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与国际直接投资关系研究综述

腐败与FDI关系研究是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一个新兴分支,也是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和国际投资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目前学术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腐败对国际资本流动类型的影响;东道国腐败对FDI总量的影响;东道国腐败对FDI构成的影响;东道国和投资国腐败程度差异对FDI的影响,且实证研究的结果一般支持腐败对FDI流入的负效应.对已有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和总结,有助于后续的相关研究.     

劳动力市场分割下的FDI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

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的居民收入分配产生了复杂的影响。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情况下,对FDI之东道国居民收入影响的比较静态分析和边际分析,从理论上进一步完善和解释了FDI对东道国居民收入的影响机理。对中国FDI流入规模与城乡居民收入比进行协整检验结果显示,两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因此,理应从政府调控、劳动力市场融合、劳动力技能提高等角度采取相应措施来改善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比较视角下中国对“一带一路” 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东道国不同类型国家的比较视角,实证检验东道国市场规模、政府治理、资源禀赋和金融资本等因素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等因素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与其他类型国家相比,资源禀赋和政府治理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的影响更为显著.建议加强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分析和预警,国内企业之间则应进行相应的沟通和协调.     

主权债务风险与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的经验研究

文章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为例,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对主权债务风险与OFDI的结构化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东道国外债规模与中国企业OFDI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而短期偿债能力指标及长期偿债能力则与OFDI存在正向联系,而且东道国长期偿债能力的提高对于OFDI的增长具有更大的积极作用。控制变量中东道国的经济规模、自然资源禀赋、制度质量及双边贸易规模四个因素也对OFDI形成正面的吸引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企业OFDI中的市场和资源寻求动机。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东欧四国的经验证据

对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东欧四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本国货币贬值与国民购买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转型国家的FDI流入具有正面影响。这说明东道国的FDI流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本身的经济表现。因此,致力于本身投资环境的健全,并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是转型国家应持续努力的目标。     

制度壁垒、组织学习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选择

本文借鉴制度理论和组织学习理论的视角,考察东道国区位因素和企业异质性对中国企业选择对外投资区位的多重影响。基于沪深两市制造业上市公司2006~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条件逻辑模型,实证分析发现:文化距离和正式制度风险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具有负向影响,且正式制度风险的负向影响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或较多的国际股权联盟联系时减弱;而文化距离的负向影响只在企业具有较高水平的FDI经验时才有所降低。结果表明,特定的组织学习有助于中国企业克服由东道国正式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导致的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的障碍。     

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东欧四国的经验证据

对转型国家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分析,并以西方转型国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东欧四国为例,基于面板数据,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分析结果显示,本国货币贬值与国民购买力(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对转型国家的FDI流入具有正面影响.这说明东道国的FDI流入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本身的经济表现.因此,致力于本身投资环境的健全,并维持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是转型国家应持续努力的目标.     

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吸收能力的实证研究

人力资本流动对增强东道国自身技术吸收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来华留学生数与留学回国人数以及外资就业率作为人力资本流动的代理指标,使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来测算技术进步,就人力资本流动对FDI技术吸收能力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得出结论:FDI和人力资本流动相结合与技术进步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正效应并不显著。因此,我国应当提高人力资本流动质量,提升其总体水平,为FDI技术溢出创造优越的人才环境。     

FDI对我国房地产价格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近年来，大量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中国房地产市场，FDI对房地产价格上涨作用较为明显。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FDI对中国房地产价格的影响，计算出各个要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增长贡献程度。结果显示，FDI与房地产价格有正相关关系，FDI是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并针对FDI对中国房地产价格上涨的影响提出了建议。     

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FDI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1980～2005年的经验数据

本文在前人的基础上加入一个汇率制度变量,考察汇率波动对FDI的影响,使用GARCH（1,1）模型求得汇率波动,发现我国的汇率波动与FDI的关系存在门槛效应,即在1994年以前大幅度的汇率波动阻碍了FDI的流入,而1994年以后小幅度的汇率波动却促进了FDI的流入。随着我国汇率制度向浮动汇率转变,只要保持实际有效汇率的相对稳定性,就能不断吸引FDI的流入。     

基于金融发展视角下的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综述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东道国的金融发展主要通过人力资本效应、技术创新效应、产业关联效应以及市场环境优化效应等机制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产生影响.金融发展已经成为东道国FDI效应有效发挥的核心要素,也是未来FDI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新方向.     

服务业FDI与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研究——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服务业的发展对一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而服务业利用外资能够促进东道国服务经济的发展。利用1993-2012年中国服务业实际利用外资的数据,来检验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服务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服务业FDI与服务业增加值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且两者之间互为因果关系。要利用服务业FDI带动东道国服务业经济的增长,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积极引进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     

FDI与东道国企业的能源效率——以江苏高新技术企业为例

FDI在促进东道国经济规模扩张的同时,也会对企业能源使用效率产生一定的影响。本文利用江苏省1988家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数据,试图揭示FDI与企业能源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虽然FDI对企业能源效率有正向影响,但来自不同国别（地区）FDI的促进作用存在明显差异,非港澳台地区FDI较之港澳台地区FDI对企业能源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这可能与不同来源地跨国公司所有权优势的差异以及FDI在中国大陆投资的不同动机有关。同时,本文还发现,研发创新、人力资本以及国有资本份额也对能源效率产生比较显著的影响,而产业集聚因素对能源效率影响不明显。     

俄罗斯地区营商环境的哪些因素提升了FDI流入水平——基于系统GMM估计的动态面板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俄罗斯各地区营商环境的变化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是国内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论文基于俄地区1999＂-＇2014年的动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分析了滞后一期FDI、劳动力、消费、生产、财政、制度、创新、基础设施、自然资源等营商潜力类营商环境变量以及政治、经济、财政、社会、治安、生态等营商风险类环境变量对地区FDI流入的影响,研究发现,劳动力潜力和制度潜力对俄地区FDl流入会产生积极影响且较为显著,经济风险、社会风险和治安风险则显著不利于FDl流入;进一步综合营商环境因素和地区虚拟变量的分析得出启示,作为转型大国的俄罗斯,其不断释放出的制度红利仍然为各国投资者所重视;同时,从数据分析上看不出自然资源禀赋给外国投资者带来的好处;相对地,传统的投资动机比如市场规模、劳动力状况、市场体系完善程度等可能仍然是俄罗斯各地区FDI流入的主要推动力。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分析

外国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积极影响主要表现为FDI净流入增加1美元,东道国总投资额的增加值大于1美元,FDI与东道国经济的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但它也会对东道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税收饶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

本文在对税收饶让产生背景分析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税收饶让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国际税收协定中的税收饶让协议对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国同意税收饶让时,东道国会进一步降低其税率,从而进一步促进东道国FDI的流入。本文建议我国在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已合并的新形势下,充分发挥税收饶让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     

FDI对环境污染的行业差异性研究

论文将外商直接投资依据行业进行分类,研究不同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环境造成的影响,并以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运用静态面板固定效应和动态面板系统GMM方法,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估计结果如下:外商直接投资流入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会恶化东道国的环境,流入服务业则支持"污染光环假说",对于农业和软件业的影响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的环境改善效应需要国内经济发展水平的支持,只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FDI才有利于环境的改善。     

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促进了FDI流入吗？——兼论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不仅保持要外商直接投资（FDI）规模的稳定增长,更要注重其质量和结构的提升,以创新型产业集群为代表的高水平产业发展则可以有效促进高质量外资流入。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采用2005—2020年276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检验表明：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能够显著促进所在城市的FDI流入,其中存在试点通过改善营商环境和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来促进FDI流入的机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显著促进了劳动力成本低城市的FDI流入,但会抑制劳动力成本高城市的FDI流入;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FDI流入促进效应在财政实力较强的城市更加明显;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对FDI影响高质量发展具有调节效应,可以通过促进FDI的规模增长和质量提升进一步推动创新质量改善、产业结构升级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而助力高质量发展。应加快推进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继续扩大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充分发挥创新型产业集群发展对高质量外资的吸引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