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的中国视角

多边主义具有深厚的思想渊源、悠久的实践历史和丰富的理论内涵。随着全球化进程和多极化趋势的深入发展,多边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推进全球治理的普遍共识。平等、互利、合作和协商是多边主义的题中要义,其基本原则包括相互尊重、平等协商、开放包容、遵规守制与合作共赢。多边主义与全球治理具有内在一致性,两者的共性表现为价值目标的多赢性、行为主体的多层性、问题领域的多样性和路径方式的多元性。多边主义从理念更新、平台夯实、合法性增强和模式转型等方面为促进全球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近年来多边主义也面临多边机制赤字增加、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愈演愈烈、“退群”废约和分离主义风险上升以及全球化负面影响持续发酵等挑战。中国作为维护多边主义的中流砥柱,始终坚持多边主义的目标取向、价值追求、基本原则、平台依托、行为依据和行动导向,积极创新多边合作理念、完善现有多边机制、创设多边合作新平台、凝聚多边国际合力,以实际行动彰显践行多边主义的负责任大国担当。     

欧洲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中欧对话

欧洲的国际关系理论传统既包括现实主义范式,也包括基督教思想、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现实主义原则在西欧大陆已经遭到直接、深入和根本性的质疑,这有利于多元主义、欧洲新制度主义和社会建构主义的融合。而现在的美国政府更青睐单边主义、反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欧洲的思想文化潮流不仅对美国的新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批判,而且有利于推进全球治理体制的建立。全球和地区治理中的多边主义有两种:威斯特伐利亚范式内的国际多边合作和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行为体参与的“超越国家的治理”,后者对权力与主权概念提出了质疑。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欧洲的和平统一是具有历史和哲学意义的事件,二者越来越多地承担着作为全球治理主要行为体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这一背景之下,中欧国际关系学者的互动变得越来越密切和深入,这有助于促进双方新多边主义的研究议程,构建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共同知识和理论创新。     

从旧多边主义到新多边主义——对国际制度变迁的一项理论思考

随着全球化和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国际制度日益面临合法性的危机。20世纪以来,国际关系领域中存在着一个制度化的趋势,推动这一趋势的重要理念就是多边主义。全球公民社会的兴起及其在国际制度领域中的作用,推动着国际制度的逻辑从旧多边主义向新多边主义转变。从全球化时代国际制度的合法性基础来看,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国际制度的未来形态很可能是政府间国际制度、非政府制度和国家制度互动的产物。     

发现中国新外交——多边国际制度与中国外交新思维

面对国际政治的转型以及跨国公共问题的挑战,中国在外交观念与实践领域正在发生悄悄的革命。文中的中国外交新思维是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中逐步形成的主张在多边制度安排基础上处理全球与地区公共问题的理念。中国新外交则是指在这一理念指导下所进行的一系列外交实践。中国新外交的结果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一个“自由中国”的出现,“自由中国”表现在:中国对主权的新理解与调整,中国独特的多边制度治理结构,社会性因素在外交中地位的上升以及因为参与多边制度而带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制度化与社会化。“自由中国”的兴起,将对未来东亚国际治理乃至世界政治产生深远的影响。     

从均势制衡的难题看多边主义的兴起

冷战后,国际政治中国家种种非制衡行为所表现的违背均势的难题,一定程度上论证了以工具理性为核心、力量结构为特征的均势论是一种单维的非演进的国家战略理论。制度性多边主义以建构国际规制为内容、以协调国际合作为目的的普遍行为原则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提供了一条现实的选择途径和价值取向,成为国际政治日趋明显的发展脉络。中国的战略思维须符合国际体系的演进脉络和国际社会的衍生机理,以进化意识和全球视角超越极化思维,以多边主义理念和多边外交政策作为其对外关系诉求的表达。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新时代中国为全球治理提供新方案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全球问题日益凸显,全球治理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当务之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我国有责任为全球治理中存在的难题提供新的解决方案。为此,我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建立"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期推动全球治理朝着公正合理、安定有序、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互联互通世界的治理和秩序北大核心CSSCISSCI

互联互通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一个世界潮流。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既释放出蓬勃的生产力,同时也带来一系列风险。按照什么方式把一个日益互联互通的世界较好地组织起来,成为新时期探讨秩序和治理面临的新议题。互联互通改变着国家对权利、责任、利益的看法,主权仍然是良好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的基石,全球治理的改善和主权的维护并不是对立的;当前困扰全球治理的国内制度障碍主要来自分权制衡的对立式制度体系,这类制度体系难以提供稳定一致的全球治理预期,影响到全球治理和国际合作的质量。大国关系治理是任何时期国际秩序的关键环节,互联互通的发展为大国关系从传统对抗的治理结构走向协商的治理结构提供了机会。国际政治文化反映着一定时期的国际政治生态,世界在互联互通的发展中逐步萌生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通过人文交流和国际关系教育培育和谐共生的国际政治文化,同样是全球治理和国际秩序建设必须重视的内容。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北大核心CSSCISSCI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治理变革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迅速演变为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不仅对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了巨大威胁,也使经济全球化受到重创,在全球多领域产生了全方位链式影响,凸显了全球治理的紧迫性和重要性。然而,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在应对此次疫情过程中反应迟缓、部分失灵、治理成效有限。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国际机制等应对不足、效果不彰。大国领导、大国协调与合作难度加大,未能体现领导作用。各国需要反思如何来加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以更好地确保人类公共卫生安全。各国还需维护和稳定当前的世界秩序,在公共卫生领域形成一个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化对国际治理制度的更新、补充和替代,加大大国协调与合作力度,加强对世界卫生组织的赋权和赋能,提升其权威性和行动力,强化二十国集团等机制和制度建设,增补新的制度安排,在全球层面结成理念共同体、制度共同体、政策共同体、行动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只有这样,各国才能共同应对未来人类所面临的公共卫生挑战,确保人类的生命安全和共同发展繁荣。     

知识—认知共同体与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中日合作的必要与前景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东亚地区带来很大挑战,东亚国家成为中国以外确诊病例较多的国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年来东亚地区经济社会一体化空前深化的客观事实。东亚地区一体化源于危机,也是在“转危为机”中得到发展,东亚金融治理机制的发展就是很好的例证。与以强制执行力为基础的国家治理不同,国际治理需要在地区国家间构建以相关科学知识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知识权威以及以政治和社会舆论认知共识为基础的地区性认知权威提供保障。作者将从知识和认知的新视角出发,探讨东亚公共卫生治理机制的理论与政策问题。包括东亚地区公共卫生治理在内的功能性国际治理能够有效并且有持续性,需要两个层面的与知识相关的共同体:一个是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意义上以专业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专家网络知识共同体,另一个是超越上述专业知识、具有跨国合作解决功能性难题共识的更加一般性的政治和社会认知共同体。中国与日本作为世界上第二和第三大经济体,在公共卫生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绩。作为非西方世界两个正在崛起和已经崛起的大国,中日具有知识上的巨大互补性。中日合作可以为国际公共卫生领域新的规范建构提出更多“东亚智慧”,起到政治引领作用,为东亚地区培育和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以及健全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做出重大贡献。     

国际金融治理的新趋向——中国参与G20机制的改革与发展

国际金融危机的频繁爆发使得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受到了极大阻碍。在治理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G20为代表的全球治理机制安排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依据循序渐进、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到G20改革和发展的进程中,推动其逐步由短期应急转向长期治理,被动反应转向主动决策的机制化和功能化方向发展,有助于其在促进全球金融治理过程中发挥更为显著的主导作用。     

公共治理理论述评

文章从公共治理理论的产生、发展及其核心逻辑、主要的研究内容出发,概览了国内外关于公共治理理论的研究进展。从未来研究方向看,无论是关于公共治理的不同治理模式安排还是治理绩效的评价,都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间。在国内,关于中国的公共治理问题,在当前建设和谐社会的总方针指导下,深入研究非常值得期待,以期为中国的公共管理变革提供决策支持。国内的研究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和方法,开展公共治理的比较研究、实证研究,另一方面可以按照公共治理的理论逻辑开展一般性的理论研究或者是公共治理在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例如在创新型国家假设中加强科技创新管理的公共治理研究等,这些研究都需要特别注意中国实际。     

人类命运共同体面向的新型国际合作理论

国际关系中的国际合作理论经历了三次转向。第一次转向是从权宜性合作向着国际机制理论转向,或称"国际政治经济学转向"。第二次转向是共同体合作概念的"国际政治社会学转向"。第三次转向更多地发生在非西方国际关系学界,不妨称为"跨文化转向",其本质上是适应多元一体、伦理本位的国际体系。20世纪中后期以来逐渐积累特别是由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全球性大暴发所进一步加剧的人类"大危机"意识,对全球治理与国际合作等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实际上需要西方主导的国际关系理论"向东看""向外看",在多文明包容和伦理本位的视野下推动无政府状态体系逻辑向半政府状态体系逻辑转换,由自助转向扶助,从未来世界、古代历史、现代实践和东西合璧中探寻人类政治合作的新形式。扶助不仅盛行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而且体现在不少现代大国的分散性行为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加强的新时代,可以为新一轮全球治理提供国际合作的方案与智慧。     

价值与路径: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

面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突袭,尽管全球在抗疫起初表现出正反两种态度和行为,但世界各国伴随抗疫实践的深入而对珍爱健康、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等全球治理理念作了深度反省和逐渐共识,进一步表明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是历史的必然、国际的呼声。从时代价值来讲,筑牢疫情防控命运共同体进一步加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自然命运共同体意识,夯实了团结统一的民族命运共同体,推动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高度。从实践路径来讲,要树立人民群众战疫胜利信心,筑牢人民群众抗疫共同体;完善疫情防控的制度机制,提升政府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加强疫情防控国际合作,推进人类健康命运共同体。     

International Evidence on the Link between Quality of Governance and Stock Market Performance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ink between country-level governance and global stock market returns. We find a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governance quality and equity return. Countries with low governance scores, on average, have higher equity returns than those with high governance scores after controlling for global risk factors known to influence international equity returns. This implies that investors associate low governance quality with increased risk and thus demand higher risk premium. We find that the quality of governance as measured by Political Stability and Absence of Violence is key governance dimension affecting international equity returns, suggesting that heightened investor concerns over political risks have profound impact on equity markets. Interestingly, we find no evidence that variation in equity returns is affected by the governance indicator representing Voice and Accountability. The findings of this study provid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Emergence of ASEAN, China and India and the Regional Architecture

The rise of ASEAN, China and India as economic power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lthough their ascend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will continue, they will have to go to great pains to meet the new challenges. Considering ASEAN, China and India as a group, due to their differenc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s, economic structures and policy concern priorities, it is difficult for them to formulate a unified position on a range of global issues. ASEAN, China and India must foster an open, transparent and efficient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environment. They need to cooperate in designing the architecture to ensure regional as well as global freer trade and investment and more stable finance, and to play more active roles in future global governance and rulemaking.     

治理结构与FDl股权进入模式研究述评

公司治理与跨国经营战略交叉点日益成为研究的热点话题。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国内外学者关于FDI进入模式早期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献,然后总结了近年来涌现的从母公司治理结构的微观视角以及东道国治理环境的宏观视角的研究,并在最后对治理结构与FDI进入模式研究未来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