效应”？——与父母同住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工具变量方法,考察与父母同住的家庭结构对女性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同住父母通过协助料理家务与提供隔代照料等方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溢出效应”,而为同住父母提供照料帮助则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挤出效应”,两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显示“溢出效应”占优,即与父母同住对女性的劳动供给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进一步的研究结果表明,托幼机构等幼教资源的可获得性会显著降低女性对多代同堂的依赖,但养老院等养老资源的可获得性对多代同堂的家庭结构没有显著影响。     

妇女福利政策对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全国十地区城市育龄女性的调查

基于妇女福利的视角,通过对生育福利,劳动就业保障,福利设施和福利服务以及儿童福利等现有妇女福利政策进行梳理,对影响二孩生育意愿的因素进行问卷和访谈调查,得到以下结论:生育津贴和产假、求职中的性别偏见、女职工特殊劳动保护、妇幼保健医疗水平、儿童照料和学前教育是阻碍城市女性二孩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最后提出扩大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增加在妇女福利设施和服务上的投入,促进家庭养育成本社会化等政策建议.     

城镇养老保险对城镇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反事实估计

文章基于CHIP数据,利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析了我国城镇养老保险制度对城镇劳动年龄群体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及其异质性问题.结果 发现,参保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以替代效应为主,会降低我国城镇劳动群体的劳动供给时间,但影响程度有限,且城镇养老保险的劳动供给效应表现出中部大于东部大于西部以及女性大于男性的特征.     

父职参与和生育意愿

提高生育意愿和生育率是中国人口发展面临的现实和重大问题。不同于关注外部因素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8年数据,聚焦家庭内部,实证研究了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父职参与能够显著提高生育意愿,该结论在克服内生性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在性别之间差异不大,但对不同世代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别。提高自身生活满意度和对配偶承担家务的满意度,以及减轻“母职惩罚”在女性收入和职位晋升上的不利影响,是父职参与影响生育意愿的重要途径。进一步分析表明,父职参与在显著减少男性工作时长的同时,也显著增加了女性工作时长,但对总体工作时长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父职参与不是简单的“看护者替代”,相较其他看护方式,父职参与对生育意愿的正向效应更加明显。因此,围绕提高育儿过程中的父职参与水平制定相关政策有助于提高生育意愿。     

全面二孩政策下如何应对女性就业歧视

“全面二孩”政策出台后,未来不仅能优化人口结构、增加劳动力供给,还能减缓人口老龄化压力,但是眼下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对女性就业的歧视也会明显的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如何应对企业对女性就业歧视是全面二孩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需要从法律和社会的角度考虑,政府在公共政策上进行正确与明智的引导,增加“父育假”,平衡男女员工的生育成本,渗透男性在家庭中的育儿责任,法律也应向育龄女性照顾和倾斜.     

失去与补偿：数字普惠金融对母亲劳动损失的缓解作用

典型的中国家庭分工中母亲通常较多地承担照料子女的责任,尤其在子女升学前,母亲往往会加大时间、精力的投入,因此可能不得不承受一定的劳动损失。本文从就业概率和劳动时间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论证和检验。实证结果表明,子女升学压力会使母亲的就业概率降低4.47%、周工作时间减少3.26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子女升学压力给母亲带来的劳动损失。进一步分析表明,母亲劳动损失主要发生在子女中、高考阶段,数字普惠显著地缓解了子女面临中、高考阶段压力时母亲的劳动损失,即中年女性群体能获得更多的补偿。本文补充了对隐性家庭教育投资的研究,验证了数字普惠对女性群体的惠及作用,从而为数字普惠金融和女性劳动供给决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     

劳动供给对城市空气污染敏感吗？——基于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在构建空气质量与劳动供给之间相互影响的局部均衡模型基础上,利用2012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和工具变量法,实证检验城市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劳动供给时间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外部冲击的城市空气污染对于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存在显著的抑制效应,城市空气污染程度平均每上升1%,城市就业流动人口的劳动供给时间将减少0.011~0.019天/周。子样本检验结果发现,上述抑制作用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和性别差异,女性和城市间流动人口对于城市空气污染的敏感性更高,男性和乡城间流动人口因为空气污染程度加剧而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相对较小。上述结论表明在评估环境规制政策效果时应重视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对于劳动力市场的正向溢出效应,以及对于不同户籍性质和不同性别流动人口的影响差异。     

"全面二孩"政策对企业女性员工职业发展的影响

我国"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给所有有再次生育意愿的家庭提供了二次生育的机会,但与之相对应的是女性孕育期与职业中断期的增长,不可避免地会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影响。本文以济南市企业女性员工为例,通过抽样调查与个案访谈的方式来探讨"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给企业女性员工带来的晋升、就业、自我提升等职业发展上的影响,尤其是因"全面二孩"政策所带来的职业上的困境,进而从国家、企业、个人角度出发对此困境提出对策建议。     

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

本文从家庭收入的角度对女性劳动参与率进行研究，并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2016年数据，实证检验配偶收入对女性劳动参与的影响。研究表明，配偶收入与女性劳动参与之间存在倒U形曲线关系，即配偶收入增加1%，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增加1.7%，且当配偶收入达到当地人均收入9.88倍或人均支出11.58倍时，随着配偶收入的增加，“收入效应”会导致女性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区分低、中、高配偶收入组发现，随着配偶收入的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会经历先快速上升之后缓慢上升再到影响不显著。进一步地，配偶收入的提高对低技能、家中有1个子女、无学龄前子女以及农村女性的劳动参与均有显著影响。     

儿子、房子与老子——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

老年人“无休止劳动”或“过度劳动参与”都会对老年人的福利产生不利影响。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1年、2013年和2015年三期调查数据，探究有未婚子女、房价与老年人劳动参与的关系，从家庭代际关系视角，解释了中国老年人“无休止劳动”背后的原因。研究发现：有未婚成年子女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存在“婚姻效应”，会显著增加老年人劳动参与约3.3%~4.9%；且会通过房价对老年人的劳动参与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尤其会增加有未婚儿子农村老年人的劳动参与；还会显著增加家庭的购（建）房概率和因购（建）房而产生的家庭债务。在中国家庭代际文化背景下，子女“为结婚而买房”的社会现实很可能损害老年人的福利，政府应努力实现年轻人“住有所居”的梦想，保障老年人的福利权益。     

房价对城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影响的时空差异

采用2015年和2017年CGSS数据,探讨房价对城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影响,并从时空两个视角深入考察二者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对于全样本,房价对城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采用土地出让价格作为工具变量、替换CLDS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依然稳健。从影响机制来看,房价上涨对无房家庭生育意愿体现为单一且显著的挤出效应,对有房家庭同时产生挤出效应和财富效应,但挤出效应占据主导。(2)从时间趋势来看,随着房价的上升,房价对全样本城镇居民二孩生育意愿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增强。具体机制而言,2017年房价对无房家庭分样本的挤出效应小于2015年,表明“全面二孩”政策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高房价的挤出效应;2017年房价对有房家庭分样本的财富效应也小于2015年,可能与2017年来一系列严格的房地产调控政策相关。(3)从空间差异来看,房价上涨对东部地区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表现为显著的预算约束,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为负但不显著,对西部地区居民则更多体现为财富支持。具体机制而言,对于无房家庭,仅东部地区房价对其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中、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对于有房家庭,东、中部地区均存在挤出效应和财...     

数字经济能够缓解中国劳动供给紧张吗？

利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151个城市数据的匹配数据,考察数字经济对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劳动供给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缓解中国劳动供给紧张,而劳动者数字素养的提升是数字经济缓解劳动供给紧张的重要原因。异质性分析进一步发现,数字经济对女性、“新生代”“高技能”和农村劳动力劳动供给紧张的缓解效应更大。据此,应将数字经济发展纳入劳动潜能激发的政策设计中,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实施差异化的数字就业策略。     

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居民生育意愿研究——以江苏地区为例的实证分析

随着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居民对于二孩生育的意愿和行动逐渐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文章用抽样调查的方式抽取了360个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强;年龄越大,居民的二孩生育意愿越低;文化程度、收入水平越高,时间精力越多,居民二孩生育意愿越强。政府应该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对女性的就业歧视,为二孩政策的落实做好经济、制度及社会保障。     

网络结构和公共物品自愿供给：一项实验研究

现实中大多数公共物品的非排他性都受到限制,但在公共物品自愿供给实验研究文献中对此种情况研究较少。本文在经典公共物品自愿供给模型基础上,将社会网络这一因素纳入到模型中,使公共物品消费的非排他性由网络连接所决定,并采用实验经济学方法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行为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证实,社会网络结构的差异会显著影响个体自愿供给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对称正则网络中,个体自愿供给与网络密度负相关但不受聚类系数的影响,网络的正则性对个体极端行为的出现概率产生显著影响。这些结论支持了社会网络对公共物品自愿供给行为存在影响。     

“再生育门诊”潮起

医院开设"再生育门诊",不仅为高龄产妇提供更方便的精准服务对医院的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也是一种提升。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激发了很多人对于再生育的渴望。公众普遍认为,"全面二孩"政策的正式实施,直接受益人群为70后家庭,即年龄在35~45岁的人群。但值得关注的是,这部分有再生育意愿的人群多属于高龄待产女性,存在更大的生育风险,尤其是第     

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影响

参照贝克尔的时间分配理论和海克曼的生命周期理论,运用动态世代交叠均衡模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劳动供给和人力资本投资时间分配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人口老龄化对生产能力的间接影响。结果显示：在短期内,人口老龄化会导致人力资本投资时间的增加和劳动供给的减少,进而引发社会生产能力的下降,增加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在长期内,人口老龄化使得年轻人能够为社会提供更多的熟练劳动力,进而提高了社会劳动生产率,降低了人口老龄化的经济成本。     

“全面二孩”政策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PSM-DID的实证研究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会通过人口结构的改变,对居民消费意愿和消费结构产生影响。基于经典的消费需求理论,利用2014年和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双重差分法（DID）和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检验“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前后,家庭消费倾向及其消费结构是否发生显著改变。研究发现：一方面,“全面二孩”政策并未显著提升或抑制家庭消费倾向。另一方面,政策的调整促进了家庭消费结构升级,尤其对城镇家庭消费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其中生存型消费占比下降,发展型消费占比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