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与FDI区位选择

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对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与程度一直被传统研究所忽视。本文从劳动力规模、劳动力质量、劳动力成本以及劳动力结构4个维度对东道国劳动力异质性进行全面考察。利用涵盖69个国家(地区)2000~2012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发现:以往经常被忽略的健康水平是影响FDI流入的重要因素,东道国较高的健康水平有利于促进FDI的流入;在教育方面,中等教育的普及有利于吸引发展中国家FDI的流入,高等教育的普及对FDI流入的影响不显著;在工资方面,东道国较低的工资水平有利于吸引FDI的流入;在人口结构方面,少儿抚养比与FDI的流入呈正相关关系,老年抚养比的影响不显著;另外,劳动力异质性对发展中国家的FDI区位选择有着较大影响,而对发达国家的影响不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影响国际旅游收入的研究

外商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拉动效应和溢出效应两种方式促进东道国旅游服务贸易的出口.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协整分析表明,国际旅游收入与外商直接投资存在长期均衡关系,FDI是国际旅游收入短期波动的原因,验证了FDI对国际旅游收入的直接带动作用;当期的FDI产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会促进后期国际旅游收入长期稳定的增长,验证了FDI对国际旅游收入的关联效应;当期的国际旅游收入产生一个单位的正向冲击,对后期国际旅游收入具有较大的长期拉动作用,说明包括FDI直接或关联效应引致的入境旅客的旅游信息扩散效应对国际旅游收入增长发挥了重要作用.     

FDI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实证研究

服务业是新一轮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理论上.服务业FDI将通过资本效应、就业效应、技术效应、贸易效应和制度效应影响东道国服务业发展.而利用1987-2006年数据,对中国的实证研究发现:服务业FDI单向地成为中国服务业发展的格兰杰因,两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基于引力模型思路的检验发现,就业效应、技术效应和资本效应是服务业FDI影响中国服务业发展依次显著的传导路径.最后文章从宏观和微观层面提出合理利用FDI促进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对策.     

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基于面板协整模型的实证分析

使用1997～200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数据,基于面板协整模型,对财产性收入增长、市场化进程与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财产性收入的增长有利于缩小中国城乡间的收入差距;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则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交互影响看,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增强财产性收入增长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抑制效应.对不同地区而言,上述影响从东部地区到西部地区呈递减趋势.     

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1978-2008).

利用中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协整估计方法,在城乡收入差距、社会保障支出、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4个变量框架内考察了中国社会保障支出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支出、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均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主要影响因素.其中,以国企职工和城镇居民为主要对象的社会保障支出的提高导致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而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增长率的提高则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据此提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社会保障支出政策建议.     

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协整理论的实证分析

采用单整、协整等计量方法对1978年～2004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人力资本、经济增长的年度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和检验,得出结论:FDI、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FDI、人力资本和国内资本对经济增长均有显著的拉动作用,且FDI的冲击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很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当前应正确认识FDI的影响,大力发展教育,提高我国人力资本水平,加大国内资本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FDI流入影响因素的VAR模型分析

外商直接投资(FDI)是一个区域对外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也是最为活跃的领域,FDI流入对地方经济的促进作用受到理论的广泛认可,但对FDI流入影响因素的解析却存在诸多分歧。本文以陕西省为例,通过FDI发展情况和自向量回归模型VAR以及协整检验对陕西省FDI的影响因素做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在诸多外因中,产业结构是影响陕西省FDI的主要因素,且影响有两至三年的滞后期,劳动力工资水平对陕西省FDI有反向影响,但影响力逐步减弱,因此加大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劳动力素质是吸引外资的重要途径。     

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1980-2008年数据的ECM模型分析

本文根据协整理论与误差修正模型,利用1980-2008年度的数据对湖北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纯收入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湖北省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格兰杰因果检验表面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农村居民纯收入的格兰杰原因,但农村居民纯收入不是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格兰杰原因.最后提出了缩小湖北省城乡居民收入的对策和建议.     

外资进入影响行业工资差距的路径与异质性研究——来自中国服务业的经验证据

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通过劳动力需求效应和技术溢出效应改变东道国的劳动力就业结构和行业相对劳动生产率，进而影响行业工资差距，并且这种影响具有不确定性；由于投资动机和进入方式的不同，FDI对行业工资差距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并表现为地区差异。基于中国服务业的经验分析发现：外资进入通过增加低工资行业的相对就业规模和提升高工资行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扩大了行业工资差距，适应中国低技能劳动力丰裕而高技能劳动力相对稀缺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在以垂直型和合资型FDI为主的地区外资进入具有显著的扩大行业工资差距效应，而在以水平型和独资型FDI为主的地区这一影响并不明显。因此，应努力提高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并充分保障低技能劳动力的权益，积极鼓励和引导水平型FDI进入并适度减少垂直型FDI的引入，持续增强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并不断缩小技术差距，进而在高效利用外资的同时缩小行业工资差距。     

FDI与中国就业形势动态关系研究——基于1985-2009年时序数据的协整和VAR模型

鉴于理论界就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就业存在“挤入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争论,在1985--2009年就业量与FDI的时序数据基础上,运用现代计量的协整理论和VAR方法论证了FDI对就业的作用存在长短期的区别,并据此给出政策建议。     

所有制结构变迁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检验——基于面板协整的方法

所有制结构变迁是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利用1995-2008年30个地区的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表明：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与城乡收入差距存在协整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别与城乡收入差距也存在协整关系;国有经济、公有制经济能缩小城乡收入的差距,而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则扩大城乡收入的差距。     

外贸、外资与工业结构升级——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

通过建立VAR模型,对中国1985~2004工业结构、进口贸易、出口贸易和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整分析,检验了工业结构与进口、出口、FDI之间的长期协整均衡关系和短期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刻画了脉冲响应函数(IRF)。结果显示,工业结构升级、出口依存度、进口依存度和FDI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进口贸易和FDI对工业结构升级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出口贸易对工业结构升级存在负面影响。     

跨国公司投资动机对东道国行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1996~2012年动态面板数据,从行业层面检验美国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直接投资的不同动机与东道国出口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资产寻求型FDI无论是通过模仿和学习还是员工流动,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均不存在明显影响;资产开发型FDI,尤其是市场寻求型FDI对东道国出口强度影响程度最大。第二,资源寻求型FDI利用生产经营渠道对东道国出口强度起显著正向作用;出口平台型FDI借助示范效应降低东道国企业沉没成本以提高其出口业绩。第三,只有当东道国制度环境较好时,市场寻求型FDI和出口平台型FDI对出口强度才表现为正向作用,而资源寻求型FDI对本土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不因东道国制度环境而改变。本文研究结论对政府制定有效的引资策略和出口政策,引导企业加快国际化步伐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持。     

论政府经济职能缺陷对我国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收入分配向行政性垄断行业倾斜。通过分析政府经济职能缺陷给居民收入差距造成的影响，提出了实现资源配置的平等化，允许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政府要发挥再分配职能的有效性等政策建议。     

要素禀赋、制度特征与FDI流动——基于投资引力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投资引力模型的基础上,将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特征等因素引入其中,就二者与FDI流动的关系,诸因素交叉项与FDI流动的关系及东道国制度差异对FDI流动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东道国的经济规模和双边贸易距离对FDI流动具有普遍性影响。东道国的要素禀赋、制度质量、历史经历及加入相关组织对FDI流入具有重要影响。因此,现实背景下中国要想吸引优质FDI流入,就必须靠好的制度安排来实现,通过增强制度的＂拉力＂（引进来）及＂推力＂（走出去）,为中国的引资及对外投资提供＂高能化、清洁化＂的动力。     

中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与区域影响

本文分析了中国在亚洲地区吸引资源整合型和市场导向型FDI的区位优势，并从由此而产生的替代效应、互补效应和收入效应三方面分析了中国大量吸引流入亚洲市场的FDI后对东盟国家的FDI及其国际贸易的影响，指出中国对FDI的分流对东盟国家并不必然造成威胁，并对中国和东盟在FDI合作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FDI外部性与国内就业主渠道

外商直接投资是影响东道国就业的重要因素,FDI的进入不仅直接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还会通过总需求扩张等渠道产生外部性,影响国内就业。本文运用一个寡头模型研究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影响的不同渠道,并利用中国的经验数据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总需求的刺激是影响中国就业的主要渠道,外商直接投资拉动中国总需求的作用越大,就越能增加中国国内就业。     

居民收入、社会福利支出与我国人身险需求关系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协整检验的计量经济学方法,就我国人身险的规模与国内经济、社会福利支出规模及居民收入对人身险密度的影响进行了详细的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看,我国经济规模、居民收入和人身险规模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人身险规模随着经济规模的增加而增长,人身险密度的增长主要依赖城市居民和中等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而我国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还不足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左右我国人身险总规模的变化。     

FDI对东道国外溢效应及影响因素研究综述

新经济增长理论揭示:一个国家经济要快速、稳定和可持续增长,资本、劳动力和知识是不可缺少的要素,其中知识尤为重要。FDI的载体——跨国公司拥有世界绝大多数先进知识和技术,它们在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东道国经济发展也能起到一定的催化作用,因此FDI对东道国外溢效应的研究成为国际经济文献的重要课题,其中大部分文献集中在三个方面:直接外溢效应、竞争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有关FDI外溢效应的理论分析基本得出FDI能产生正外溢作用的结论,然而大量实证研究却显示出不同的结果。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献在研究FDI对东道国外溢效应时,偏重于进行外溢效应的具体来源及影响因素分析,以试图解释大量实证研究结果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并为东道国更好地发挥FDI外溢作用提供借鉴意义。     

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中FDI与房地产业增长的动态关系研究

近年来,随着中国房地产业的迅速发展,该行业已成为外商直接投资的热点。本文从实证的角度,运用相关性检验、HP滤波处理方法、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广义脉冲响应分析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学工具,对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FDI与房地产业增长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FDI与房地产业增长之间存在一种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两者相互影响,具有协调变化的趋势,且房地产开发投资中的FDI与房地产业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