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11年中国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了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债务对耐用品消费的购买概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与该耐用品的家庭拥有率呈负相关关系,即家庭债务对低家庭拥有率的耐用品的影响更大。     

新冠疫情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年第二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美国消费数据以及严格性指数，从个人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等方面研究新冠疫情对美国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疫情对服务部门的消费、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服务业，并采取措施缓冲疫情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长期消费冲击。     

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经验分析

数字经济正悄然改变着居民的消费行为,探讨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有助于扩大内需,助推新发展格局的形成。文章基于中国省级层面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和CHFS微观数据,站在消费水平和结构的双重视角,分析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样本期内,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消费占比均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效应,在采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结果依然稳健。第二,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在所有分位点上,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均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消费总量分位点较低、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第三,数字经济对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正向效应在城乡以及不同收入的家庭之间存在明显差异,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正向效应更显著,存在明显的益贫效应。第四,网络购物是数字经济影响家庭消费总量以及家庭发展与享受型支出占比的内在影响机制。文末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中国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基于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的分析

根据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对城镇家庭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住房消费的省际差异并不明显,但是购建房费用在10万元以上和月租房费用在200元以上的比重以沿海省份最高。相关分析还表明:住房消费和地区市场化指数、人均可支配收入、非农产值和非农就业比重、城市化水平、商品住宅价格等正相关;与国有经济从业人员比重负相关;多元回归分析表明,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市场化指数对住房消费有显著的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深入,住房消费的地区差异将扩大。     

外商直投资对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广义矩（GMM）分析方法

通过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广义矩（GMM）分析方法,分析1996—2011年我国省际数据。研究发现,当年FDI仅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上一年度FDI对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均具有负向效应,但仅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滞后2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滞后3期FDI对东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挤出效应,对西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具有较强的创造效应,但对中部地区当年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影响不显著。     

社会养老保险与消费支出:来自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证据

利用农村地区实行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这一政策变化来研究养老保险获取对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农保制度对农民的消费支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参加新农保制度会使农民的基础性消费和高层次消费分别降低4.5%和0.6%;进一步分析显示,新农保制度对不同年龄段农民消费支出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对60岁以下参保农民的消费支出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会同时降低年轻农民的基础性和高层次消费,但对60岁及以上参保农民的消费支出没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要实现新农保制度的消费刺激功能,还需在制度投入、制度设计、机制创新等方面下功夫。     

财产权制度、资源禀赋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基于江苏省1744份农户问卷调查的实证研究

构建财产权制度、农户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框架,并提出相关假说,基于理论框架,建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模型.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户数据,定量揭示其影响关系.结果显示:财产权制度的保证和稳定会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水平,承包地确权的政策促进作用明显优于宅基地确权;土地调整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农户自然资源禀赋、人力资源禀赋、社会资源禀赋对土地财产权的价值显化均有正向促进作用;农户家庭非农收入水平、地区土地市场化水平等其他因素,正向影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获取可能.创造条件实现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收,需从财产权制度层面强化赋权,提高农户土地产权可预期性,从资源禀赋层面加强对农民非农就业培训、提供非农就业渠道等,同时还应大力发展地区经济,积极构建土地市场化平台.     

基于微观数据的城乡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在选取微观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从食品消费、居住消费、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五个方面比较了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在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上存在较大差距。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强对建材市场的规划和管理、规范农村住宅审批机制、生产面向农村市场的经济实用的产品、大力发展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启动农村医疗消费来促进农村消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1990—2011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民非农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金融发展与非农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农村金融发展规模、农村金融发展效率和农村金融发展结构对非农收入有显著的影响,且影响力体现为长期持续的正向效应。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深化农村金融改革、增加农民非农收入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电子商务发展与农村非农就业增长——基于CFPS数据的分析

在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构建包含电子商务技术的经济结构变革模型，实证分析电子商务发展如何促进农村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研究发现，电子商务发展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机制、宗族社会网络调节机制显著促进农村地区非农就业增长，而随着村庄到中心城镇距离的增加，非农就业增长效应下降。此外，电子商务发展对促进中西部农村地区创业、东部农村地区受雇用就业的影响最为显著。     

含有耐用品的消费模型分析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一般地说,收入增加使得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比重不断升高.以往的需求函数理论分析的对象大部分假定为一次性完全消费的非耐用品,很少涉及包含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包含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在内的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从而为信贷消费、分期付款、租赁行业及旧货市场等各种形式的消费方式给以理论上的解释.     

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2018）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实证分析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影响及异质性。结果表明：生计策略对农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影响显著，对非农就业的促进作用大于对土地流出的促进作用和土地流入的抑制作用。不同生计策略类型的农户要素配置决策呈现异质性特征，农业户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相互影响均不显著；农业兼业户倾向于土地流入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二者相互抑制且显著；非农兼业户倾向于土地流转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非农就业与土地流出相互促进，与土地流入相互抑制，均影响显著；非农户倾向于土地流出与非农就业的联合决策，相互促进且影响显著。因此应依据农户生计策略类型实行差别化的政策措施与激励工具，提升农户要素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人地关系协调发展。     

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作用机制与影响效应

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利用2014—2021年我国30个省份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双重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从理论和实证角度考察数字技术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影响关系、作用机制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技术显著促进了农民增收且具有长期增长效应,而推动城乡融合、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助力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是数字技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路径;区域异质性显示,经济发达地区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促进作用优于经济欠发达地区;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     

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1999～2009年中国30个地区的面板数据,可以采用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城市化水平和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能源消费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恩格尔系数对能源消费具有显著的反向影响.此外,城市化进程对能源消费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中部地区城市化水平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西部地区;西部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东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居民恩格尔系数对能源消费的影响程度远远大于中西部地区.因此,合理推进城市化进程,有助于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供应的矛盾,保障社会和谐发展.     

农村外出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及打工形式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基于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的相关数据分析

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收入在家庭年收入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对消费支出有着显著影响。在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中,受教育程度不同和夫妻是否共同外出打工会导致家庭收入的不同。用中国人民大学2008年全国百村义务教育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s回归分析方法,全面分析外出打工的因素及对家庭年收入的影响,可以看出,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收入高于从未外出者,夫妻双方都外出打工收入更高;教育程度对家庭收入有正面影响,女性教育水平的提高更能显著提高其家庭收入。     

扩大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分析

收入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通过研究农村居民不同收入来源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分析如何扩大农村居民消费。结论表明：家庭经营性收入对农村居民消费有显著的影响;工资性收入虽然对农民消费需求的弹性不是很大,但工资性收入增长速度快,对农民收入贡献较为突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虽然占农民纯收入比重不高,但对农民消费影响显著。从不同收入来源角度分析收入对农民消费的影响,对促进农民消费有现实意义,也更能就促进农村居民消费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     

数字经济如何助力农民增收——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多种实证方法考察了数字经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经济有助于农民增收。对传导机制的分析发现，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加速农地流转、降低城乡分割是数字经济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渠道。对于拥有不同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农民，数字经济对其增收的影响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这说明数字经济具有较好的普惠性。进一步的空间计量分析显示，数字经济既有助于本地区农民增收，又会对邻近地区农民的增收产生积极影响，即数字经济具有较强的空间外溢性。     

旅游发展会影响景区居民生活质量吗?——来自武陵源景区居民消费调研数据

旅游景区居民消费支出反映景区居民生活质量,反映旅游发展带来的民生效应.以武陵源景区及周边地区居民消费数据为基础,用扩展线性模型计量验证:景区居民物质消费和劳务消费占比低,储蓄占比高;娱乐人文精神消费占比低,但子女教育消费占比高.旅游发展程度对景区居民消费支出水平、消费倾向差异化影响显著,对消费结构差异化影响不显著.核心区和内圈景区居民商品化消费占比逐渐加大,消费能力随着旅游开发增强,但消费支出结构不合理,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占比低,且消费倾向不高,价格敏感度不高,消费能力释放不及景区外圈居民,生活质量有待提升.总体来说,旅游发展对景区核心区和内圈居民消费和生活质量影响不显著.     

提高金融可得性能否促进土地流转——来自CHFS数据的证据

利用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检验了金融可得性对土地流转的综合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提高金融可得性虽然对土地租入没有显著影响,但有效促进了土地租出.同时,提升金融可得性促使家庭农业劳动力显著减少,非农劳动力和闲暇消费显著上升.考虑到我国农村人地矛盾仍然突出,因此农村金融政策应以扩大非农就业为重点,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