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产业升级效应——来自中国省际面板的实证研究

文章通过修改经典的钱纳里"结构增长"模型,利用2003-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省际数据,加入对外直接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作为调节变量,用面板回归的方法实证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升级效应。实证结果显示:(1)较高的对外直接投资水平可以较快地促进投资企业所在国家或地区的产业升级;(2)对外直接投资中的过程变量即节奏和不规则会对产业升级的效果起反向作用;(3)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市场化程度可以正向调节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于产业升级的影响程度,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对外投资的节奏和不规则度对产业升级的负向影响要小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     

东道国城镇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运用中国对158个国家(地区)2003-2013年对外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东道国城镇化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城镇化水平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反向变动的关系,而东道国城镇化速度则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同向变动关系。进一步检验东道国城镇化水平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门槛效应,发现东道国城镇化发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具有诺瑟姆三阶段的典型特征。据此,本文建议中国应针对东道国城镇化发展状况开展对外直接投资。     

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7—2014年中国对62个代表性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从投资动机的视角分析了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东道国营商环境总体上对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正向影响;当出于不同的投资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各异;出于市场、自然资源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负相关关系;而出于劳动力、战略资产寻求动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东道国的营商环境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正相关关系。本文考察营商环境的具体方面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发现开办企业、建筑许可等5个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获得信贷则起到负向作用,而保护少数投资者、纳税和登记财产则不具有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贸易效应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协整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06年我国对50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和进出口的面板数据,运用面板协整模型和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长短期贸易效应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中国出口及进口均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长期,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进出口的拉动作用相当大。(2)在短期,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及进口的长期稳定(协整)关系,对短期的出口及进口的抑制(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对短期的对外直接投资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效应。本文还进一步讨论了这些结果的深层次原因以及相应的政策启示。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主权信用与投资风险——基于国别样本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5年中国对135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东道国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从全球范围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投资风险较大的国家;单独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裕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分析表明,该类国家的主权信用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呈U型影响:当东道国主权信用低于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偏向主权信用较低的国家;当东道国主权信用超出某一水平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偏向主权信用较高的国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趋向东道国主权信用水平的两个极端——战略资产丰富的高主权信用国和自然资源丰裕的低主权信用国。     

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状和前景分析

自2000年我国政府正式实施企业"走出去"战略以来,我国对外投资取得了很大成效,成为全球三大对外投资国家之一。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的国家和地区存在着很大的不均衡性,依旧有大的发展空间。文章选取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这一角度,从近几年的发展现状和发展趋势入手,首先简单介绍了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现状,接着分析了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存在的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并且在此基础上,简单的对中国对印度直接投资的前景做了预测分析,提出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不可盲目乐观,两国因政治互信度低以及两国不同的经济体制,法律等制约因素,中国对印直接投资依旧困难重重。     

工业机器人应用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本文使用2009—2019年国际机器人联合会公布的工业机器人数据和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数据，从投资决策和投资强度两个方面考察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整体上促进了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主要促进了中国企业对高收入国家(地区)的投资概率和投资强度；机制检验结果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通过规模经济效应和创新激励效应两条渠道促进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异质性分析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企业投资于高收入国家(地区)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非国有企业、沿海地区企业、低外部融资依赖度企业和技术密集型企业；基于投资动机的研究显示，工业机器人应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企业在高收入国家(地区)开展商贸服务型及研究开发型对外直接投资，而对当地生产型对外直接投资未产生显著影响。本文研究肯定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积极作用，对促进智能制造高质量发展及推动企业更好地“走出去”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汽车行业对外直接投资扩展现状及发展趋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加入WTO后,随着汽车行业竞争力的不断增强,汽车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巨大成绩并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在规模、方式和地区上有了较大的扩展,呈现出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初级阶段,投资地区主要集中在非洲、拉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投资主体呈现多元化趋势,投资绩效显著增加等特点。同时,从国内和国外两方面来看,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将面临着新的国内外影响因素,从而使中国汽车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规模扩大化、方式多样化、地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的实证分析

根据自1982年至2004年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基于邓宁的IDP理论,分析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的趋势,表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投资发展周期的第二阶段。通过考察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外商直接投资和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之间的格兰杰(Granger)因果性关系及用回归方法重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模型,判定中国现阶段应处于邓宁的IDP理论之第二阶段末第三阶段初。但对照中国的净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还没有回升的迹象,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滞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选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比较集中且技术水平比较发达的九个国家(地区),利用我国和九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与技术创新的投入产出数据,测算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母国和东道国的研发资本存量,实证分析了我国直接投资到这些国家(地区)所产生的逆向技术外溢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渠道获得的国外研发资本存量能给母国带来正的技术外溢效应,只是由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吸引外资而言发展缓慢,因而其技术外溢效应相对较低。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是指我国国内投资者以现金、实物、无形资产等方式在国外及港澳台地区设立、购买国(境)外企业,拥有该企业10%或以上的股权,并以控制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为核心的经济活动(商务部《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它分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和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本文从经济全球化趋势和对外直接投资的关系着手,简要介绍了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的相关理论和日、美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深刻分析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并在详细分析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和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基准及战略。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连续十年位列全球前三,对外投资大国地位稳固。因此,对外直接投资是否会提高中国高端制造业的比重,促进国内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当前发展重点关注的问题。本文在现有的研究成果上,运用理论和实证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利用省级面板数据探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在产业升级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分地区检验发现,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产业升级的促进作用显著。而中部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投资动机的视角

文章利用中国 2007-2018 年对 169 个国家(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从市场寻求动机与资源寻求动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的影响因素。 结论指出:我国在选择国家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重点考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与要素禀赋,对汇率变动有负向作用,对经济增长率变动的影响不显著。     

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利弊分析

近些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占对外投资的比重不断增加,对外直接投资额也持续增长,本文将分析我国政府、企业机构或个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有利影响和弊端。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40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运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影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各种因素,发现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具有战略资产寻求和金融发展寻求动机,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具有寻求其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动机和市场寻求动机,对欠发达国家的投资动机不明显,中国在制度寻求上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OFDI表现出不同的安排。以上结论为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理论参考。     

对外直接投资提高了中国经济增长质量吗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升,已成为中国学者及政策制定者迫切需要深入研究的命题。本文利用2009—2013年的省级数据和工业企业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分别从地区和企业两个维度实证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总体上,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有效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水平的提升;考虑控制变量后,对外直接投资仅对经济增长效率产生抑制作用;(2)相较于未实施对外投资的企业,对外投资企业对自身经济增长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3)考虑到企业异质性特征后,不论企业的投资深度如何,向发达国家进行的投资行为都更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经济增长质量。以上这些发现不仅为全面理解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中国发展“质量型”经济提供了有现实意义的参考依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环境评估:综合评分法及应用

本文构建了包含微观因素的对外投资环境评估的综合评分法。运用该评分法对商务部网站公布的《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的165个国家的12项投资环境因素打分,并按总分高低对应投资环境进行优劣排序。其综合评分和排序结果具有建设性,一定程度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特点,对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项目选择和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管控有参考作用。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动力源研究

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来自发展中国家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FDI)开始蓬勃兴起.2006年,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额达到了创纪录的1200亿美元.其中,中国在吸收外资保持世界领先的同时,自身的对外直接投资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中国跨国公司的崛起已经引起全球注目.文章在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的基础上.以全球视野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内外动力源进行了研究,希望以此促进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