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金融兴盛的制度供求分析——以上海钱庄为例

本文运用新制度经济学供求理论分析,指出上海钱庄兴盛的原因是:在需求诱致型金融制度环境中,由旅沪宁绍帮为主的商帮作为初级行动团体,上海钱业公会作为次级行动团体,二者共同进行适应商业习惯制度创新的结果。     

《组织、市场与国家——近代天津钱业公会与经济秩序建构》出版

正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的《组织、市场与国家———近代天津钱业公会与经济秩序建构》即将面世。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天津钱业组织的专著,共分为九章,主要以承载着某种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明清行业治理的历史实践为研究起点,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重构作为叙述背景,展现了以天津钱业公会为代表的转型中的传统行业组织在构建自治性组织逻辑和治理框架的同时,如何实现市场对行业秩序的诉求,以及对国家基层经济     

《组织、市场与国家——近代天津钱业公会与经济秩序建构》出版

正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孙睿博士撰写的《组织、市场与国家——近代天津钱业公会与经济秩序建构》2017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是第一部系统研究天津钱业组织的专著,共分为九章。主要以承载着某种社会和文化意义的明清行业治理的历史实践为研究起点,将近代国家与社会的重构为叙述背景,展现了以天津钱业公会为代表的传统行业组织在转型中构建自治性组织逻辑和治理框架的同时,如何实现市场对行业秩     

市场力量与行业组织：对近代天津钱业清算习惯的研究

商业习惯是近代市场秩序构建中的重要一环。在近代,行业组织成为商业习惯的重要依托。在天津钱业清算习惯"川换拨码"的历史变迁中,市场力量与行业组织的关系互相交错。钱业使用川换拨码最初是为了活跃市场。随着交易的扩大,习惯的约束力与交易发展出现矛盾。该习惯所衍生的川换债务优先偿付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这种优先权主要靠钱业同人自觉遵守,公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担保作用。但即使通行已久,政府也不会轻易认可川换债务优先权具有类似法律的普遍性效力。公会也意识到清算工具承担短期信用功能是核心的矛盾和问题,但却无法克服行业利益的保守性,未能主动推动习惯改良。直到市面清算凝滞,才由银行业公会主动提出组建公库,川换清算习惯遂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市场力量成为推动习惯改良的重要动力,也成为公会突破自身保守性的外在约束。     

市场力量与行业组织:对近代天津钱业清算习惯的研究

商业习惯是近代市场秩序构建中的重要一环。在近代,行业组织成为商业习惯的重要依托。在天津钱业清算习惯"川换拨码"的历史变迁中,市场力量与行业组织的关系互相交错。钱业使用川换拨码最初是为了活跃市场。随着交易的扩大,习惯的约束力与交易发展出现矛盾。该习惯所衍生的川换债务优先偿付成为最具争议的问题。这种优先权主要靠钱业同人自觉遵守,公会在其中起着重要的中介担保作用。但即使通行已久,政府也不会轻易认可川换债务优先权具有类似法律的普遍性效力。公会也意识到清算工具承担短期信用功能是核心的矛盾和问题,但却无法克服行业利益的保守性,未能主动推动习惯改良。直到市面清算凝滞,才由银行业公会主动提出组建公库,川换清算习惯遂退出历史舞台。可见,市场力量成为推动习惯改良的重要动力,也成为公会突破自身保守性的外在约束。     

近代天津拨码制度研究

拨码制度是近代天津具有地方特色的转账结算与信用票据制度，光绪初年开始通行于天津钱业。拨码制度建立在天津钱业的“川换”和“靠家”关系基础上，在由津帮大银号和钱业公会构建的支付协同体内运行。拨码具有转账支付、债务清结、同业拆借、短期借贷和票据清算等多种功能，其功能和特征处于动态演变之中。拨码制度是天津钱业赖以生存的基础，银号在便利账目清算的同时，借以扩张信用和提升资金筹集能力。庚子事变后天津爆发的“贴水风潮”实际是由拨码贬值引发，拨码制度经历短暂废止后得以恢复，但整体由盛转衰。志成银号倒闭拖欠拨码债务严重损害了拨码信用，伪拨码则进一步加深了拨码信用危机。拨码余额的清算经历了现银、外国银行“竖番纸”和银钱业合组公库公单的发展历程，反映出钱业、外商银行和华商银行在不同时期的势力消长。日军占领天津后实施金融统制政策，拨码制度被强力废止。拨码制度是近代中国信用票据和虚银两制度结合发展的产物，体现出金融票据演化的复杂性特征，也为考察传统金融机构信用体系构建提供了一个重要案例。     

浙江金融财团的形成及地位

浙江金融财团是随着辛亥革命以后华资金融业的迅速发展而逐渐形成的。其形成的标志：一是浙系金融资本迅速发展，在上海居于主导地位，且经营趋于集团化；二是浙籍金融资产阶段基本掌握了上海金融业同业组织钱业公会和银行公会，有了财团的组织形式；三是随着金融实力的增强，浙籍金融资产阶级步入了要求独立发展的成熟阶段；四是涌现出一批杰出的浙籍金融家，有了财团的优秀代表和有影响的代言人。     

近代突发事件中的上海金融业

突发事件是引起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中国是多事之秋，突发事件对金融业影响巨大，而上海金融业首当其冲。在几次重大的突发事件中，上海金融业都有积极的应对方案和措施，并在事后能吸取教训，进行改进，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上海作为近代金融中心的成熟和风范。突发事件给金融业造成伤害，但同时也为金融制度创新提供了契机，其中有商业银行的制度完善，也包括国民政府实行金融统制和垄断。     

论近代上海民族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思想

近代的上海,是近代中国最发达的工商业城市。上海的民族企业家对近代上海和中国的经济发展曾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并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和鲜明特点的企业经营管理思想。这些经营管理思想很值得认真研究和总结,这对于在改革开放、发展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进一步加强企业的...     

试论近代宁波港的发展

五口通商以后,宁波港在近代中国进出口贸易中占据的比重日益式微,逐步演变成为上海港的支线港及转运港。近代宁波港的发展是在曲折中进行的,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受到自身内河航运条件、地理位置以及本地悠久的商业传统和钱业资本对洋货的抵制等主客观因素影响外,宁波港的发展还受到上海崛起、太平天国战争等外部环境因素以及清政府政策的影响和制约。     

利益共同体与中国近代茶叶对外贸易衰落——基于上海茶叶市场的考察北大核心CSSCISSCI

本文通过对近代上海茶业市场制度的研究,从中总结出洋行、买办与茶栈形成了稳固的利益共同体关系,并分析了形成共同体内在逻辑及实现途径。文章认为,该共同体主导了近代上海茶业市场制度的构建,在这种制度条件下,共同体内部参与者通过共赢与共识实现了各自利益最大化追求。但是,这种制度分割了市场、制约了市场扩张,造成了行业上游对质量改进的漠视,同时引致了投机交易的盛行,投机推高了茶叶的市场价格,致使近代中国茶叶外贸的衰落。     

论上海经济近代化的轨迹和发展内因

上海是一个在近代勃兴起来的对我国经济有着巨大影响的工商城市,也是一个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经济联系的著名海港城市。在隆重纪念上海建城700周年之际,回顾近代上海经济的发展轨迹,分析上海经济近代化的内部动因,对上海今天的经济建设有借鉴意义。     

略论上海银行公会与20世纪20年代华商银行业务制度建设

20世纪20年代初，为维护银行信用及促进银行业务开展，上海银行公会成立汇兑经纪员公会并制订该会章程，使得汇兑经纪员制度的建立与完善，则既可促进会员行外汇业务的开展，也有助于上海外汇市场的相对稳定；设立公共准备金制度，在安定市面、稳定物价及协助政府救济民众生活等方面发挥过一定作用。20年代银行公会的银行业务制度建设，不仅成为该会为中国金融制度现代化建设所做贡献的重要体现，也有益于上海乃至国内金融市场的有序化及上海华商银行业务的改进。     

略论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制度创新

企业公司是近代中国公司制度演进中类似西方公司制度中的“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Control Company)或“投资公司”（Investment Company)一种公司组织。在以往的经济史研究中，企业公司甚少有人涉及，较为正式的研究大致上不仅有黄汉民先生《抗战时期上海企业公司的兴起与蜕变》（《学术月刊》1994年第10期）。我们认为，尽管战时上海的企业公司类型不同，且在兴起之后又不免鱼龙混杂。但是，从近代中国公司制度逻辑演进角度观察，与战前的一般性公司相比，战时上海的企业公司已具有投资、控股公司的企业组织形式，经营行业和经营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充分利用资本证券市场筹资功能的三大制度创新特点。     

“十五”期间上海私营经济的发展空间

依托于我国整个宏观背景的有利支撑和上海特定的比较综合优势。十五期间上海私营经济将呈现总量迅速扩张的发展态势。但就上海经济增长要求、国内外市场竞争态势相衡量，上海私营经济内部结构的提升不显得相对滞后，依托于制度、技术、管理、市场创新来开辟新的发展道路，实现结构自我调整、自我优化，将是未来上海私营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     

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

近代上海证券市场上股票买卖的三次高潮朱荫贵上海是近代中国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至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上海证券领域中曾经出现过三次股票买卖的高潮。这三次高潮为时均不长,彼此间前后也无紧密联系,但在变动剧烈的近代中国,这三次股票买卖高潮不仅反...     

近代上海企业的会议制度与管理模式

在当前现代企业制度的建设中,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作为企业制度创新的一种重要会议制度,许多企业不仅不能按章程规定定期召集会议,而且会议行使职权的情况也不甚理想.因此,如何使这些建立起来的会议制度在实现企业的规范治理中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需要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本文就近代上海企业的会议制度及其对企业科学化管理的影响作一探讨,也许会对我们有某些启示.     

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及其在华机构研究北大核心

英国海外火险委员会(Fire Office's Committee Foreign,简称FOCF,1869—1985年)是“日不落帝国”时期保险业垄断组织,力图操纵和支配世界火险市场,并旁及其他险种市场。FOCF组织运行系统的“神经中枢”是委员会议事制度,用以遥控世界各地的分支机构。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FOCF陆续在上海、香港、天津、汉口等地设立分支机构,即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并企图组建全国统一的洋商火险公会,从组织系统上完成了对旧中国保险市场的控制。本文主要探讨FOCF及其在华机构,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在机构设置上实行公会委员会负责制,对FOCF负责,接受FOCF管理。FOCF对四大洋商火险公会实施单一制管理模式,它们上下级关系明确、职责划分清晰,还设置了专门机构对四大洋商火险协会的活动进行控制和监督。总之,四大洋商火险公会是FOCF在中国保险市场的机构延展,它们在制度设计、市场控制等方面都与FOCF一脉相承。     

道契制度: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产权制度北大核心CSSCISSCI

道契制度是近代上海租界最基本的土地制度,名曰"租地"或"永租",实际上与租地制度根本不同,是一种完全意义上的土地私有产权登记制度。本文主要系统利用30卷《上海道契,1847—1911》影印件资料,对道契制度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论证,并把道契制度与中国传统土地私有制度进行了比较,揭示了其优势和弊端。     

近代上海社会人文环境与城市综合竞争力

以城市经济增长和城市综合竞争力为焦点,来考察近代沪地人文环境与前者的关系,上海人文环境为上海城市经济综合竞争力的形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社会支持系统和良好的软环境。本文从近代上海市民价值取向与市场社会理性发轫、近代上海社会文教事业与经济发展互动、上海人文环境与城市魅力等三个方面论述近代上海人文环境与城市综合竞争力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