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

本文选用1990-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相关数据,基于邓宁的投资发展路径（IDP）理论,实证检验了17个主要发展中国家和中国的投资发展阶段,发现：我国的对外投资路径呈U型结构,符合IDP理论路径,但发展中国家整体上并不遵循IDP理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阶段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本文还对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进行了协整检验,结论是：中国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是OFDI的Granger原因,而OFDI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表现出长期的均衡关系;从短期来看,OFDI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的相关性不显著。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现状的实证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近年来发展极为迅速,这与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并呈现阶段性的特征。本文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阶段检验两方面进行实证分析。首先,本文选取了中国1982．2009年对外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对比分析,并运用对外投资绩效指数（OND）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还处于比较低的发展水平。其次,本文选取1982—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数据,以及2003-2009年各省区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运用直接投资发展阶段理论（IDP）,就中国以及中国不同地区海外投资发展阶段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中国净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已经处于第三阶段以及中国东部地区已经越过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早期的结论;表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处于高速发展的趋势。     

中国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的实证分析

根据母国或跨国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和发展阶段的不同,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着三种关系:替代、互补和融合.本文在对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关系的理论回顾的基础上,分别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出口贸易与对外直接投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并结合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贸易的实际,按公司投资的动机、类型、行业和发展阶段分析并论证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的关系.同时,也证明了政府给予具有贸易创造能力的对外直接投资在政策上大力支持的必要性.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析

文章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量及投资地区进行了分析，认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数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很少，这与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不相称，应该改善和创造条件，发展和扶植对外直接投资；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则与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一致。     

中国国际直接投资发展阶段判定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政治和社会环境长期稳定,我国成为对外资最具吸引力的国家之一,尽管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明显加快,但对外直接投资仍处于净流入的状况。依据邓宁对外直接投资发展周期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状况以及所处阶段进行实证分析与判断,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已步入第三阶段。在世界经济下行、国内面临通胀压力,投资驱动、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亟待彻底转变的背景下,有序健康地扩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应该是缓解国内外经济严重失衡的重要途径。在总量控制的前提下,结合国内产业和企业竞争优势,加大对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走出去"的鼓励力度,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研究综述

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而我国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研究无疑对于指导我国企业的FDI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本文在研究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基础上，着重综述了我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明确以后的方向。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的发展阶段与主要内容:一个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实践的发展,学术界关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经历了萌芽、兴起和繁荣三个阶段,研究的主要内容集中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决定、区住选择、投资战略和投资效应四个方面,但对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促进体系的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     

吉林省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是确立对外开放的重要阶段,是振兴吉林省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理论联系实际根据吉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特点、空间格局及目前的发展模式,从而分析影响吉林省对外直接投资因素,有利于推动吉林省总体经济水平的纵深发展.     

浙江对外直接投资的分析与思考

浙江经济发展迅速 ,但吸收外资与对外投资比重仅为0 .0 12 ,远远低于全国 0 .13的水平 ,我们应当分析原因 ,找出差距 ,寻找优势 ,使对外经济成为浙江省扩大对外开放 ,促进浙江经济的更大发展的重要支柱。一、投资规模分析浙江省境外投资的集约化程度是低的。截止 1997年第一季度 ,浙江非贸易性外企投资额为 12 2 .8万美元 ,其中中方平均投资额为 48.3万美元 ,而发达国家的平均投资额则高达 6 0 0万美元 ,发展中国家为 2 6 0万美元。国际比较 ,浙江省境外企业规模不仅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目前 ,浙江最大的非贸易性境外企业…     

制度创新: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的必然选择

发展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我国主动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方式。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投资效益不佳，究其原因是在对外直接投资管理、国有企业产权结构、民营企业对外投资管理和对外直接投资促进服务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制度缺陷，因此必须通过制度创新来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     

中国海外直接投资中的贸易保护因素实证研究

贸易保护因素历来是企业进行海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动因。研究表明,国外关税壁垒的升级导致了近年来中国海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反倾销、反补贴及特保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均使得中国加大了对贸易壁垒较少的中低收入国家的直接投资;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市场规模、中国对东道国的出口规模成正比,但没有更多地流入欧盟、东盟及北美自由贸易区等区域贸易组织的成员国中。因此在当前中美及中欧等贸易摩擦频繁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对欧美等发达国家加大直接投资的力度,借此化解国外的贸易保护压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逆向技术外溢的关系——基于熵和耗散结构理论

基于一国技术进步是耗散结构的假设,构建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国内技术进步之间的灰关联熵模型,并运用2003—2010年的数据实证检验了逆向技术外溢效应的存在性。结果表明:2003—2008年期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国内技术进步并没有持续、显著的作用,此期间并不存在逆向技术外溢;2009年和2010年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给国内技术进步带来了负熵流,此期间存在逆向技术外溢,并且它推动了国内技术向良性方向发展。该结果意味着,对外直接投资是一把"双刃剑",有可能增加我国技术进步的熵值,也可能导致负熵流入、促进我国的技术进步。最后提出,我国企业不能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应质量和数量并重,以使对外直接投资为我国带来持续的负熵流。     

Chinese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investment regime

China is rising as a major source of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but barriers to and protectionism against Chinese investment have been strengthened as well. This situation reflects inherent flaws in the architectur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his article identifies three of China’s key interests in the global investment regime: (1) to reduce investment barriers and depoliticize foreign regulatory review processes; (2) to ensure better protection of its overseas investment; and (3) to secure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of its unique identity in terms of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As China shows more and more interest in building the architecture governi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we suggest that improving investment governance at the bilateral,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levels is the best strategy for China to adopt. Strategies that China should pursue include (1) accelerating the negotiation and revision of 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 (BITs); (2) promoting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3) contributing to the architecture governing global investment.     

技术能力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

利用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2003-2005年的面板数据,分别对技术能力与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对外投资规模呈现明显的梯度特征,即东部地区显著大于中部地区,而中部地区叉大于西部地区。技术能力对不同地区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截然不同,并且不同的技术能力要素对同一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影响也不尽相同。东部地区对外投资规模的决定因素主要是科技经费支出额;而技术能力的各个要素对中部地区的对外投资规模无显著影响;在西部地区,科技经费支出额、科技人员数及专利申请数都会影响其对外投资规模。因此,不同地区应制定差别化的科技政策目标及实施手段以促进各自的对外投资。     

ODI与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间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ODI分类视角

将直接投资于制造业的ODI分为学习型ODI和竞争型ODI,运用Almon方法并利用2003—2010年我国的数据,实证研究两者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两种ODI对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的滞后期影响大于当期影响,且学习型ODI比竞争型ODI更有利于促进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中技术结构的升级。     

我国FDI和O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检验

对国内外有关国际直接投资渠道的技术溢出的研究文献进行了梳理,测算了1994—2008年我国以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直接投资反映的外国R&D资本存量,并建立了R&D溢出回归模型,对其进行回归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内R&D资本和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且国内R&D资本的作用更大;对外直接投资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微弱的阻碍作用。因此,在政策层面上应继续加大国内R&D支出,加强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以推动我国技术进步。     

Overseas Impacts of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ODI) has grown rapidly since 2004. But along with such phenomenal growth is a mixed feeling toward Chinese investments in host countries. This article explores some overseas impacts of Chinese ODI based on an analysis of China's policy environment and investment patterns. We argue that what Chinese investors bring to host economies includes (i) massive job creation, but limited technology transfers to the local economy; (ii) ample capital as well as entry into the Chinese market; and (iii) damage from corporate social misbehavior. However, we suspect that these overseas impacts may be transitory as three dynamics, increased conflicts, accelerated learning and China's domestic structural changes, are simultaneously set in motion.     

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4—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动态系统GMM估计方法,考察了环境规制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基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作用,但非正式环境规制对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分区域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OFDI的影响存在区域差异。具体而言:正式环境规制对东、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对中部地区的OFDI具有促进作用;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西部地区的OFDI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东部地区OFDI的影响不显著。指出:政府需要根据区域经济差异对不同动机的OFDI提供相应的配套服务。     

中国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的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国别面板数据的非线性门槛技术回归

本文首先对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进行了分析,然后以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13个主要发达国家的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本文的实证结果发现,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技术差距、东道国研发（R&D）支出、全要素生产率、人力资本、技术创新能力、制度环境是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正相关因素。同时,本文以技术差距作为门槛变量进行门槛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技术差距存在单一门槛值,当中国与东道国之间技术差距较大时,技术差距对逆向技术溢出产生了正向影响;当技术差距缩小后,正相关关系仍然存在,但影响程度有所下降。     

中国OFDI推动低碳经济的路径构建

深入分析了我国OFDI与低碳经济的关系,构建了我国OFDI推动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在低碳契机和低碳要求下,我国的OFDI应从投资动因出发,从投资产业、区位选择和进入方式方面建立低碳路径,引导低碳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具体而言:以低碳投资巧避发达国家的碳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用低碳投资化解"贸易隐含碳"的困境,在低碳投资中寻求技术溢出效应;采取跨国并购和国际战略联盟的方式建立低碳经济发展的全球战略框架,以树立低碳大国形象,既实现低碳经济背景下对外直接投资水平的提升,又促进低碳经济在OFDI的引导下实现长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