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截面数据的经验研究

基于57个国家和地区的截面数据,构建了首位城市规模、首位度、4城市指数、变差系数和偏态系数5个指标来分析城市规模分布的多维度特征,在此基础上研究了区域人口规模、经济发展阶段、对外经济联系、区域政治因素和基础设施条件对城市规模分布的影响机理.研究表明城市的发展直接与生产条件的区域组合联系在一起.区域人口规模和人均GDP规模的扩大将提高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对外贸易联系的增强倾向于降低城市人口在高序位城市的集聚程度,首都虚拟变量影响着首位城市和其他高序位城市的相对规模,基础设施条件的改善和民主化程度的增强倾向于降低首位城市规模和首位度.     

劳动力区间流动影响经济集聚的机理分析

在经济集聚形成的多种机制中,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无疑是经济集聚最重要的因素.在企业生产函数中引入外部效应参数,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整合到模型框架中,使模型更加接近现实.本文模型的函数解析与数值模拟表明,劳动力流动引致前后向联系与循环累积效应的“金融外部性”和马歇尔外部性,对于经济集聚具有明显的正向促进效应.但随着城市人口大量集聚,企业生产负外部性、劳动力拥挤成本等分散力量会降低经济集聚的程度.     

长江三角洲人口与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研究

通过分析长江三角洲地区各地级市1982-2007年人口数据和GDP数据,计算了各城市的人口地理集中度、经济地理集中度,不一致指数,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等,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地区城市人口集聚特征和经济集聚特征,两者在空间上的匹配关系及不同步性.研究结果显示:长江三角洲人口地理集中度和经济地理集中度均呈现出北高南低的分布特点;根据这两个地理集中度指数将长江三角洲16城市为三种类型:人口集聚超前于经济集聚,人口集聚滞后于经济集聚,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研究阶段内长江三角洲地区的人口重心和经济重心均位于苏州市域内,历史轨迹呈现出人口和经济重心均向西南方向移动,并在向南移动上更具相关性的特点,经济重心移动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过人口重心的移动;分析表明,未来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中,人口和经济的空间分布关系将趋向于协调发展.     

城镇化视角下资源型产业依赖与经济增长——基于资源诅咒假说的经验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层面的资源诅咒效应一直备受关注,然而既有研究忽视了城镇化和集聚经济对资源诅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的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城镇化水平对于资源型产业依赖和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据此,进一步利用动态模型分析了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以及在不同城镇化水平下传导机制的异质性.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资源诅咒效应在低城镇化水平地区更为明显;资源型产业依赖通过劳动力成本、 制造业发展水平、 科学技术水平、对外开放程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经济增长;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由于各种要素集中而产生的集聚效益影响着资源诅咒间接传导机制的作用强度,城镇化的推进有助于弱化其对经济增长的负效应.     

FDI区位决策中的产业集聚因素--基于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实证研究

随着跨国公司的战略调整,产业集聚成为影响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引进外资的最重要地区,FDI在这一地区内部的区位决策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呢?本文采用长江三角洲16城市的相关数据,运用对数线性模型和逐步回归方法并结合怀特(White)异方差检验,经验性地证实了:21世纪初以来,长江三角洲各城市的工业企业销售产值、FDI自我积累的因果效应机制等表征产业集聚状况的因素已成为影响FDI在这一地区进行区位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服务业的空间集聚与城市经济发展实证研究

城市的本质就在于它的空间集聚性,包括人口的集聚和产业的集聚,而人口的集聚会促进城市生活服务业的发展,产业的集聚会促进城市生产服务业的发展.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服务企业或组织会集聚在城市,而服务业集聚已成为城市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提升城市技术边界来促进服务业在城市集聚和通过服务业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发展二者间是相互促进关系.     

FDI对东部沿海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作用的机制比较研究——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代表性城市的实证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具有较强的地域差异性特征,这在我国三大外商投资密集区——长三角、珠三角及京津冀都市圈之间同样存在。文章利用三区域代表城市——上海、深圳和北京1987—2009年时间序列数据,对FDI对其经济增长以及公共服务、产业聚集、对外贸易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及比较,并将结论进一步扩展到三大都市圈。进而分析了FDI对三大都市圈经济增长影响的区域差异,检验了文章所提出的传导机制中FDI对公共服务、产业聚集以及对外贸易的影响效果。     

人口集聚与金融脆弱性——基于中国上市银行的实证研究

人口集聚对金融稳定具有潜在的外部冲击,可能导致金融体系内在的脆弱性暴露.选取2000-2019年中国上市银行微观数据以及城市人口密度数据,通过实证检验人口集聚对金融脆弱性的影响方向以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人口集聚显著引起了银行违约风险和系统性风险水平升高,即人口集聚加剧了金融脆弱性;而在银行业恐慌时期和低程度信息不对称的银行分组中,人口集聚对于银行风险水平的影响更强.这表明人口集聚既能通过加剧金融恐慌导致银行风险升高,亦能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降低银行风险水平.进一步分析发现,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政策推动的人口集聚显著引起了区域性银行杠杆率和存贷比上升,进而加剧了银行风险.这表明人口集聚对金融稳定的负面影响稳健存在.因此,需要注重区域协调发展,避免过度的人口集聚;需要提振公众信心,对人口密集地区的金融风险进行防控;需要重点加强银行业监管,以保障整个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     

金融发展与城市化:基于政府治理差异的视角

二十世纪以来,金融发展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影响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本文研究的中心是探讨金融发展对城市化进程的影响,并且针对不同的传导机制进行归类研究.通过理论剖析和文献总结,我们发现传导机制的作用发挥是依靠国家宏观调控来实现的,并且和政府治理水平密切相关,所以我们又进一步探讨是否全球范围内的不同国家的制度因素,如政府治理水平的差异,是否会对这个传导机制造成显著的影响,之后我们利用1995-2008年的120个国家的全球数据,使用有效克服金融内生性因素的面板2SLS方法进行了实证验证,我们发现这种传导机制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并且这种显著性受制于各国的政府治理发展状况,这对我们进一步优化城市发展结构,提高城市的发展潜力,特别是金融业如何能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更大的推动作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对于如何加强城市金融业发展的政府监管作用也具有指导作用.     

人力资本集聚对城市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分析

提高绿色经济效率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运用DEA-SBM模型测算2003—2017年中国262个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选取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人力资本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集聚有利于促进当地城市绿色经济效率,且这种影响存在一定的区域异质性。人力资本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促进作用是通过创新能力促进和高质量FDI效应等途径起作用的。为了解决内生性问题,使用各城市地形起伏度作为工具变量,以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得到的结果与研究结果保持一致,证明研究结论具有稳健性。     

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随着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过度膨胀的城市人口在这些国家城市体系的特大型城市集聚。起初,一定程度的城市集聚有利于降低区际和区域内部基础设施的营运成本。然而,只有在一个成熟的城市体系中,经济活动才能均衡地分布。其中,标准化的制造业倾向于分布扩散到中小城市,而非标准化的制造业、研发、服务业等则分布于大都市区域。由于城市规模过大、制度不完善、城市规划与城市管理力量不足等原因,导致城市过度集聚,从而带来诸多严重的负效应,如不断增加的交通事故、受空气与水的过度污染所导致的健康状况的恶化,以及长距离通勤给人们生产生活带来的不便。为有效减缓大城市体系的这种过度集聚,需加大对区际交通和通讯的投资,以促进产业合理分布。此外,还需进一步促进财政分权,使得内陆城市能够不断增加财力,为在产业与人口健康发展方面与首位城市竞争,而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     

浅析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人口

城市经济发展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一个的城市经济是这个城市的物质保障,产业、市场、人口、创新和文化构成城市经济发展的五大动力,分析城市经济发展动力有助于人们了解城市当前的发展态势,开发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撑点.首先介绍城市经济和经济发展动力理论体系,选取人口作为研究方向,通过分析人口集聚和人口升级对城市经济的影响,说明人口是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     

境外经贸合作区与东道国SDGs的实现——基于基础设施建设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境外经贸合作区作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关系的深度拓展,不仅是双边投资合作发展的重要依托,更是加快实现东道国SDGs的战略契机.文章以非洲为例,利用2003-2019年52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基于合作区这一准自然实验,采用合成控制法和双重差分法检验了合作区设立对东道国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的影响效应和微观机制.研究发现:境外经贸合作区设立对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提升呈现积极的促进作用,并通过经济集聚、人口集聚、资本集聚、产业集聚、信用集聚五个微观机制有效推进了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为其实现SDGs奠定基础.     

FDI东西部差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

我国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FDI）。通过分析FDI区域差异情况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显示出FDI主要集中分布在我国东部,中西部数量相对较少,而省际迁移人口也主要迁往沿海一带省份,中西部地区尤其是中部地区迁出人口多,而迁入人口极少。通过这些FDI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研究,为国家人口研究和政策制定提供合理的依据和建议。     

浅谈"滇中城市经济圈"主体功能演进与资源环境保障体系的建设

滇中地区是云南省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对带动云南省全面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发展区域经济,形成"滇中城市经济圈"势在必行,将起到加快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壮大规模经济和集聚人口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口的增长,"滇中城市经济圈"的资源环境也将会受到严重地威胁,针对这个问题,本文就建立资源环境保障体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中国FDI区域分布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与地理溢出程度——基于空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FDI)的空间依赖性已得到越来越多文献的证实,但FDI区位选择决定因素实证研究方面,大多数文献都忽略了这种空间依赖性,直接导致模型估计结果无法令人信服。文章利用最新发展的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研究中国区域FDI决定因素的动态演变,在模型中纳入空间效应后,发现:①模型的估计结果比OLS估计更为稳健;②吸引FDI的传统因素依然存在,但作用已弱化,然而新经济地理所揭示的贸易成本、集聚效应等传导机制的作用日益凸现;③相邻省份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地影响FDI的区域分布,一省FDI的增加对相邻地区FDI流入有正向影响。     

FDI与中国产业关联分析

根据空间经济学的FC模型和FCVL模型可知,FDI是经济活动空间集聚的一种向心力,保持FDI在东道国的收益将返回母国消费的假设条件下,如果FDI与东道国产业不能形成有效关联,则东道国的国民收入仅取决于其内部要素禀赋的存量而与FDI的存量并没有多少关系,集聚对FDI的吸引力也将非常有限.但在一个加入垂直关联的模型中,FDI、集聚与国民收入之间将呈现一种良性互动.用联立方程模型对中国省级工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FDI可以促进工业集聚,但工业集聚并没有吸引FDI;工业集聚能促进国民收入的增长,而FDI却没有起到有效促进国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因而可以大致判断FDI与中国本土企业没有建立紧密的前后向关联关系.     

中国省域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

首先采用熵权法对我国大陆31个省市2001—2016年的环境污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其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使用Moran指数和地理集中度指数分析FDI和环境污染的空间分布和地理分布,结果表明:FDI、环境污染在空间分布上均具有空间自相关性;并且FDI与环境污染有强正相关关系,FDI集聚度高的地区,污染集聚也高。使用空间计量模型(SEM,SLM)进一步分析FDI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结果发现:FDI集聚与污染集聚均具有空间溢出效应,FDI在地理上的集聚对当地或邻近省域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此外,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具有负效应,提升就业者平均教育年限、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加强经济对外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     

产业集群发展与区域城市化的互动作用

产业集群是众多植根于一定社会文化环境的、专业化的、相互关联的企业及相关机构,为获得竞争优势而集聚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形成的产业群落,城市化直接表现为人口向城市的集中,特别是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化,而产业和生产要素的集聚则是城市化的根本动力.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必须依托于工业化的推进,而产业集群会带来外部经济和规模经济的好处,并能提高区域经济竞争力,是推进新型工业化的有效途径.这种互动作用决定了产业集群是城市化的重要助推器.同时,在城市化发展进程中,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也会逐步得到改善.     

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与城市土地产出率——基于我国234个地级城市1999-2006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运用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等因素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密度是影响城市土地产出率最重要的因素,资本对劳动的替代性造成就业密度对城市土地产出率的贡献很小,甚至为负;城市净集聚效应为负和资本劳动比不断攀升,说明城市资本投入是低效率的;扩大城市人口规模、控制城市用地面积、发展先进制造业有利于提高城市土地产出率,经济集聚和产业结构因素对不同规模和不同地区城市土地产出率的影响程度和作用方向具有显著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