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基于FDI质量中介效应检验

FDI质量视角下，选取2007-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研究黄河流域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关系。首先，揭示三者影响机理;其次，实证检验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中介效应对产业结构优化影响;最后，通过非线性模型，理清FDI质量的中介效应实质。结果表明,环境规制通过FDI质量的中介效应阻碍产业结构优化,环境规制与FDI质量之间存在U形关系。因此，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对FDI质量提升、产业结构优化起到关键作用。     

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2011—2020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板数据,对环境规制、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各模型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环境规制对工业部门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环境规制能够通过促进科技创新使工业部门企业获得更大发展。数字经济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经济能够对产业结构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另外,调节效应模型的检验结果还显示,数字经济能够降低环境规制对传统工业产业的负向影响,不断驱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工业部门的经济占比。面板门槛模型的检验结果显示,在不同的门槛水平下,环境规制和数字经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均呈现出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特征。     

电商发展水平对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机制研究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有助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通过中介效应模型、门槛效应模型实证研究电子商务发展对地区产业结构合理化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地区电子商务发展水平会通过影响产业集聚来间接对地区产业结构产生影响,并且电子商务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表现出非线性特征。进一步分析发现,电子商务发展对于不同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异质性。     

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分析

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合理化、高度化以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是促进云南省地区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走绿色发展战略也是国家推动生态文明的关键。构建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计量模型,对云南省16个州、市2008—201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激励作用并不确定;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云南省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云南省产业结构的影响中具有替代效应。     

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基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视角

通过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打破资源和环境的诅咒,是保持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的必要条件。现有对环境规制如何影响经济结构转型的研究往往忽略了财政分权下的地方政府间经济增长竞争引致的环境规制互动行为,进而导致研究结论存在较大差异。文章基于政府竞争视角,借助两区制空间Durbin模型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的策略互动行为进行检验,随后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影响,并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与传导机制分析。研究发现：标尺竞争机制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存在相互模仿行为,即邻近地区降低环境规制强度,本地区亦会相应降低环境规制强度,彰显出环境规制的非完全执行特征;环境规制未能促进本地产业结构合理化,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互动行为不利于邻近地区产业结构合理的均衡化发展;环境规制有效推动本地产业高度化进程,且地区间环境规制互动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显著促进产业高度化发展;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削弱了要素配置效率,不利于产业结构合理化,同时,环境规制激发创新补偿效应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进程。因此,引导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执行良性竞争,有效发挥环境规制对产业转型升级积极作用,有助于中国经济高质量增长。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机理研究

利用1998年-2014年全国各省的面板数据,通过理论分析与联立方程模型的构建,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调整存在倒逼机制和空间异质性,即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中部效应最明显,东部次之,西部效应不明显。因此,从全国的角度来讲,国家应采取科学合理的环境经济手段,适当提高环境规制程度,发挥其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从区域的角度来讲,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区域的环境状况和经济发展状况,制定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发挥其最大效用,增加社会福利。     

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介效应模型分析

当前经济背景下，海洋产业结构升级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选取沿海1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海洋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在影响海洋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过程中，存在以海洋科技创新为中介变量的部分中介效应。     

环境规制强度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之关系——基于门槛回归的实证研究

该文运用2003-2010年江苏省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利用非线性门槛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和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进步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强度和生产技术进步之间既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也不存在＂波特假说＂中的U型曲线关系,而是一种折线对应关系。当环境规制强度小于门槛值时,环境规制阻碍生产技术进步;当环境规制强度越过门槛值后,阻碍作用递减,但并未呈现正向促进作用。     

FDI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

制造业绿色转型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文章基于2006年—2015年我国制造业分行业面板数据，使用SBM模型、GMM模型、门槛效应模型等分析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所降低但降幅较小。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正向影响，对低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促进作用，对高环境规制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有抑制作用，对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的影响则具有异质性。进一步考察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影响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环境规制的单门槛效应。在跨过环境规制门槛后，外商直接投资对低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减弱，但对较高煤炭能源依赖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增强。今后应建立健全外商绿色投资机制，根据不同行业发展水平确定环境规制强度，促进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数字经济发展对我国就业的影响研究——基于劳动者就业技能结构的空间效应分析

数字经济和就业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关注面,通过分析数字经济影响就业技能结构的机制,利用2013—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并利用调节效应和门槛效应对机制路径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数字经济直接促进了就业技能结构的高技能化,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对数字经济赋能就业技能结构存在非线性影响。基于此,相关部门可通过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创新数字人才培养方式、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提高就业公共服务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间数字经济平衡发展等措施以促进我国就业结构调整升级。     

环境规制对省域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研究

文章通过省域环境成本最优规划探讨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创新的机理,选取2005-2014年各省域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利用Super-SBM模型测算绿色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构建门槛回归模型实证检验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绿色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U"型关系,非正式环境规制与绿色创新效率之间存在单门槛值,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交通设施条件,居民素质程度、劳动力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绿色创新效率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基于东盟国家的实证检验

利用2010—2017年东盟国家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目前阶段,东盟国家环保关注度和环境政策措施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关系,而环境政策级别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关系。为了研究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增长的路径,在基础模型的基础上,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实证结果显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环境规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来自“2+26”城市的证据

利用2010-2019年中国290个地级市面板数据和“2+26”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我们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PSM-DID）发现：(1)环境规制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高度化的量和质，但未促进代表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2)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自然资源异质性，相对于非资源型城市，资源型城市面对更严格的环境规制时，在产业结构升级方面表现更差；(3)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同样存在明显的区位异质性。东部发达城市在强环境规制条件下能够快速反应，以产业结构升级应对污染治理要求，而中西部城市受限于自身发展基础，较难快速完成这一目标；(4)进一步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路径主要有倒逼技术进步和外商投资两条，利用数据实证检验了这两条路径，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验证了与“污染避难所”相对的另一种观点。最后，从环境政策制定者、响应者两方出发，为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建议。     

环境规制对安徽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基于安徽省16个地市的实证分析北大核心CSSCISSCI

文章基于安徽省2005-2015年16个地市级面板数据,测算了历年各地市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数。通过构建面板回归模型,就安徽省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促进安徽省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而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时滞性。     

国际贸易、环境规制与中国的技术创新

本文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影响中国技术创新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通过国际贸易和环境规制产生的技术溢出对中国的技术创新有显著作用,其中由于中国吸收能力较差使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为负,而环境规制对创新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利用门槛面板回归模型,以环境规制作为门槛变量,考察在它们的不同区间内,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差异,且通过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在以不同指标衡量环境规制的各模型中,环境规制始终有利于进口贸易发挥技术溢出效应,但随着环境规制的加强,当环境规制达到某一临界值时,不同环境规制衡量指标对进口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作用有所差别。     

城镇化、环境规制会促进区域技术进步么?

伴随着高速增长的经济和迅速提高的城镇化水平，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突出，严重困扰着城镇化建设和持续的经济增长。本文基于面板混合OLS 模型、系统GMM 模型和门槛估计模型分析我国30 个省份的城镇化过程中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得出环境规制和全要素生产率（TFP）之间存在“倒N 型”关系，在单独研究城镇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中得出，城镇化进程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但在引入环境规制与城镇化交互项的作用下，两者的交互项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的门槛效应下，再次验证了环境规制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的“倒N 型”关系。     

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的面板门槛效应分析

利用Hansen（1999）提出的面板门槛模型方法，构造非线性面板数据模型，对中国30个省份2000～2009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门槛效应分析。结果显示SO2污染物质的排放在人均30000元存在门槛效应，当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为0．678，而当人均GDP跨越30000元这一门槛值时，人均收入对环境污染边际影响系数减少为0．242，同时还得出第二产业结构和出口变动会加剧环境污染，而FDI、进口则会降低我国的环境污染，并估算了其它四要素对环境污染影响的各自实际贡献率。这一结论对于完善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贸易开放和环境保护政策，促进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环境规制门槛效应

绿色信贷是我国通过市场机制实现企业绿色转型的重要实践，但在我国“浅绿”的发展背景下，市场机制的有效性仍具争议。考虑到行政手段对缓解市场失灵的重要作用，本研究以环境规制与绿色信贷协同作用为视角，分析并验证了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本文选取2012—2019年沪深A股重污染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面板门槛效应模型，从环境规制的角度对绿色信贷与企业环境投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绿色信贷的执行效力在环境规制强弱地区的表现不一，当环境规制低于门槛值时，绿色信贷会抑制企业环境投资，但在环境规制越过门槛值后，绿色信贷开始显著促进企业环境投资，可见政府规制对于绿色信贷效力的发挥尤为重要；机制检验表明，在较高环境规制水平的区间内，绿色信贷会通过缓解代理问题与提升投资效率的渠道促进企业环境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绿色信贷执行效力的影响在东部地区与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且地区环境规制的高水平更易实现环境保护与企业价值的双赢。这些结论为绿色信贷与环境规制的协同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指引。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环境管制对中国FDI的影响研究——基于直接和间接两个效应视角

现有研究一般仅考虑环境管制对FDI的负面直接影响作用,却忽视了考察环境管制通过刺激企业提高环境技术水平而影响FDI这一间接效应,此外,大多数文献将环境管制作为绝对的外生变量,因而造成了估计结果的有偏且不一致。基于此,文章从理论层面上研究了环境管制对FDI的影响机制,从实证层面上应用动态面板模型(GMM)考察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和间接两方面效应并试图缓解内生性。研究发现,从直接效应上看,环境管制对FDI仍然存在较大的"门槛效应",间接效应的存在虽然在估计中降低了环境管制对FDI的直接负面影响,但总体上看直接效应仍然是影响环境管制与FDI关系的主导效应。由此可见,在我国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合理使用环境管制政策作为"筛选"和"调配"外资的重要工具对于优化外资结构、营造和谐文明的生态环境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