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丝绸之路”的“软联通”研究

2017年6月,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支持建设中国郑州与卢森堡之间的“空中丝绸之路”。随着“空中丝绸之路”建设不断走深走实,在“硬联通”取得重要成果的基础上,扎实推进规则标准“软联通”,对于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在界定规则标准“软联通”内涵及特点的基础上,指出规则标准“软联通”是维护国际航空领域公平正义的重要方式,是提升中国在国际航空领域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是拓展中国国际航空市场的重要手段,是为“硬联通”保驾护航的重要工具,是促进中国民用航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的研究发现,在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具体推进过程中,与国际水平相比,中国民用航空管理规则标准与国际通用标准相比存在明显的差距,面临国际地位不高、管理经验欠缺、制度机制亟待创新优化等诸多挑战。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建议应加快提高中国民用航空制定规则标准的水平,满足与“一带一路”合作伙伴规则标准对接的需求;加快角色转型与重新定位,积极维护“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正当权利;顺应和把握国际航空发展趋势,制定新的全球民航秩序治理规则标准;加快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步伐,有力支撑规则标准“软联通”。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重要论述、理念与方案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是自身发展和承担全球治理责任的共同需要。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引领下,深度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和开展全球性问题的科技应对。可从以下方面制定和实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的中国方案:积极推动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变革和国内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商谈与合作;基于"一带一路"等平台推进全球科技创新中心、平台与联盟的建设,对全球科技治理体系做有益补充。随着中国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实践的不断深化,有必要将全球科技治理视作全球治理的一个独立的次领域,并加强相关问题的研究。     

浅析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全球以及中国经济的影响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都渴望和平发展。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日益在世界的舞台上占据一席之位,成为国际社会公认的主要参与者、践行者,也为全球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文章围绕未来中国如何更进一步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等问题,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探寻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未来路径。     

美式“数字霸权”:特征、动因与影响

凭借先发优势和大量的人才与技术积累，美国在互联网和数字领域率先制定了行业标准，控制着全球数字生态系统的重要环节，由此形成了全球范围的美式“数字霸权”,并呈现出美式价值观优先、滥用“双重标准”以及“小圈子”霸凌行径的鲜明特点。美式“数字霸权”有增加汲取全球数字经济红利、谋求主导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制定提前布局的考虑，也是针对中国数字经济封锁的谋划结果。当前，美式“数字霸权”在全球数字规则和全球数字治理层面产生深远影响，也会抬升中美数字博弈的烈度，但其成效仍受到美国自身能力的限制。中国需要在常态化竞争中寻找合作空间，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数字丝绸之路”开展更为广泛的数字合作，增强中国关键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积极参与数字领域国际规则和标准制定，推动世界各国数字基础设施良性健康发展。     

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优化路径研究——基于区域贸易协定治理的视角

在全球多边治理机制陷入困境的背景下，区域治理路径变得尤为重要。在理论分析基础上，实证检验区域贸易协定（RTA）数量与质量对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产生的影响。结果表明：签订RTA、提升RTA数量与质量均有助于改善中国与东道国参与全球治理能力，但法律约束力对RTA路径产生的促进效果有所削弱。同时，RTA能够通过深化价值链合作和增强政治互信水平来改善参与全球治理能力。进一步研究发现RTA对参与全球治理能力的影响存在条款差异和国别差异。最后，提出中国应在RTA数量与质量建设上同时发力，以争取全球治理中的规则制定权与话语权。     

“长臂管辖”下技术管制问题的制度成因、法律应对与全球治理

美国基于其科技霸权地位对中国企业施以单方制裁，在“长臂管辖”下对中国企业形成技术管制。从制度分析出发，探讨“长臂管辖”下技术管制问题的成因，通过规范分析梳理中国的法律应对和产权激励机制。研究发现：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可以克服反制中的“公地悲剧”问题，提升法律反制的有效性；调整中国专利法中的新颖性宽限期制度可打通技术文献的产权化路径，为产业界提供有效激励。美国技术管制措施自身存在矛盾，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中国应该采用积极开放的国家创新体系，将产业链与世界深度融合，积极参与重塑全球科技和贸易体系。     

全球农业治理规则与中国参与：现状、挑战与进路

国际规则在全球治理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并逐步演化为各方话语表达与权力博弈的交汇点,全球农业治理及其国际规则亦如此。全球农业治理的主要规则存在一般性规则、专业规则和区域性规则三个互补层次。作为发展中农业大国,中国不仅以诸多实际行动遵守和落实已参与的全球农业治理规则,而且不断探索推动既有规则变革的有效路径。中国参与全球农业治理面临发达国家掌握更多主动权,国际规则博弈竞争加剧,综合国力仍然有限,以及既有变革的成效尚不明显等挑战。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提升研究和运用国际规则的能力,积极提供更多制度型国际公共产品,充分发挥既有国际组织和双多边机制的作用,并探索更多新的全球农业治理路径。     

全球经济治理、公共品与中国扩大开放

学者多从国际政治学角度对全球治理这一命题进行分析,但全球经济治理的对象是经济问题,因此也需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本文从公共品需求与供给的角度分析了全球经济治理的经济学含义。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课题。本文分析了中国对全球公共品的需求特点和供给能力,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增强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而这除了增强国力之外,仍然需要进一步扩大开放,使中国的经济体制更适应参与制订全球规则的需要,从而提高全球公共品的供给能力。     

“中国方案”能否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基于世界各国信息化发展的实证分析

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的“中国方案”。然而，关于“中国方案”能否助力各国获得更好发展，破解全球发展赤字，尚缺乏系统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利用各国信息化发展数据和双重差分法，本文实证评估了“中国方案”对全球信息化发展赤字的影响。分析发现：“中国方案”能够更好促进各国信息化发展，即“中国方案”有助于破解全球信息化发展赤字；“中国方案”通过提高中国对各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投资、增强各国的设备价格可承受性，破解全球信息化发展赤字；进一步研究表明，“中国方案”的发展赤字破解效应，对设立了境外经贸合作区、邻近中国的国家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不仅为“中国方案”可以应对“世界怎么了”提供了经验证据，对进一步依托“中国方案”完善全球治理体系也有重要意义。     

坚持“三个结合”推进城镇建设“三年大变样”

实现城镇建设“三年大变样”，是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立足全省发展大局做出的一项战略部署，对培育新的增长极、增强区域竞争力、促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何科学把握“三年大变样”的深刻内涵，以城镇建设的突破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新跨越？结合邢台县实际，我们认为关键要做到“三个结合”。     

中国式数字化之路:从跨越数字鸿沟到构建数字中国

中国式数字化先后经历起步期、成长期、转型期和引领期，跨越了巨大的数字鸿沟，创造了字化的中国奇迹，正在向数字中国迈进。中国式数字化呈“S”型演进趋势，充分发挥有效市场的源配置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高度相关且相互促进，体现了世界各国数字化的一般规律。中国式字化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善用政府的“规划之手”，积极推动全球数字共赢主义，彰显了鲜的数字化中国特色。为了加快建设数字中国，需要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数据要化、资源化、资产化，全面推动数字技术融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尽快克关键核心数字技术，构建强大的数字安全能力，实现国家数字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跨越竞争丛林与范式重构：全球治理改革进程中的疫苗产业创新治理

疫苗作为新冠疫情防控的最关键手段之一，已在各国抗疫中发挥积极影响。疫苗研发、生产、注射意愿以及全球分配的公平性与可及性等一系列问题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分析全球治理改革中，疫苗作为一种全球公共产品的创新治理问题，讨论疫苗产业发展特征与创新规律演化，剖析西方国家疫苗产业创新治理困境以及“竞争丛林”逻辑，阐释中国行动方案及对全球治理改革的贡献。最终提出疫苗产业创新治理机制对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的政策含义。     

“十四五”时期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面临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十三五”时期,在国家战略引领和政策推动下,中国机器人产业规模持续增长,部分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实现突破,产业基础能力不断提升,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应用广度和深度持续拓展,成为推动全球机器人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十四五”时期,随着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需求的增加,中国机器人产业发展潜力巨大。但是,国内外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中美贸易摩擦对工业机器人需求产生一定负面影响。国内低端领域低水平重复建设、关键零部件卡脖子、缺乏行业标准等问题依然突出。为了促进机器人产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时期要进一步强化顶层设计,助推机器人产业由大变强;开展协同创新,突破机器人产业技术瓶颈,强化产业链掌控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构建机器人产业生态;健全机器人产业标准体系;实施人才培养计划,探索新型人才培训机制。     

“融治理”视角推进泰州社会治理的实践与启示

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反映了中国社会治理的全面深化，前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舞台，后者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引擎，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互相补充，可以发展为一种“融治理”来完善中国的社会治理。“融治理”有助于为探索社会治理现代化中国路径提供理论支撑，促进社区治理创新有序化、高效化。泰州市抓住目标融合、体制机制融合、平台融合、资源融合、能力融合“五融合”推进“融治理”，连通了市域社会治理和城乡社区治理，丰富了社会治理创新。     

全球粮食危机与中国应对策略

粮食安全是实现全球安全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当前多重风险挑战叠加共振,削弱了国际社会抵御和应对粮食危机的能力。从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来看,粮食危机的生成因素涉及器物、制度与政策三个向度。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地缘冲突频发、气候变化加剧削弱了全球粮食系统的器物基础,机制碎片化趋势降低了国际制度的治理效能,贸易保护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粮农政策扩张致使诸多国家忽视粮食安全困境下必要的国际合作与共同利益。面对当前全球粮食危机,中国作为全球粮食安全治理的重要参与者,宜在全球发展倡议框架下,深入推进各项粮食安全行动,动员各方加大资金、技术等器物资源投入;加速全球粮食安全治理体系转型,维护联合国粮农三机构的中心作用;倡导普惠包容的粮农政策,引领塑造互利共赢的全球粮食安全合作氛围。     

党政科层体系:"制度-关系"视野下的政党治理与国家治理

党政科层体系是中国之制的最主要特征,也是中国之治取得瞩目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关系"框架是对本土研究传统的理论拓展,基于"制度-关系"的分析视角,党政科层体系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不断融入并优化国家治理的经验,推动了传统郡县制和关系伦理向现代科层制及党性意识形态的结构转变,并在引领民族复兴的治理实践中展现强大的包容性和社会整合能力,实现了从简约治理向精细治理的功能转型,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之制.立足新发展阶段,还需要持续关注政党治理中的关系悖论,不断深化对反腐败和干部激励等政党建设议题的研究,形成以政党治理优化国家治理的新经验.     

治理现代化视角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研究

推动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影响国家的稳定和长治久安。从时代要求、发展需要、实践保障等角度来看，党建对于基层社会治理具有重要价值，北京的城市基层治理模式和阳泉的农村基层治理模式作为城乡的典型案例提供了丰富经验，结合当下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多方挑战，从引领地位、引领机制、引领制度等三个方面探索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路径，促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理论探索与中国式路径

产业结构现代化是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变革的重要方向，数字经济为产业结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新契机。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赋能产业结构现代化的机制：首先，数字技术簇群拓展技术进步渠道为产业提供了技术支撑底座；其次，数据要素对传统要素的替代和互补优化了产业的要素体系；最后，数字虚拟集聚突破传统地理空间约束重塑了产业的空间条件。从优势利用的视角来看中国式赋能路径，重点在于以制度优势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利用大国优势驱动“数实”深度融合，以及利用“机会窗口”实现数字化赶超。     

基层治理“汕尾样板”的主要经验与启示

加强与创新基层治理,需要推进基层党建与基层治理主体、内容、机制深度融合,尤其要强调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矢”射基层治理之“的”,不断推进治理手段、治理模式、治理理念创新。近年来,汕尾市通过打造新时代枫桥经验“汕尾样板”,实现了由“乱”及“治”、由“治”及“兴”的华丽蜕变。以汕尾市为例,研究其主要经验、存在问题与对策建议等,对全省乃至全国基层治理现代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韧性治理——“一带一路”10周年的金融治理沿革及展望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周年以来，金融服务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建设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并通过金融合作机制助推“一带一路”成果由合作伙伴共享。然而，当前“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却面临大国竞争和俄乌冲突的外部压力，加之金融市场的内生性风险，给“一带一路”金融治理带来严峻挑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下“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的目标，本文基于生态学的韧性治理理念，系统阐述了金融韧性治理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治理范式转型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框架。在具体治理实践中，“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应重塑高效响应的韧性治理理念、构造协同共治的韧性治理主体、塑造周密细致的韧性治理体系、采取均衡完备的韧性治理举措和构建切实有效的韧性治理机制，为防范“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的金融风险构筑“五位一体”的韧性屏障，搭建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金融治理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