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与全球投资治理——从“中国方案”到“中国范式”

2016年G20杭州峰会通过的《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是国际社会首次在多边机制下就全球投资规则的制订达成共识。在全球多边投资体制缺失的情况下,它的提出填补了国际经济治理的空白,是多边投资规制的历史性突破。《指导原则》提出的九项原则涵盖了国际投资体制的所有核心要素及板块(包括投资准入、投资保护及待遇、投资促进与便利化、投资争端解决机制),并纳入了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核心要素,为改革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提供了政策指引,也为构建一个更加平衡、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全球投资体制提供了基本框架。中国应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作用和影响,积极推动《指导原则》的落实与推广,确保未来国际投资体制朝着开放、透明、更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发展。一方面,中国可以"中国方案"在多边框架内积极推进现行国际投资协定体系改革及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另一方面,推进自己的外资管理体制及投资协定网络的改革,建立中国新一代投资体制,通过制度创新造就"中国范式",为未来全球投资体制的构建树立样板。通过创建和推广国际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和"中国范式",中国将在21世纪新一代国际投资体系建设中发挥引领作用,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作出积极的贡献。     

区域国际投资协定规则变化、成因及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北大核心

第71届联合国大会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的原则,中国全球经济治理的理念被认可。2020年中国成为全球第一投资大国,具备了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实践基础,而全球投资治理的碎片化状态则给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了空间。《G20全球投资政策指导原则》的通过为全球投资治理建立了指引框架,RCEP、CAI和CPTPP三个大型区域IIAs体现了未来国际投资规则趋势。全球投资治理的中国方案即为:一方面,对接RCEP、CAI和CPTPP等投资协定,持续推动投资自由化,完善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优化国内投资治理;另一方面,将国内投资治理形成的经验转化为符合全球规则的投资争端解决预防、投资促进和便利化机制,通过区域合作平台形成共享经验,推动全球投资治理逐步完善。     

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的机遇与挑战

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外商直接投资目的地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对于全球投资治理体系中国有三大诉求:一是降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投资壁垒;二是保护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安全;三是希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投资模式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国际上缺乏一个有约束力的全面覆盖投资促进、保护、便利和自由化的多边投资协定。这一缺失既是问题,同时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投资治理提供了机遇。中国需要从一开始就参与到全球投资治理体系的构建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和利益诉求。而相对于区域协定,最佳路径是推进中美、中欧双边投资协定谈判,使之成为构建多边投资框架的范本和平台,从而撬动多边投资体系的建立。     

G20对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与中国的对策

G20作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出现的全球治理平台,对于全球贸易投资规则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主要体现在遏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加强多边投资政策协调等三个当面。中国应积极利用G20全球治理平台,在贸易投资规则制定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加快推进改革开放,增强引领规则制定的能力;注重人才梯队培养,加强国际经贸人才队伍建设。     

国际投资协定与我国承受力分析

在WTO框架下，各成员国正在讨论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投资协定，我国能否承受一个高度自由化的国际投资协定，以及哪些产业能够承受，是当前面临的紧迫课题。本文从国际投资政策的变化趋势、未来国际投资协定对我国产业潜在影响范围分析，并通过计算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得出了我国能够接受高水平国际投资协定的研究结论，其对目前我国参与的多边、区域性投资协定谈判具有重要意义。     

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与WTO多边投资框架建立的可行性分析

论文通过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以及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组织关于建立多边投资框架的努力进行阐述,分析了WTO《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的产生及其经济影响,进而研究在OECD《多边投资协定》已经流产的情况下,WTO多边投资框架建立的可行性。     

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体制的建构特征与中国的应对

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和国际投资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多个方向上对国际投资体制建构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从回顾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化背景入手,着重分析了金融危机后,国际投资体制建构的四大新特征,即国际投资体制建构格局从统一转向分散、建构基础从双边协定转向跨区域诸边协定、建构理念从放任的自由主义转向内嵌的自由主义、建构目标从投资保护转向系统治理。论文进而立足于从单向引资大国转变为双向投资大国的中国在当前国际投资体制构建变化进程中所处的不利地位,提出以积极姿态实现从国际投资体制参与者向建构者的转型、以多层次战略应对分散化的国际投资体制建构格局、以深化国内改革应对国际投资体制构建的新议题等应对之策。     

论WTO框架内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新发展

现行国际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着较多弊端,因而其内在地要求国际投资规范有所发展。WTO协定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投资新规范,它极大地发展了国际投资多边法制的内涵,并使国际投资法规范朝着更加自由化、更加强制化方向发展。     

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

数字化发展离不开数字治理,大国数字治理博弈是科技之争、规则之争,也是主导权之争.目前,全球尚未形成统一的国际规则和各国相互协调的数字治理体系,各国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选择不同的数字治理模式,使得全球数字治理呈现碎片化、分裂化特点.各国数字治理的立场分歧主要体现在数据自由开放与保护、数字安全、价值理念、执法方式等方面.美欧各自主导了全球两大数字治理体系,并力图推动其成为全球范本,给我国数字治理带来了全新挑战.要明确我国数字治理的总体思路、发展方向与指导原则,大力提升国家数字治理能力水平,推动数字领域高水平开放,积极参与双/多边数字治理规则谈判与国际合作,形成适合我国当前发展并引领未来的数字治理体系与政策框架.     

析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缔结问题

国际投资领域目前仍没有一部全球性的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这给国际投资法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影响。而在WTO体制下能否缔结一部综合性的多边投资协定,始终是WTO成员方关注的一个焦点。笔者对此持乐观态度,并认为WTO体制下综合性多边投资协定的成功缔结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     

全球贸易规则的发展趋势与中国的机遇

全球贸易治理结构正处于调整时期。新一代国际贸易规则演进的路径将是:以区域贸易规则创建为基础,辅以规范某一领域的诸边贸易规则的发展,通过货物贸易、投资、服务贸易规则的融合后逐渐形成新的多边贸易规则。国际贸易新规则的特点有:超越了现有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为未来形成WTO2.0版奠定了基础;回应了全球价值链发展对制度的需求;从负向一体化原则转向正向一体化原则;发达国家力图成为新贸易规则的主导者;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规范和改革提供了外部压力。国际贸易新规则的构建为中国提升全球贸易治理中的地位及国内经济改革和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新的机遇。     

全球治理机制面临的挑战及中国的对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当前的全球治理机制脱胎于美国主导的霸权稳定体系,现在面临美国实力相对衰落、新兴大国崛起、国际金融危机引发新的全球性问题等多方面的挑战。未来五到十年,世界各国对全球治理改革的需求将前所未有地强烈。尽管可能遭遇国际政治权力博弈中的"二把手困境",但中国仍然面临全面参与全球治理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为了有针对性地应对不同层面的全球治理,本文将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国际规则分为三类:一是现行主要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主要是指包括联合国、布雷顿森林机构在内的目前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性治理机制;二是正在演进中或可能发生重大变革的全球治理体制与规则,是指一些发达国家主导或与新兴国家共同主导的,新兴以及通过变革将具备潜在的世界性影响的国际治理机制;三是未来可能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新体制与规则,指目前影响力有限,主要由新兴国家倡建和参与,未来发展前景向好的新机制。针对不同类型的治理机制,作者提出了中国参与应遵循的原则,分别是权责相适原则、利益包容原则和有区别的共同责任原则。     

全球安全治理与中国的选择北大核心CSSCISSCI

作者阐述了自己对现有全球安全治理概念、框架及特征的认识与理解,提出了中国扩大参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能性选择。与结盟、联盟等其他多边安全合作方式相比,"全球安全治理"提供了一种更包容、更灵活的多边安全合作框架,有助于全球和地区安全问题的解决,也有助于缓和大国间存在的安全困境。作者分析了中国与全球安全治理的利益相关性和责任相关性,并探讨了在全球安全治理框架下中国与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多种形式安全合作的可能性思路,包括通过"联合国+G20"、"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印度、日本"等多边框架,就维持和平行动、打击跨国犯罪行动、人道主义救援行动等全球安全治理议题开展多边合作及演练的可能性。作者也阐述了对中国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地位和作用的看法,认为尽管中国与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之间难免存在利益和价值上的分歧,但安全治理以共同提高、合作共赢为特征,不以相互削弱为目的。因此,不同行为体可以发挥各自的作用,中国可以在全球安全治理中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北大核心

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作者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互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通过补充国际投资规则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驱动因素以及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这两支文献的研究内容,作者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     

不同投资保护标准的BIT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众多国家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BIT),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资本积累,中国参与国际投资的角色也逐渐发生变化,并在2015年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在我国开放发展战略和"一带一路"等区域普惠性倡议的推动下,我国未来的对外投资规模必将保持强劲的增长。对于签署双边投资协定是否能够有效促进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国内外研究得出的结论并不一致。通过构建面板计量模型分析我国签署、修订或重新签署更高投资保护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促进效果,结果表明,我国早期签署的投资保护标准较低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我国对外投资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而签署或修订投资保护标准高的双边投资协定则显著促进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且签署高标准的双边投资协定显著促进了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     

全球贸易形势演变对我国的影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增加全球贸易的不确定性;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加剧全球贸易风险;WTO改革受阻,难以达成一致意见;多边贸易规则遭受挑战,使得区域性高标准经贸协定不断增加,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些新动向,对中国经贸发展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应当做好研判并积极应对.一是坚持底线思维,理性应对中美博弈;二是参与并构建与国际对标的FTA,进一步扩大"朋友圈";三是防范和化解相关风险;四是积极参与并推动WTO改革,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构建多元化的经贸合作新体系.     

“一带一路”沿线自由贸易协定与中国FTA网络构建

全球化二次松绑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呼唤国际投资贸易新规则,这些规则主要通过欧、美签署的自贸协定中的WTO-X条款体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泛参与了全球FTA网络,其协定的规则水平因美、日、欧、俄等不同主导国家类型的不同而呈现明显差异。当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签署的FTA较少,在规则深度方面与美、日、欧同类型协定尚有较大差距。未来应根据双边全球价值链紧密程度优先选择FTA伙伴国,同时基于差异化原则,根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现有规则水平,加快推进中国与这些国家间不同规则、水平、层次的自贸协定网络,为拓展中国企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投资贸易往来提供规则保障。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路径、动力和效能

全球气候变化治理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该框架下的《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等为核心制度安排，协调和规范国际社会的政策和行动。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到《巴黎协定》，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发生了从中心化治理到去中心化治理的重要变迁。结合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制度主义相关理论，构建路径、动力和效能三维分析框架，论证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的逻辑。具体而言，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路径是制度复制和制度替代的混合体，这一变迁受到国际能源革命及全球经济危机外部冲击和公约缔约方能动性的共同作用，并将推进全球碳中和进程，引发国际投资贸易流向改变和气候变化治理制度性领导权及规则制定权博弈。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在推动全球气候变化治理制度变迁中起到建设性作用。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基于1982-2013年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定量研究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论WTO框架内国际投资自由化的新发展

现行国际投资法律体系存在着较多弊端,因而其内在地要求国际投资规范有所发展。WTO协定蕴含着丰富的国际投资新规范,它极大地发展了国际投资多边法制的内涵,并使国际投资法规范朝着更加自由化、更加强制化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