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守正”与“拓展”:基于标准化视角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正经历深刻调整，标准化全球治理成为全球治理实践发展新特征。标准化全球治理通过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内容广泛以及治理方式更加灵活，将传统全球治理无法有效控制的微观层级和公共服务等纳入治理范畴，成为传统全球治理的有益补充，也为中国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的历史跨越带来新机遇。而“守正”与“拓展”并举是现阶段中国实现这一历史跨越的现实之选“。守正”是我们始终做多边主义践行者“；拓展”是把握标准化全球治理新特征。但标准国际化之不足、世界标准强国激烈之竞争是我国突破标准化全球治理面临的两大主要难题，而数字化为中国突破发展瓶颈带来更多可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基本价值遵循，以标准的制度型开放为根本制度路径，积极参与国际标准活动并提高国际标准提案质量，关键领域国际标准化的重点突破，把握数字标准化与标准数字化新业态是中国实现从深度参与向引领全球治理跨越的重要路径。     

全球金融治理下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法律路径选择——以IMF贷款条件性改革为视角

全球金融治理理论为国际货币体系变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而IMF作为全球金融治理的中坚力量,其自身的改革一直是国际社会所关注的重点问题.本文以IMF贷款条件性改革为研究对象,运用全球金融治理理论分析条件性改革对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重要性,从而探讨IMF贷款条件性改革的努力方向和采取的措施,最后指出现今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法律路径可从IMF增加机制运行的透明度、扩大资金池、建立货币监督机制等方面进行选择.     

中国参与全球数字贸易治理——基于亚太地区规则合作的机遇与挑战

贸易增长方式变革、数字保护主义升级和数字发展鸿沟加深要求提升全球数字贸易治理能力、加强数字贸易规则合作。亚太地区经济体数字经济基础牢固、规则合作需求较为迫切,但由于地区经济体在数字贸易自由化雄心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且大国博弈使地区贸易问题日趋政治化,客观上增加了数字贸易规则合作的难度。目前,亚太经济体通过参与超级区域贸易协定和区域数字经济/贸易协议两种路径积极开展数字贸易规则合作,初步形成区域数字贸易治理合作范例与典型模板。中国应从补齐数字贸易发展短板、完善数字贸易国内规则、深化区域数字经贸合作、积极参与区域规则谈判、鼓励数字企业规则实践等方面提升参与数字贸易治理的能力水平。     

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模式及路径研究

中国作为新兴崛起的发展中大国,在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议题设置、规则变革、机制建设、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诸如"一带一路"建设、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亚太自贸区等倡议,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格局的修正和完善,获得一定的国际赞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治理的建设者和变革者,需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对接,推进全球经济治理体制变革;进一步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建设,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的包容性增长;进一步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的供给,争取更大的制度性话语权。     

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治理的视角

在全球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区域治理路径变得尤为重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RTA）数量与质量对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RTA、提升RTA数量与质量均有助于改善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但法律约束力对RTA路径产生的促进效果有所削弱。同时，RTA能够通过深化价值链合作和增强政治互信水平来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RTA对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影响存在条款差异和国别差异。最后，提出中国应在RTA数量与质量建设上同时发力，以争取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

学者多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对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但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是经济问题,因此也需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文从公共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课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而这除了增强国力之外,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从而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中国粮食安全面临的新挑战及应对措施

中国已经进入了高水平粮食安全与高水平农业开放并存的阶段,国际粮食市场已经成为国内粮食供应体系的一部分.随着农业对外开放水平的提升,"非必需"进口量的增加冲击了国内粮食供需平衡体系,国际规则约束了国内农业政策的调整空间,国际市场不确定加剧了输入性风险以及参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受阻等非传统的挑战.为此,需要确立连接国内外市场的价格,而不完全是供需缺口;高产量不等于高竞争力,粮食增长也不一定提高自给率;粮食安全并不等于绝对的自给自足.需要从粮食安全目标导向转向、农业政策设计转型、风险管控机制构建以及对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的参与等方面来提升中国对内、对外粮食安全治理的能力及水平.     

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演进与趋势

随着数字全球化转型的推进,如何治理跨境数据流动成为最具争议的全球治理议题之一。跨境数据流动的自然、经济和法律属性增大了全球治理的难度,全球跨境数据流动呈现治理机制网络化、治理目标多元化、治理选择兼容性低等特征,这对全球治理合作体系的有效性及传统治理政策的适用性形成了挑战,治理目标难以平衡、治理能力难以跟进、治理合作难以达成。未来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趋于区域层面的治理合作,推动区域规则的兼容性和国家政策的互操作性将成为必由之路。中国应统筹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政府与企业同向发力,规范和促进数据依法有序自由流动,提高参与全球跨境数据流动治理的能力。     

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构建的路径研究——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传统的国际经济秩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世界经济发展,中国在融入国际经济秩序的过程中也受益匪浅,但随着国际和国内经济状况的变化,全球经济放缓、贸易保护主义盛行、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停滞不前和新兴国家实力增强等,需要新的国际经济治理。在经济进入"新常态"以及资本和产业对外输出增加的背景下,中国也应该从被动参与国际经济治理转变为构建新的经济秩序,"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可能。文章在区域经济协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功运作、人民币国际化、贸易自由区等方面提出了基于"一带一路"的中国国际经济治理权的构建路径建议。     

美式“数字霸权”:特征、动因与影响

凭借先发优势和大量的人才与技术积累，美国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率先制定了行业标准，控制着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由此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美式“数字霸权”,并呈现出美式价值观优先、滥用“双重标准”以及“小圈子”霸凌行径的鲜明特点。美式“数字霸权”有增加汲取全球数字经济红利、谋求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针对中国数字经济封锁的谋划结果。当前，美式“数字霸权”在全球数字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中美数字博弈的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国自身能力的限制。中国需要在常态化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更为广泛的数字合作，增强中国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论述、理念与方案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自身发展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共同需要。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开展全球性问题的科技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实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和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谈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与联盟的建设,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做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将全球科技治理视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次领域,并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中国企业在国际并购中欠缺什么?——娃哈哈与达能之争的启示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中国企业应该如何主动积极参与国际并购,避免陷入国际并购中的"圈套"?关键是必须掌握国际并购中的治理规则。     

浅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都渴望和平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位,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主要参与者、践行者,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围绕未来中国如何更进一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探寻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未来路径。     

国美之争：规则之争还是道德之争？

自始至终双方都在法律和规则的框架内博弈，这对其他企业建立规范的治理结构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会鼓励更多的中国企业重视规则、了解规则和遵守规则。这一事件可称之为公司治理与股权争夺的经典商业案例。     

全球治理中理念的作用

全球治理实质是一种国际制度建设的过程,但在国际制度建设过程中,利益协调与权衡有时由于分配的冲突难以实现,各方在类似"性别大战"的博弈过程中无法找到唯一均衡点。在这种条件下,理念是解决利益冲突的重要因素。本文分析了理念在解决利益冲突中的作用,以及影响全球治理的理念来源,理念影响决策的条件以及特点;最后作者提出中国在全球治理过程中应如何建立自己的理念,建立自己的话语。     

专家型全球治理：从实力到影响力的转化

如果说今日全球治理领域里的大国关系是昨日权力之争持续演进的新形式,那么国家间的博弈方式便会发生重要变化。权力的概念也随之发生变化。实现国家实力向影响力转变的方式是多层次的、专门化的、灵活化的、精英化的。更为专业化地参与全球治理是国际权力的主要实现路径之一。在全球治理的领域内。国家利益是经过重组的,而非减弱的,它是专家群体再解读的结果。此外,专家、精英群体也发挥着独立的作用。专业的知识、技能是他们参与治理权力、权威的来源。专家型治理是一种综合了国家利益、专家共同体利益、全球利益的治理形态．是新时代国家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方式。     

TPP对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对策研究

从美国加入并主导的TPP中,既能发现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美国仍想保持领导地位并遏制我国发展的战略意图,也能管窥国际贸易、国际经济合作规则和机制未来变化方向。针对它的出现和未来的变化,我国要从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全球治理体制变革的高度,正确认识TPP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坚持全球思维,立足在新一轮全球治理体制变革中抢占发展制高点;坚持以我为主,丰富和完善"一带一路"战略内涵;坚持深化改革,提升经济抗击外部风险的能力;坚持主动作为,化解TPP带来的负面冲击。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全球金融治理初探

中国在积极融入世界、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设想,成为新时期中国加快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国家发展战略,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使"一带一路"的提出为构建新的国际经济治理提供了可能,但是作为国际金融治理博弈的产物,建设"一带一路"必然会面临许多矛盾.因此建设"一带一路"需要科学地运用矛盾分析法分析当下我国在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主动参与国际金融治理的过程中面临的来自各方的挑战,并据此掌握矛盾的运动规律来寻求问题的正确解决办法,加快中国经济与全球经济良性互动、融合的步伐,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研究

由于西方国家长期主导公司治理的议程设置和评判标准,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治理变革承受国外博弈和国内转型的双重压力。虽然中国经营传统商事公司的历史颇为久远,但无疑是探索现代公司治理制度的后来者。中国的公司治理制度框架深受西方范式的影响,既体现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初始公司治理法律和政策实践的显著路径依赖,也体现在机制移植与本土制度情境的融合匹配密切相关。中国宜以西方公司治理理论话语的祛魅为起点,以公司治理演变历史的考察为支撑,以中国公司治理本土挑战的剖析为线索,立足本土确立中国公司治理的价值支点,系统推进平衡国外经验和本土实际、推进合规体系建设、厘清企业社会责任边界、衔接公司治理与证券监管等实践路径,藉此审慎探索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和表达。     

国际气候治理机制的演变趋势与中国责任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搭建了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基本框架。从《京都议定书》到巴厘岛路线图,全球气候治理机制围绕基本原则阐释、减排、技术与资金、履约核查和透明度四大核心要素,在公约框架下逐步发展完善。德班平台建立以来,全球气候治理格局、治理机制发生显著变化。巴黎气候大会是这一进程中的关键节点,《公约》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不对称责任"减排转变为在一个共同平台上,为2020年后的全球减排目标贡献力量。"承诺+审评"作为一种典型的"自下而上"的模式最有可能成为未来全球气候治理机制的主流形态。中国须在主动承担更多责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自身发展中的大国作用,切实推动未来国际气候谈判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