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财务发展的基本趋势

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企业，它发展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称之为资本。世界银行在2000年首次提出，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企业，它的发展依靠三大资本，即人力资本、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本。其认为这三大资本会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地区或者企业的经济增长，也会直接或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国民福利。为此，其提出经济增长要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也就是说，从原来主要通过物质资本的增加促进经济增长转向充分利用人力资本、保护自然资本，使得经济的增长更具可持续性同时实现国民福利最大化。我们对此做了改进，增加了两大资本：一个是“国际资本”。     

中国的通货紧缩与其潜在的经济增长

通常意义上的通货紧缩有“两个特征，一个伴随”，即物价持续下降、货币供应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伴随着经济衰退。从１９９７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具备通缩的两个特征，但对“一个伴随”学界有不同的认识，因为中国经济增长率一直处在较高位次的正数区间内。西方认为对“一个伴随”的认识只能把潜在的增长和实际的增长对应起来分析，本文在计量的基础上分析了二者的关系，从而支持了这一命题的正确性。     

有效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中国经济现代化面临经济质量、经济结构和国际经济竞争力三大瓶颈，其中“重中之重”的是提升经济效益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是贸易大国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贸易强国。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具有脆弱性，对环境和资源等社会成本的消耗度较高。因此，中国亟待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合理布局，减少浪费，实现中国向效益型增长方式的转变。     

渐渐变“贵”后的中国

生产要素价格的重估将是对中国经济结构的一种强制性调整,尽管短期内高经济增长将面临下调压力,但这也给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由“要素价格红利”向“劳动生产率红利”转变的机遇。     

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为考察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文章采用2003-2014年间中国对76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跨国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东道国经济增长、外债规模均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正影响,外债规模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的正向作用.在运用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控制内生性问题后,所得结果支持“促进论”的观点,即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外债规模吸引着中国OFDI,但不可忽略东道国外债规模、资源禀赋和技术水平都会弱化经济增长对中国OFDI促进效应这一事实.     

经济增长、流动性过剩与投资过热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经济出现了结构性失衡,经济增长过热、流动性过剩与投资过热之间相互影响。通过对经济增长、流动性过剩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发现经济增长过热与流动性过剩是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过热的主要原因。所以,实施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及继续推进汇率制度的改革,是解决当前我国经济问题的政策选择。     

能源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基于线性与非线性回归方法的比较分析

通过建立能源消费影响经济增长的“单部门经济模型”和“两部门经济模型”，推导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可能存在正面的积极影响，也可能存在负面的消极影响，并利用线性回归和基于“阈回归模型”的非线性回归的分析方法，对中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比较分析，得到的基本结论是中国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而不是线性关系，中国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倒U-型”的影响，即当能源消费水平较低时，对经济增长产生正面的积极影响，当能源消费水平较高时，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的消极影响。这些研究结论为中国节能减排的能源政策与环境保护政策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实证基础。     

拓展政府债务融资空间 启动经济增长

国债融资可以扩大社会总需求，有利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中国国债规模陷入了“财政债务重负和国民应债能力宽松”的悖论之中，不能仅仅依据我国的国债负担率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及居民储蓄率较高这些指标就简单地断定我国国债市场容量与发行空间；两全其美的出路是在振兴财政和优化国债结构的基础上加大政府债务融资力度。     

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非一致性分析

本文首先简单介绍了西方经典的索洛模型和奥肯法则，然后针对中国实际现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与之存在悻论，接着对这一增长悻论进行了解释，最后就如何使我国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我国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假说的适用性分析

本根据1978-1999年中国的年度经济数据，就进口导向型假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短期内中国的出口增长率确实对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拉动作用，但从长期看这种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论的政策含义在于：中国要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在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应更多是关注国内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经济全球化和转型下的中国政府管制体制改革

经济全球化导致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从而引发政府作用转变到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职能上;同时中国经济转型也将导致政府从过去的直接管理转变为间接管理模式。在这样的国内外经济背景下,中国政府管制体制的改革必须具有前瞻性,以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工业化政府管制模式的履辙。     

再平衡推动中国经济进入新上升周期——2009—2010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和展望

2009年在保增长成功的同时经济失衡再加剧。再平衡将成为2010年宏观政策的核心。在世界经济好转和再平衡政策的推动下,2010年中国经济将迎来全面复苏。     

美国历史上成功开发西部的经验及启示

我国政府于上世纪末适时制定西部开发战略，以促进我国国民经济整体的迅速、综合与协调发展。关于如何合理开发我国西部，促进其经济快速发展，以实现其战略目标，已成为众多国民经济管理者及专家学者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美国经过多年的努力，成功地开发了其西部地区，并在这方面积累了成功的经验，而美国西部与我国西部在自然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和形貌、对本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等方面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因此，美国开发西部的成功经验对于我国开发西部地区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中小企业危机与解困路径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影响正在逐步加深。200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明年经济工作的首要任务。在这样的经济形式下，保持中国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稳住并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对于中小企业而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着重点应在于对其危机和困境进行分析，以求最有效地提出解困路径。     

论中国经济开放度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

经济开放度是衡量一国经济对外开放程度的综合性指标.经济开放度的度量方法非常多,选择外贸开放度和外资开放度度量中国经济开放度是其方法之一.为了较准确的衡量我国外贸和外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通过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外贸和外资的基本情况,发现经济开放度越来越高,在此,进行了原因剖析,最后对经济开放和经济增长进行了简单回归,进而提出了促进中国经济开放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建议.     

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与高质量发展——基于索罗-斯旺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逐年放缓。采用索罗-斯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下行压力并存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向消费驱动转型时,必然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放弃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扩大内需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就业人口,避免就业人口出现大幅下降,还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社会创新,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经济结构调整、增速放缓与高质量发展——基于索罗-斯旺增长模型

中国社会正在由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过渡，中国经济正在从投资拉动向消费拉动转型，中国经济发展目标正在从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速逐年放缓。采用索罗-斯旺模型解释中国经济当前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下行压力并存问题，研究结果发现：当经济发展向消费驱动转型时，必然会拉低经济增长速度，目前我国经济增速放缓符合经济发展基本规律，不能因为经济增速下行压力而放弃经济转型。我国经济要向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扩大内需继续推进我国经济结构调整，提高消费在经济总量中的比重，也应积极应对老龄化问题，采取有效措施增加就业人口，避免就业人口出现大幅下降，还应加大科技研发投入，鼓励社会创新，促进生产技术水平提升。     

二氧化碳排放与增长方式转变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描述了经济增长与环境损害之间的关系,对我国反思经济增长模式有一定意义。从总量和结构两方面分析中国经济增长和二氧化碳排放对环境损害的时间序列关系,可发现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差距较大,经济增长仍为粗放型,面临较大碳排放压力,亟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后工业化中国城市文化消费经济差异分析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消费水平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在物质财富不断增长的今天,人们的精神生活消费方式也是多姿多采。文化消费作为消费的主要形式之一,对社会和人的发展越来越重要。以后工业化时代中国城市经济发展为背景,探讨中国文化消费经济的未来发展之路。     

从产业安全看我国FDI

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速经济增长作出很大贡献,但是过度的外资涌入又会不利于国家产业安全.从世界范围来看,产业安全问题实际上是牵涉到全球化背景下国家之间关于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博弈的范畴之一,本文分析了目前我国对FDI的利用现状,接着分析其对产业安全的影响,进而提出必需从健全法律法规、调整外资政策、增强微观主体自主创新能力等建议来处理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