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引进、市场结构、研发效率与二次创新

二次创新是实现技术引进向自主创新转变的重要环节,中国引进技术二次创新投入低下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基于产品垂直创新内生增长理论,文章构建了二次创新的内生决定模型,讨论了技术引进选择、市场结构、企业研发效率等因素对二次创新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文章运用1998~2004年我国30个省市大中型工业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提出加大引进技术二次创新的建议。     

基于合作研发组织下的隐性契约稳定性比较

本文研究企业与科研机构组成的合作研发组织下的隐性契约。双方虽然事前有参与合作的动力,但是由于存在组织下的合作研发外溢效应,这种外溢既有合作双方间的外溢风险,又有协议实施和背弃的外溢风险。本文从厂商立场出发,通过分析合作中采用何种隐性契约控制和限制外溢风险发现,当溢出率较小时采用长期雇佣契约更稳定,而溢出率较大时采用技术支持契约更稳定。     

知识披露策略:专利竞赛中的厂商策略性行为

专利竞赛是产业组织理论的重要内容。在专利竞赛中,披露研发知识是落后厂商常用的策略性行为,其目的通常是延长竞赛时间,为其追赶领先厂商提供机会。落后厂商的知识披露策略能够降低领先厂商在专利竞赛中获胜的概率,并迫使领先厂商与落后厂商进行合作研发。我国企业的研发力量尽管在某些技术领域比国外大型企业弱,但可采取知识披露策略,迫使国外厂商与我国企业进行合作创新。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研发策略与专利策略的关系及其政策含义

在将厂商的创新动机区分为研发动机和寻求专利动机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双寡头模型来阐释厂商的研发策略与专利策略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以往研究认为的厂商研发活动和寻求专利活动是互补关系的结论并不是在任何情形下都能成立;在某些情形下,二者是替代关系。在二者是替代关系的情形下,对于政府而言,提高厂商获取专利的成本,不仅可以激励厂商在研发上进行更多的投入,还能增进社会福利。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技术创新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理论分析及实证检验

创新的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怎样的影响?现有分析普遍认为知识溢出即创新的正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抑制作用，然而大量实证研究表明二者关系是非单调的，对此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鉴于此，构建关于企业研发投入的局部均衡模型，将创新的正负外部性纳入统一分析框架，研究两类创新外部效应对企业研发投入的非单调影响以及竞争均衡的稳定性和效率问题，并选取我国34个行业面板数据，对创新的外部效应与企业研发投入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当行业研发投入较低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提高；与此相反，当行业研发投入较高时，企业研发投入随正外部效应增强或负外部效应减弱而降低。第二，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正外部效应和负外部效应分别对企业研发投入具有单调的促进与抑制作用。在竞争均衡的企业效率方面，研究结果表明：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正，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低于社会最优水平；若创新的净外部效应为负，则竞争均衡企业的研发投入高于社会最优水平。     

多属性拍卖与研发竞赛的激励效应比较

采购方向两个潜在的供应商之一采购某种需要研发的创新性技术或产品,并采用多属性拍卖机制或研发竞赛机制来确定哪一个供应商最终能赢得合约。假设供应商是同质的和风险中性的、研发成本具有随机性,且采购方和供应商之间在研发成本上信息不对称,分别研究多属性拍卖机制和研发竞赛机制中供应商的质量决策,比较这两种机制的创新激励效应。结果发现:多属性拍卖机制中,理性的供应商都不会进行研发和参与投标;研发竞赛中奖励金额必须要足够大才能激发供应商的研发与竞赛参与意愿,此时研发竞赛机制要优于多属性拍卖机制。     

创意企业非研发创新活动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以产业集群关系嵌入为中介

以创意为产品内容，利用符号意义创造价值的创意企业，其创新发展模式成为政府和学界关注焦点。以合作创新和嵌入性理论为基础，将产业集群关系嵌入融入创意企业非研发创新对合作创新绩效的影响关系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发现：创意企业技术引进、创意设计及创意学习对合作创新绩效具有正向影响；产业集群商业及政府层面关系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具体来看，产业集群商业层面关系对非研发创新活动与合作创新关系的中介效应更为显著。研究结论可为指导创意企业依托自身优势更好地开展非研发创新活动，并依托产业集群关系提升不同主体合作质量提供理论参考和实践贡献。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中国工业产业结构与企业技术研发行为的实证分析

产业结构升级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界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工业产业的升级更是一个众所关注的焦点。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中国工业产业数据，采用了经典的SCP范式模型．对熊彼特的两个经典假说进行了验证。发现竞争与企业利润同时对企业研发具有促进作用．熊彼特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同时得到了支持。通过对应分析，我们对中国工业内产业不同特点和企业不同特点进行了归类，提出国有企业在不同行业的产值比重是导致了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结论同时并存的原因。     

软件信息业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实证研发

选取上海、深圳证券市场软件信息业171家高新技术企业2012-2015年的相关数据,针对研发投入、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企业绩效三者间的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与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显著正相关,加计扣除政策实施效果较好,政府应给予企业更多的加计扣除优惠;根据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存在非线性关系,研发投入对当期绩效的抑制作用不明显,对滞后一期绩效有显著抑制作用,对滞后两期绩效正向作用不明显。研发投入经济效益回收存在一定的滞后性,根据分位数回归结果,处于50%分位点的企业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作用最大;分组回归结果显示,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     

市场结构与技术创新——以美国AT&T公司的拆分为例

本文以美国AT&T的拆分为模型案例 ,探讨和分析垄断与竞争 ,哪种市场结构更有利于企业的技术创新。本文的模型和实证的结果表明 ,在分割之前公司规模和研发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这说明规模在电信业中依然具有优势。本文的重点在于揭示出效率 (由TFP来衡量 )和竞争的关系 ,因此 ,本研究的一个更为重要的结果是 :TFP与研发之间在分割前是完全不相关 ,分割后却强烈正相关。这一结果表明 ,从受保护的垄断地位转移到竞争性的垄断迫使AT&T提高研发投资 ,以保持其竞争优势。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研发创新抑制波动机制分析*——基于企业生产供给波动视角

本文基于种类扩展型技术进步框架构建了理论模型,分析研发创新对企业层面生产供给波动的影响效应以及其作用机理,并利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验证。本文发现,研发创新带来的更多技术种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生产波动的风险,企业研发创新强度越大、全要素生产率越高,则企业产出波动性和生产率波动性越小。进一步研究发现,研发投入是通过扩展技术种类范围、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地抑制波动,而研发产出会对企业层面波动产生直接和间接的抑制作用。因此,本文揭示了“创新性毁灭”之外研发创新影响企业层面波动的另一种机制,为改善供给状况、平抑实体经济波动提供了政策启示。     

中国研发投入的动态演化

R&D investment is enterprises’ strategy based on the market demand on innovative products and its production capacity for them. Enlarging market demand would spur the enterprises’ R&D input and the enhancement of technology state in production ability could have a complex effect on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R&D expenditure. With the measurement of China’s technology state compar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this paper explores with the state space model the dynamic effects of determinants on China’s R&D expenditure with the data during 1987–2006. The result illustrates that the growing national income, a proxy of domestic market demand, impedes the further R&D investment in China due to the enormous demand for necessities dominated by lower income class, and the income inequality is the major incentive for R&D investment via the higher pricing on the wealthy group, and that the improvement of technology state reduces the innovation risk and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timulating R&D expenditure.      

融资结构、企业异质性与研发投资*——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企业融资结构影响研发投资强度吗？是否存在能促进企业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而言,最优融资结构是否存在差异呢？本文运用中国上市公司2007—2015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企业越偏向于股权融资,研发投资强度就越高;（2）存在有利于促进研发投资强度提升的最优融资结构;（3）企业的最优融资结构随企业所属的产业性质、股权集中程度、银企关系强度及所有权性质的不同而呈现显著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发现有助深入理解融资结构与研发投资的关系,也为决策者制定宏观金融结构优化政策提供了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动态面板模型

为推进军民融合创新发展、优化政府资源配置,研究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的影响具有现实价值。选取2007-2018年127家军民融合企业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纳入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调节变量,以企业寻租变量作为政府补贴的外生工具变量,构建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创新投入影响的动态面板模型。使用差分GMM法进行回归估计,结果显示,军民融合企业往期研发投入对当期研发投入有影响,政府补贴对军民融合企业研发投入具有正向影响,地方财政科技支出对政府补贴的正向影响具有放大效应。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为促进军民融合协同创新提出政策建议。     

Evidence on the impact of R&D and ICT investments o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in Italian firms

Both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n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CT) investment have been identified as sources of relative innovation underperformance in Europe vis-à-vis the USA. In this article, we investigate the R&D and ICT investment at the firm level in an effort to assess their relative importance and to what extent they are complements or substitutes. We use data on a large unbalanced panel data sample of Italian manufacturing firms constructed from four consecutive waves of a survey of manufacturing firms, to estimate a version of the CDM model of R&D,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Crépon–Duguet–Mairesse 1998.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An econometric analysis at the firm level.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and New Technology 7, no. 2: 115–58] that has been modified to include ICT investment and R&D as the two main inputs into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We find that R&D and ICT are both strongly associated with innovation and productivity, with R&D being more important for innovation, and ICT investment being more important for productivity. For the median firm, rates of return to both investments are so high that they suggest considerably underinvestment in both these activities. We explore the possibl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R&D and ICT in innovation and production, but find none, although we do find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R&D and worker skill in innov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