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FDI、环境规制与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选用方向距离函数和ML生产率指数,测算了能源环境约束下2003～2015年我国省际层面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项,并借助面板模型分析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来源于绿色技术进步,环境规制力度较高的地区对应较高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OFDI和环境规制均有利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符合"波特假说",同时环境规制能够促使OFDI发挥技术溢出与结构优化效应来改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区域间OFDI、环境规制及两者合力作用效应存在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政府应合理把握环境规制力度并向中等标准组看齐;门槛检验显示,OFDI的作用效应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经济发展、对外开放和人力资本门槛。     

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的理论分析

环境规制作为政府解决生产行为外部性的一种措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作为对工业绿色增长的测量指标。环境规制在实施过程势必对工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造成一定影响,因此本文通过理论分析说明了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效应可以解释为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环境分权和空间溢出视角

基于我国省级2003—2020年的宏观层面数据，以实施环境规制面临的成本—收益分析和中国式环境联邦主义理论分析为基础，利用基准模型和空间模型实证分析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已过拐点；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为代表的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形影响，先抑制后促进，目前已过拐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倒U形影响，先促进后抑制，目前未过拐点。在环境分权背景下，环境分权对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缩短其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时间，削弱其作用强度；环境分权对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产生正向调节作用，延长了其发挥正向作用的时间。在时空异质性分析中发现，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各类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与基准结果一致，仅有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的倒U形影响贯穿经济高速发展和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东部地区，市场引导型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更强，而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中西部地区的影响更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不可忽略的空间相关性，治理投资型环境规制和市场引...     

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

现有的关于双重环境规制的分析和研究,主要集中于正式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而对双重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没有高度的关注。实际上,公司治理结构是环境规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关联的不可忽略的门槛。文章在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和评说的基础上,构建了2011—2020年上市公司财务和内部人事数据的面板数据模型,以公司治理结构为门槛变量,分析双重环境规制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N”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2)针对公司的内外部特征进行样本划分和异质性检验,发现对于不同区域和污染等级的企业,双重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存在差异。并且,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低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不具有门槛效应。据此文章提出在西部地区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的环境治理体系,提高非正式环境规制对西部地区和非高污染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以及为企业高层增加绿色激励和建立政商环境问题协调组织等政策建议。     

农产品贸易促进了中国农业绿色发展吗?——基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视角

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有助于农业绿色化转型与可持续性发展。基于2006—2020年中国30个省份数据,选择SBM-ML指数法,利用MaxDEA软件测算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使用系统GMM模型与动态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农产品贸易能够有效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其影响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在东部地区较为显著;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门槛效应,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农产品贸易对农业绿色化发展的正向溢出作用越明显。因此,各省份要推动农产品贸易的持续健康发展,政府应当依照地区贸易发展状况与经济发展水平因地制宜地制定有关农产品贸易政策,充分发挥农产品贸易的正向溢出作用,促进农业绿色发展。     

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减缓地方财政压力，加强环境规制与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是保障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与经济高质量的重要环节。基于2000-2017年省级面板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财政压力显著抑制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且经过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检验，结论依然成立。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财政压力通过削弱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了间接的抑制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的地方财政压力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程度大于东部地区。据此建议：缩小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缺口，缓解地方财政压力；增强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动力，合理引导及规范招商引资行为；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力度，同时协调区域发展。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基于不同集聚视角下面板门槛模型的实证分析

基于产业集聚的理论研究和绿色发展的环境诉求,本文以2004-2016年中国30个省(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为研究样本,运用面板门槛模型探讨供给侧视角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从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角度证实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结构突变效应,并鉴于内部细分行业集聚特征展开进一步探讨。结果表明:在不同集聚视角下,能源强度、经济发展水平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不同程度的门槛效应;就全国层面,专业化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抑制作用,多样化集聚表现出较明显的促进作用;就行业层面,细分行业专业化集聚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特征,金融业是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点行业。     

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加快国内市场一体化来提升双向FDI技术溢出效率,推动绿色经济增长。本文选取2003-2019年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借助动态SBM-GML模型测算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相对价格法分别测算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构建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定量分析双向FDI协调发展、市场分割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双向FDI显著地促进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通过提高绿色技术进步水平来实现;东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中西部地区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明显;进一步研究发现双向FDI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关系,只有当存在商品市场分割指数与要素市场分割指数分别超过某个门槛值时,双向FDI才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我国环境规制下的规制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1999-2008

本文首先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1999-2008年间在无环境规制、弱环境规制、中环境规制以及强环境规制四种情形下的环境技术效率以及环境规制成本。其次,运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方法测度了各地区在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分解。最后,利用面板数据对影响我国环境规制下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本文主要得出如下结论:考虑环境规制后,全国各地区平均环境技术效率水平提高,但地区差异较大;环境规制是有成本的,而且环境规制政策越严格,成本越高,各地区的环境规制成本也存在较大差异;实施环境规制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提高;外商直接投资、资本深化、工业发展水平和环境保护力度对我国环境规制下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影响。     

制造业转型升级差异化路径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调节效应和空间效应视角

基于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建设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背景，本文利用2005-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Super-SBM模型、空间计量模型、偏微分分解效应考察制造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面板分位数模型解释制造业转型升级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机制，以及二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转型升级可以优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和影响机制存在区域差异性；以人力资本和对外开放水平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U型”特征，以绿色技术进步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为主导的制造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特征。     

服务业FDI提高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进行说明,随后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全域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估算出中国2002—2014年各地区服务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TFP)变动及其分解项。全面控制影响服务业绿色TFP的重要变量后,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对全国及分区域服务业绿色TFP的影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服务业绿色TFP整体呈现增长态势,但表现出较大的省际和区域异质性;回归分析表明,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显著抑制了全国以及中西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的增长,而其对东部地区服务业绿色TFP则不存在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发展水平、资本劳动比、服务业内部结构、服务业能源结构、环境规制、信息化水平对服务业绿色TFP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房地产投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1998-2021年中国省际数据考察房地产投资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房地产投资通过产业关联效应提高工业全要素生产率,但通过要素投入抑制了对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且房地产投资水平在促进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过程中存在门槛效应。本文研究为推动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和金融有效支持实体经济的体制机制提供了有益的政策启示。     

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中国工业绿色转型

本文基于行业异质性的视角,首先构建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与工业绿色转型的理论框架,并提出理论假说。随后,构建计量模型,设计变量指标,采用省级动态面板数据与系统GMM方法,对理论假说进行检验,并探究空间异质性对三者之间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绿色转型伴随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表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U型趋势;中国仍处于U型曲线的左半部分,当前环境规制强度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外商直接投资主要集中于污染型行业,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证实了"污染天堂假说";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有助于促进工业绿色转型,环境规制作为外资的重要准入门槛,能引导外资流向清洁生产型行业;空间异质性对环境规制与外商直接投资的交互效应产生重要影响,东部、西部地区交互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工业绿色转型,而中部与东北地区则不利于工业绿色转型。     

扬子江城市群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测度及分解研究

基于扬子江城市群8市2010年至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GML指数模型和SBM超效率模型,对扬子江城市群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检验了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政府财政支出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存在门槛效应,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推动作用,但随着政府财政支出比例的增加这种正向推动力逐渐减弱.     

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微观数据的分析

文章通过使用2016年35个城市的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并匹配相应的营商环境指标和企业家才能指标数据，定量分析了企业家才能、营商环境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存在着营商环境“门槛效应”，即企业家才能只有与一定的营商环境相结合，才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生积极作用；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和产业差异特征：沿海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要强于内陆地区企业家才能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企业家才能对传统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大于对战略新兴产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     

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基于广东省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DEA-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出广东省1985-2010年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技术进步指数和技术效率指数,并分别以三者作为被解释变量实证考察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结果表明:从总体上看,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显著的技术效应,但这种技术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而实现的,技术效率效应并不显著,技术效率改进的驱动力似乎更多地来自于国内因素。另外,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技术效应的发挥存在一定的"技术门槛效应"和"适应期效应",只有越过技术门槛和适应期,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效应才能完全显现。     

环境规制强度对我国低碳出口转型的影响研究

基于2006-2019年中国30省份的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投入与成效角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利用面板门槛、中介效应模型对环境规制强度影响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环境规制与我国出口贸易低碳转型之间存在门槛效应，且通过外国直接投资、绿色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于出口贸易低碳转型；当环境规制强度较低时会显著促进出口贸易低碳转型。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到强，其推动作用会被削弱并会产生一定阻碍作用。     

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

利用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会显著降低中国整体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但该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同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对中国资源错配的影响存在阶段性特征：当人均收入水平低于19821元（2007年以前）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未对中国资源错配产生显著影响；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19821元小于49542元（2008-2014年）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可以缓解资本错配，但对劳动力错配的改善效果不明显；当人均收入水平大于49542元（2015年以后）时，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有利于改善资源错配。进一步的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双向直接投资协同发展通过提高金融深化水平和劳动力成本，进而缓解资本错配和劳动力错配。     

上海地区外商直接投资对国内企业技术进步的影响

本文依据1995—2007年上海地区的相关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法估算了该阶段上海各所有制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并采用所估算的国内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以Granger因果分析法检验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检验结果来看,在95%的显著性水平下,外商投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与上海国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指数互不为Granger原因,即可以认为,1995—2007年间外商直接投资对于上海地区国内企业并没有显著的技术外溢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