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微观数据的城乡家庭消费结构比较研究

在选取微观调查问卷数据的基础上，从食品消费、居住消费、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五个方面比较了城乡家庭消费结构的差异。研究表明城乡家庭在耐用品消费、教育消费、医疗消费上存在较大差距。政府部门应通过加强对建材市场的规划和管理、规范农村住宅审批机制、生产面向农村市场的经济实用的产品、大力发展农村的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启动农村医疗消费来促进农村消费，提升农村消费水平，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中国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的衡量与防范

中国家庭受传统消费观念影响,社会负债长期处于较低水平。但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庭资产配置趋向多样化,同时受信贷市场快速发展和超前消费理念的影响,家庭负债规模持续增长,家庭负债成为家庭金融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合理的家庭金融债务能够促进家庭消费,提高生活水平,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但过高的家庭债务则可能成为家庭甚至整个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家庭金融债务风险研究十分必要。本文通过分析家庭金融债务的现状,通过拟定衡量指标和评价标准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进行估计,并就如何应对家庭金融债务风险提出多方面建议。     

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本文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城镇家庭住房调查资料,通过建立典型相关分析模型,对中国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各地区城镇家庭住房差异主要体现在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两个方面。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经济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对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积极影响,而性别比和人口年均增长率作为人口因素中的主要影响因素分别对自有住房拥有率和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有着消极影响。     

新冠疫情对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基于美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4年第二季度至2022年第一季度的美国消费数据以及严格性指数，从个人消费支出、耐用品消费、非耐用品消费和服务消费等方面研究新冠疫情对美国消费结构变化的影响。研究表明：疫情对服务部门的消费、耐用品消费和非耐用品消费均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各国政府应该更多地关注受疫情严重影响的服务业，并采取措施缓冲疫情的冲击，同时也要关注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长期消费冲击。     

非农工作经历、社会资本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

基于201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在社会资本中介作用条件下，研究非农工作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非农工作经历能够有效促进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且此种经历对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影响在中部地区显著，在东部地区不显著。相对于社会规范与社会参与而言，社会信任对于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应因地制宜地加强农民在打工及社会交往期间的社会关系网络建设，拓宽打工农民获取高质量、重要信息的社会网络资源，扩大农民享受型耐用品消费。     

基于SVAR模型的中国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

采用1997-2013年季度数据,构建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SVAR),实证检验了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与宏观经济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中国家庭债务、企业债务对宏观经济波动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家庭债务解释了近30%的产出波动,企业债务则解释了近40%的产出波动。在短期中,家庭债务与企业债务增长会促进总产出的扩张;长期中,高家庭债务规模会阻碍经济增长,企业债务对产出的影响趋于平缓。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金融市场监管,引导家庭部门与企业部门根据自身资源状况进行借贷,合理控制债务规模,降低宏观经济波动的风险。     

新型农村社会保障对农民消费观念和耐用品消费的影响

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根据是否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将农民分成两组,分别利用二元Logit回归模型比较两组农民耐用品消费情况,并检验消费观念在其中的中介作用,同时比较新农保首批试点区域与非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的差异,研究表明：参加新型社会保障能有效促进农民耐用品消费,新农保制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新农合制度,新农保制度试点区域农民耐用品消费高于非试点区域;新型社会保障制度不仅直接影响农民的消费行为,而且可以通过转变消费观念间接影响农民耐用品消费。应进一步扩大新型农村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农民收入,以促进农民消费增长。     

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微观数据,主要运用Heckman两步法研究了信贷约束对家庭消费行为的影响。为了克服信贷约束的内生性对估计结果产生的影响,引入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估计。实证分析结果一致表明,信贷约束阻碍了家庭消费,使家庭的实际消费低于理论上的最优消费。家庭总资产、总收入、家庭规模、学历、房产数量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风险厌恶对家庭消费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另外,那些总资产规模小、老年抚养比高、户主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身体状况一般的家庭受到信贷约束的概率显著提高。因此,改善金融环境和提高家庭可支配收入是促进家庭消费的重要措施。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U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收入差距的扩大降低了家庭消费吗？--基于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运用分位数回归和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 CGSS2008）,考察了收入差距与家庭消费支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支出的负向影响显著,收入差距对家庭消费的负向影响随着分位数增加逐渐减弱,但在高分位点上影响不显著。家庭收入对家庭消费支出产生重要影响,即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消费支出上升,但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呈倒 U 型,即家庭消费支出水平的上升会导致家庭边际消费倾向先上升后下降。选择另外两个收入差距指标（泰尔指数和50%富裕人口所占收入份额）进行稳健性检验,发现分析结果与以基尼系数作为收入差距指标时一致。     

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

家庭是社会消费的基本单位，大多数商品都是直接供家庭购买与消费的。即使是家庭个体成员的消费，也会受到家庭各方面因素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家庭特征与家庭消费行为规律之间存在一定联系，尤其是家庭经济收入、家庭类型、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消费角色对家庭消费的消费行为有很大的影响作用。探讨家庭的消费行为规律，对工商企业制定合理的营销策略有重要的意义。     

含有耐用品的消费模型分析

随着人们收入的增加,消费的内容也在不断变化,一般地说,收入增加使得消费结构中耐用消费品比重不断升高.以往的需求函数理论分析的对象大部分假定为一次性完全消费的非耐用品,很少涉及包含耐用品消费的研究.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包含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在内的消费者的需求函数,从而为信贷消费、分期付款、租赁行业及旧货市场等各种形式的消费方式给以理论上的解释.     

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一个动态模拟研究

居民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国民经济活动的基础。居民的医疗支出和医疗保障对其消费储蓄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采用动态优化模拟的方法,定量模拟分析我国城市的医疗保障制度对家庭生命周期消费储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医疗保障能够通过增加家庭生命周期消费的潜在资源来提高家庭应付未来意外事件的能力,降低未来不确定性对家庭消费储蓄的不利影响。     

住房及房价波动对家庭消费影响的再估计——基于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

基于CHFS2011数据，运用条件分位数回归方法分别估计了住房及房价对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影响，发现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财富效应刺激了家庭的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消费，而对于无房家庭，房价上涨通过替代效应减少了家庭消费。具体地讲，在整个消费分布上，房价上涨对家庭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U"型，而房价上涨对非居住性消费的正向影响随分位数的不断增加呈逐渐递减趋势。家庭收入、家庭人口、户主受教育水平及城乡分布等变量都是家庭居住性消费和非居住性消费的显著影响因素。     

医疗保险、贫困与家庭医疗消费——基于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的估计

医疗保险和贫困是制约个人和家庭医疗消费最主要的经济社会因素,也是影响医疗公平的重要原因。依据2007～2010年9城市家庭跟踪面板数据,使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Tobit模型方法,就医疗保险、贫困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影响的检验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医疗保险显著释放了家庭的医疗需求,促进了家庭医疗消费绝对量和相对比例的提高;贫困因素显著抑制了家庭医疗消费,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家庭医疗消费越少,特别是低保户的家庭医疗消费更少;城市的农村户籍低保户获得医疗保险将显著提高医疗消费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医疗保险和贫困因素对家庭医疗消费相对水平的作用存在城乡差别。     

男性退休存在“退休-消费之谜”吗——基于家庭生活消费视角的CHFS新证据

利用CHFS 2015—2019年的追踪数据，构建家庭生活消费的分层指标，研究新时期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对其一级维度指标物质生存消费和精神发展消费也存在显著正向效应。同时，男性退休显著增加了家庭食物、衣着、文娱和旅游消费支出，说明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及其一级维度指标的显著影响具有特定经济意义。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当家庭收入/储蓄较高、家庭所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高以及家庭结构表现为丁克家庭时，男性退休对家庭生活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城乡差异视角下养老负担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来自CSS的经验证据

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1年的微观调查数据,采用ELES模型分析养老负担对城乡家庭消费的影响。得到如下结论：养老负担降低了城镇和农村家庭的人均消费水平;养老负担对家庭边际消费倾向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城乡差异,城镇地区有养老负担的家庭在食品和居住项目上的边际消费倾向要高于没有养老负担的家庭,而农村地区则表现出相反的特征;城镇有养老负担家庭在家庭设备、交通通信以及文教娱乐项目的消费上比农村家庭更富有弹性,城镇家庭的抗养老压力能力比农村家庭要强。     

数字鸿沟对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的加剧效应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促进了家庭消费增长,但数字鸿沟的存在使不同家庭享有不同的数字红利,从而产生新的消费不平等,导致数字化水平较低家庭的消费相对剥夺程度增加。采用2015、2017、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分析发现：数字鸿沟的扩大会增强家庭消费相对剥夺程度,该影响在各年度均显著存在,且对发展享乐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比对基础生存型消费相对剥夺的强化作用更大;家庭的社会网络和创业行为具有中介作用,即数字鸿沟扩大可以通过削弱家庭社会网络和抑制家庭创业来加剧家庭消费相对剥夺;数字鸿沟扩大对不同类型家庭均具有显著的消费相对剥夺加剧效应,但在影响强度上具有异质性,表现为对使用移动支付家庭、农村家庭、抚养比较低家庭、男性户主家庭的影响更大。因此,一方面应积极缩小数字鸿沟,加快数字经济发展滞后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对数字弱势群体的数字技能和数字消费意识培育;另一方面,应针对数字鸿沟加剧消费不平等的机制采取相应措施,有效促进弱势家庭的社会网络改善和创业发展。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现代家庭消费行为

家庭消费是个古老的课题，自然是家庭最本原、最稳定的职能。家庭亲缘经济追求家庭幸福最大化，最终要通过家庭消费来实现。而对于家庭生产和家庭投资来说，家庭消费为其提出需要，提出目标，提供动力，也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当然，家庭消费主要是对生活资料的消费，此外也包括对教育资源的消费。因此，家庭消费行为是客观的，消费数量、消费结构、消费模式取决于收入。在这里，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和持久收入，都会对家庭消费行为产生不同的影响。目前，家庭消费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发展消费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家庭成员的自由空间越来越大，能充分满足自己的兴趣，展示自己的个性，发扬自己的专长，使人性、人格、人才得以全面升华。     

影响城乡消费二元化的显性与隐性因素研究——基于CHFS2011年数据的分位数回归和分解

将影响居民消费差异的因素分为由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和由市场性因素及社会性因素代表的“隐性因素”,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2011年全国调查数据,通过分位数回归模型测算各项影响因素在不同分位数水平下的城乡边际消费倾向,并采用Blinder-Oaxaca方法和分位数分解对城乡家庭消费差异及趋势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村家庭消费对收入的弹性明显高于城镇家庭,分位数越高,收入对消费的促进作用越小;显性因素是城乡消费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不同消费水平城乡家庭的影响程度不同;城乡消费差异随分位数增加而减小,隐性因素作用的减弱是差异减小的主要原因。城乡消费二元化的形成,不仅仅是家庭特征代表的显性因素（收入、养老保障、年龄、受教育年限等）导致的,不同的社会经济环境所形成的隐性因素（偏好、习惯以及所处的发展阶段等）也是城乡消费二元化的重要原因和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