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创意休闲农业以产业增值促进农民增收

<正>对于经济相对发达、土地资源紧张、农业规模不大、人力成本缺乏比较优势的地方，推进乡村振兴，提高农民收入，必须坚持立足本地实际，因地制宜找准发力点和着力点，持续发力，久久为功。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以“江村”品牌为统领，大力实施“12310”工程，全面推进乡村产业振兴，发展创意休闲农业，助力加快打造“新时代鱼米之乡”吴江样板取得了阶段性进展。     

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与路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做出的战略抉择。以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实施乡村振兴中的目标、重点、实现路径等，有助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法］文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标、重点及战略路径。［结果］四川省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差距较大，主要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多层次人才匮乏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等。［结论］明确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要以涉农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文明乡风基本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生活富足为目标，以衰退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以村庄整治和宜居乡村建设为突破口，以贫困人口同步小康为关键，以激活土地要素为措施，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通过“融合”“绿色”“善治”“人文”“差异”和“激活”六大战略路径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建设逻辑研究

新发展阶段农村治理现代化的内涵不断丰富，伴随乡村振兴的不断深入农村治理现代化要求更新治理观念、治理方法，选择更科学有效的治理路径。农村治理现代化意味着治理过程的制度化和民主化，同时注重德法结合，构建完善的农村治理框架体系。乡村振兴与农村治理现代化具有相同的“内核”，具有相同的目标指向性。农村治理现代化应注重“内外兼修”，积极发展内生性资源，走“动员式”发展路线，同时借助外部支持力量，打造良好的现代化治理格局。     

一区示范 两园互动 三村联建——连云港市积极探索实践乡村振兴新路径

<正>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江苏省连云港市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要求，压实主体责任，统筹资源要素，创新工作举措，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狠抓示范引导、园区互动、村级联建，积极探索“一区示范、两园互动、三村联建”的乡村振兴实践路径。     

基于乡村振兴视野下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实践研究——以德化县龙门滩镇为例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是新形势下实现乡村振兴的有效“助推器”。德化县龙门滩镇存在土地供需矛盾日益凸显、空间布局不合理、生态环境退化等问题，针对整治区域进行可行性分析和评估，提出启用“土地整治+”模式，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为中心联动生态环境、相关绿化产业的发展思路，开展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开发以及低效建设用地整治，并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龙门滩镇水系、人居环境、交通环境等，推动当地生态治理发展，打造生态文明的新龙门滩镇，加快推进龙门滩镇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的历史溯源、现实困境与路径选择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作出了重大的决策部署，是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是推动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中国乡村发展经历了乡村社会改良与乡土重建、土地改革与土地制度改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历史变迁。当前乡村振兴面临乡村产业边缘化、农民老龄化、农村空心化等诸多现实困境，并提出建立农村多元化产业发展体系、加快农业要素运作体系建设、完善农村多元化治理体系建设等提升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     

我国共同富裕道路上乡村振兴的十大障碍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之路。然而乡村振兴战略在实行过程中面临着优势产业缺乏、人才外流严重、文化建设体制机制不完善、生态环境污染、基层治理低效、社保投入不足、土地流转受限、法治建设薄弱、人口老龄化严重、资金管理薄弱等障碍。本文对乡村振兴战略面临的十大障碍进行分析总结，以期为相关部门找准乡村振兴的痛点难点提供思路，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早日实现共同富裕。     

先行先试探索新模式 引领浦口数字乡村建设

<正>江苏省南京市浦口区把数字化作为振兴乡村的有力抓手，立足“都市近郊型数字乡村”发展定位，强谋划、强基础、强特色，深入探索都市近郊型数字乡村振兴发展特色路径，持续发力，全面推进乡村生产、生态、生活数字化转型，以数字乡村建设的更大成果绘就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以“三个一”引领全区数字乡村建设。一是抢抓试点机遇。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数字乡村建设试点区，先试先行、积极探索，聚焦产业升级、乡村治理、公共服务等维度，加速推动浦口“三农”迈向“数字时代”，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江苏实践与理论诠释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在徐州市先行先试，于2019年起在江苏全省陆续推行。实施结果表明，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行动有助于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创造生态宜居环境，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江苏省邳州市为典型案例，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诠释的基础上，基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设计原则”,从自主治理角度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五大关键因素；采用“米切尔评分法”,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三方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中的利益诉求及角色定位；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江苏实践给予系统解释的基础上，揭示其制度创新价值。     

金山区“五治融合”深入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发展

<正>推进乡村治理事关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事关乡村振兴战略大局,事关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和推进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近年来,金山区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新时代乡村治理理念,探索“五治”融合的乡村善治机制,塑造党建引领的“思想灵魂”、打破基层治理的“硬塞障碍”、畅通乡村服务的“神经末梢”、激活村民自治的“组织细胞”,最大限度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乡村振兴语境下农村环境的内发性治理机制探析

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战略是推动农村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而农村环境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目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已成为阻滞乡村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障碍之一，本文从“内发性治理”理念出发，认为农村环境治理应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探索符合农民实际需求的治理路径，实现生产、生活、生态的“三生统一”，以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推进。     

推动周口市数字乡村建设赋能乡村振兴的思考和建议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周口市作为农业大市,必须将守好“三农”基础作为应变局,奋力打造乡村振兴先行区。聚类分析农业生产、农村生态、乡村治理、丰富乡村文化等过程中产生的海量数据,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将数字资源转变为重要的基础性战略资源,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赋能乡村振兴,为周口加快建设数字乡村提供理论依据和思路举措。     

基于村级尺度的重庆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与类型划分

目的 村庄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细胞单元,厘清村庄发展潜能,科学划分村庄发展类型,是乡村振兴战略差别化精准施策的基础。方法 文章基于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个维度,科学选取评价指标,构建村庄发展潜能评价体系,并以课题组于2018年对重庆市荣昌区133个村庄开展的乡村振兴专项调查研究结果为基础,开展了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和类型划分。结果 （1）受地域人口、土地、产业等综因合素影响,荣昌区村庄发展潜能总体呈现“西北弱、东南强”的空间分异性。村庄空间发展集聚潜能已形成以城区为中心向乡村区域由高值向低值呈圈层逐级递减的区间分布态势;（2）基于乡村振兴村庄发展潜能评价,将研究区案例村庄划分为产居引领、资源提整、极化辐射3种不同的发展类型,并辅以相应的差别化发展策略或路径。结论 契合乡村振兴目标,结合村庄资源禀赋和发展潜能,划分村庄发展类型,差别化实施乡村振兴策略,对科学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与对策

目的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中国乡村改革不断深化，乡村资源要素相互渗透融合，乡村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中国的乡村融合发展亟待科学指导。方法 文章借助CiteSpace软件梳理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相关研究领域阶段性前沿，探讨了“产—景—村”融合发展内涵，解析了“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现状特征及发展对策。结果 指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下聚落景观和生产景观交叉融合，催生了复合型乡村景观的大量涌现，乡村土地分区利用呈现多元化，“产—景—村”融合发展模式的推广加速了乡村多功能转型发展，同时乡村空间分割、发展失衡和人地矛盾等问题也得到有效修复缓解。结论 考虑到乡村振兴背景下“产—景—村”融合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基于空间、产业、景观营造、内生动力等层面构建“产—景—村”融合发展理论模型，从乡村发展规律、价值功能、区域互动、生态安全、机制保障等角度提出对策措施，为中国“产—景—村”融合发展规划制定提供科学依据，从根本上激活乡村发展内部的动力，全面实现乡村振兴。     

城市周边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影响机制及治理对策 ——基于长三角城市群三个典型乡村的案例分析

研究目的：探索在“人才—文化制度子系统—资源产业子系统”理论模型指导下城市周边闲置宅基地盘活利用的治理对策,为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效路径。研究方法：案例研究法、扎根方法。研究结果：宅基地盘活利用是一个涉及资源、产业、文化、制度、人才等维度的综合系统。其中人才是连通其他子系统的枢纽;文化子系统为宅基地盘活利用提供了行为规范;制度子系统形成“自上而下”的宅基地盘活利用制度体系,并通过绩效考核和部门任务两个途径落实;资源子系统围绕宅基地整合了经济资源、生态资源和人力资源等多维度要素,成为盘活利用的基础条件;产业子系统则给出了以产业带动宅基地盘活利用的三条路径,即发展特色产业、搭建产业平台、对接产业园区。研究结论：城市周边乡村宅基地盘活利用在治理上强调乡村人才的统筹作用,使乡村振兴的多维度因素形成“合力”,实现发展要素的优化配置,为乡村振兴提供动力。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

目的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价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不仅可以衡量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率,而且是把握乡村发展方向、提高乡村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借鉴前人构建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创新地构建了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太原市王吴村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加权平均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王吴村的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2019年王吴村乡村振兴绩效综合得分为95.41分,乡村振兴绩效处于优等等级,其中旅游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乡村治理成效较弱。结论 在坚持产业和生活高效推动的同时,王吴村要提升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程度,改进乡村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率。     

子承父业的再农化与乡村振兴

本文以回流乡村的青年创业群体为研究对象，并将其概念化为再农化者，系统梳理再农化行为背后的“农业代际价值理念变迁”“农民准世袭身份制破除”“外部社会基础与内在驱动”等深层次机制。在此基础上，采用典型案例讨论和验证再农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机理与路径。研究发现，再农化不只是单一的劳动力要素流动方式，更是资金、技术、市场信息和经营管理才能等资源的综合性流动。通过优化合作联合、重塑乡村产业，积极参与乡村治理，担当价值示范与文化引领者、村庄生态建设者与信息链接者，再农化者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中坚农民。提出“外部实现条件的推力”与“内部驱动因素的拉力”下再农化赋能乡村振兴的“滚雪球”模式，促进乡村向产业—社区方向发展。     

以土地赋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走在前列

<正>农业要发展，其根子离不开土地。江苏省东台市域总面积3557平方公里、全省县级最大，耕地面积179.66万亩，兼具水乡、平原、海滨、湿地等资源禀赋，农耕文明具有深厚的底蕴，是名副其实的富庶之地、鱼米之乡。作为农业大市，东台市坚决把做好土地文章作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第一要素”，不仅稳住了粮食安全“压舱石”，而且促进了农业产业“现代化”以加快土地流转为抓手，农田由粮田向良田转变。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成都市郫都区 走在前列 起好示范 绘就乡村振兴大美图景

<正>“要把乡村振兴这件事做好，走在前列、起好示范”，这是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战旗村时提出的殷切嘱托。郫都区上下牢记嘱托，坚定贯彻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决策部署，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奋力打造乡村全面振兴示范样板，着力绘就“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乡村让市民更向往”的大美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