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抚养比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我国人口抚养比对出口的总体影响并不显著,但当区分出口的"规模效应"和"比较优势效应"后,前者对出口的影响为负,而后者的影响显著为正。抚养比在纵向上通过生产、分配和消费等环节影响经济增长,在横向上通过影响供给和需求引起经济增长速度发生变化。总抚养比对人均消费量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老年抚养比对人均消费的影响显著。总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不显著,但少儿抚养比对储蓄率的影响显著。     

人口年龄结构、工资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由人口年龄结构转变带来的人口抚养负担对经济增长产生的阻力能否由工资的正向调节配置而发生逆转呢?就此问题,利用中国1995—2015年省级面板数据以及多种识别策略实证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工资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着重探讨了工资上涨对人口年龄结构和区域经济增长的调节效应及传导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政策引致的总抚养比迅速下降有利于中国区域经济的增长,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与工资的交互效应显著为正,说明总人口负担对经济增长的抑制效应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弱化,少儿抚养比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随着工资的上涨而被强化。合理的工资上涨不仅能有效调节家庭资产配置、减轻社会人口抚养负担、提高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且能够通过影响社会储蓄和消费影响作用于经济增长。     

中国“人口红利”在消失吗?--基于劳动力数量和质量结构变化的实证分析

以“人口红利”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转变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效应在不同方面的影响。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抚养负担比降低,对中国储蓄水平的提高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抚养比的变动,也对劳动力投入产出造成影响,抚养比与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负相关关系。上述结果都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     

人口年龄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以生命周期假说为依据,通过引入人口年龄结构因素,构建了消费理论模型;利用2003~2011年的浙江省地市级面板数据,考察了少儿人口抚养比、老年人口抚养比与农村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少儿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呈显著的负向作用,少儿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将平均减少0.044%;老年人口抚养比对农村居民消费呈显著的正向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每增加1个单位,消费将平均增加0.76%。当前浙江省少儿人口抚养比呈递减态势,而老年人口抚养比则呈递增态势,两者协同促进了农村居民的消费。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分析

本文根据生命周期假说和家庭储蓄需求假说,建立了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用以分析近年来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并分析了其他影响因素:我国居民储蓄率受惯性影响较大,因此,在短时间内,储蓄率应该不会产生较大的变化;其次它还受到少儿抚养比变化的影响,而由于我国当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可能会导致抚养比持续下降,那么这就会带来储蓄率的持续上升;同时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也会进一步提高居民储蓄率;最后经济增长率的变化对居民储蓄率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如果不存在剧烈经济波动,居民储蓄率就不会产生大的变化或者趋势性改变.     

年龄结构、社会保险与城镇居民储蓄——基于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研究国民储蓄行为的机理及其对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研究发现:储蓄的滞后是城镇居民储蓄重要的影响因素,其影响方式是二阶滞后的;暂时收入对储蓄有显著正影响,持久收入对储蓄的影响为负而不显著.老年抚养比对城镇居民储蓄具有正影响,少儿抚养比则具有显著的负影响;社会保险支出水平对居民的储蓄没有显著影响,导致社会保障的虚置.消费的不确定性对储蓄的影响显著但较弱;地区虚拟变量对中部有显著性影响,对西部则没有;真实利率对城镇居民储蓄没有显著影响.     

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的长期动态影响研究

居民部门高储蓄、低消费困扰中国经济.笔者采用1978年～2008年时间序列数据,利用VECM模型方法,通过研究抚养比与居民储蓄的关系,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探索居民部门高储蓄的原因.结果显示,1978年以来,少儿抚养比下降提高居民储蓄,老年抚养比上升降低居民储蓄,少儿抚养比的影响较老年抚养比大,约是老年抚养比的3倍;从影响时间上看,少儿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储蓄是长期影响,时间长达20年.     

应关注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我国住房市场的影响

研究人口年龄结构变化与住房市场之间的关系,对于预测房地产市场未来走向至关重要。实证研究发现:老年抚养比对房价产生负向影响,少年抚养比产生正向影响,且前者影响强于后者;各区域人口年龄结构对房价的影响存在差异,老年抚养比在东部、西部、中部的影响依次减弱,少年抚养比在中部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因此,应根据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不同区域住房市场的影响特征,制定差异化的房地产调控政策,以此增强政策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     

中国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基于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分析

文章运用1995-2005年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研究了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检验了凯恩斯绝对收入理论与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对中国的适应性。计量结果表明:城镇样本较好地支持了永久收入假说(生命周期理论),农村样本则较好地支持了凯恩斯理论。长期收入增长率是居民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高增长是高储蓄的主要原因。另外,居民储蓄的行为模式、人口年龄结构、社会保障制度、不确定性、信贷约束以及地区差异都是居民储蓄率的重要决定因素,但这些因素对城镇与农村居民储蓄率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     

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研究——基于HW模型对中国“第二人口红利”的分析

笔者在对HW模型进行修正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亚洲国家(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储蓄率的影响,计量结果表明:人口老龄化对于储蓄率的负面效应将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而越来越严重;少儿人口比例的下降对于近年亚洲国家(地区)的储蓄率上升做出了贡献;把滞后储蓄看成内生或外生变量对方程影响较小,而在工具变量的选择中实际利率这一变量的添加与否对方程结果影响较大。人口老龄化时期要延续"人口红利"效应需要吸引更多积累财富进入养老保障体系以实现资本的保值增值,而不是依靠储蓄率上升使资本在代际之间转移。     

中国消费和储蓄的国际比较分析——基于动态面板模型的经验研究

本文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使用世界银行的WDI数据集,分析了储蓄率的决定因素,认为消费习惯、人均收入、政府支出、人口抚养比和GDP增长率是决定储蓄率最重要的因素。通过以上几个因素的国际比较,我们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和高经济增长是中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原因,政府支出是影响消费和储蓄最重要的政策变量之一。通过改进政府支出的规模和组成可以有效促进消费,扩大内需。     

什么驱动了国际资本流动?——兼论APEC国家的人口结构效应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会影响储蓄投资行为,储蓄投资和经常账户的人口结构效应表现为与抚养负担的反向关系,但实证文献却并没有达成统一意见。文章尝试建立动态面板和静态面板模型,运用系统广义矩(GMM)、混合最小二乘(PooledOLS)、固定效应(FE)、似无相关回归(SUR)等方法对亚太经合组织(APEC)20个国家或地区1993-2010年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分析。分析发现,经常账户的人口结构效应表现稳健,呈显著负向关系,但储蓄和投资行为的人口结构效应对于样本和方法比较敏感。具体到人口结构内部,老年抚养比效应表现稳健,反向系数在0.26至0.33之间,少年抚养比效应则较为模糊或微弱。     

储蓄率、经常项目顺差与人口结构变迁

文章从一个多期人口代际交叠模型入手,分析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结构和抚养比例的影响,同时还运用中国数据对人口抚养比与储蓄率、相对生产率差异与经常项目差额进行协整与因果检验。文章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并非不可持续,特定时期内放开该政策已经无法应对社会抚养高峰,而保持该政策则会获得一个较低人口总量的均衡人口结构。经常项目差额实际上只是储蓄的跨时空转移。人口年龄结构决定储蓄率,决定储蓄的跨时间转移,国家相对生产率差异决定储蓄的跨空间转移。空间上的这种转移并不改变一国国民的总福利;时间上的转移也不改变代与代之间的总福利。因此,不考虑人口结构、提高即期消费率刺激经济的做法值得商榷,过分关注短期经常项目差额并无太大必要。     

人口抚养比对湖北省居民消费率的影响

近年来湖北省的经济发展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但是居民消费率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而少儿抚养比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老年抚养比却有逐年增加的趋势.本文以生命周期理论为基础构造了包含人口抚养比的消费模型,研究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选取湖北省1990-2013年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支持了生命周期理论的结论,人口抚养比的变化是导致湖北省居民消费率下降的原因.     

中国抚养比和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

人口抚养比率的供给与需求的变化,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需求变化,人口抚养比提高,抚养负担加重,导致净收入减少,进而引起消费需求降低,萎缩的消费需求制约了储蓄向投资转化,缺乏投资需求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为了分析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本文采用了VAR模型来进行经济分析,并讨论和研究的抚养比和经济发展之间关系,揭示了人口抚养比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实际程度,为长期经济增长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支持.     

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东中西区域间的比较

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9年的省级面板数据,分别对东部、中部、西部建立PVAR模型,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城乡收入差距自身存在很强的惯性。第二,老年抚养比的上升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体现在东部和中部,对西部的影响可以忽略;少儿抚养比的上升会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这一影响在西部最大。第三,城镇化率对东部城乡收入差距影响最大,经济增长和失业率对中部影响最大。基于上述研究,文章最后简要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人口年龄结构和棘轮效应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本文利用1978-2015年人均居民收入、少儿抚养比、老年抚养比等宏观数据,对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并且引入滞后期居民消费变量度量棘轮效应.研究发现:人均居民消费不仅受到收入的影响,同时受到人口年龄结构和上期居民消费的影响;随着时间的延长,人均居民消费受到收入、人口年龄结构和棘轮效应的影响比较大;少儿对消费的影响较弱,而老年人对消费的影响相比之下较强.     

家庭结构、生产活动与农户储蓄行为

基于2009花旗-北大中国农村金融调查数据,本文利用GMM估计法,分析了我国农户储蓄行为的特征与成因。实证发现:第一,农户储蓄与储蓄率均随家庭收入增加而上升。第二,家庭结构的影响主要体现:儿童数及儿童-劳动力比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有正向影响;家庭成员数对农户储蓄率有显著负影响,但对农户储蓄无显著影响;病人和老年人两个维度对农户储蓄和储蓄率均无显著影响,即没有很强的证据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第三,生产活动对农户储蓄有显著影响,但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体现在参与养殖业的农户更倾向于储蓄。第四,离最近金融机构的距离与农户储蓄负相关,对农户储蓄率没有显著影响;农户储蓄及储蓄率的相当一部分波动可由县际差异来解释;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流动性约束会强化预防性储蓄动机。     

税收负担对城乡居民消费的门槛效应分析

基于2002—2017年中国31个省市面板数据,采用面板门槛回归方法,以城乡居民收入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宏观税负、间接税负及直接税负对城乡不同收入居民群体消费的影响。结果表明:宏观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挤出效应,但对高收入群体不显著;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存在"非线性"的双重门槛效应;直接税负对城镇居民消费只存在单一门槛效应。宏观税负对农村居民消费也产生了非线性效应,但直接税负和间接税负对农村居民消费都只存在单一门槛挤出效应。     

房价上涨能够解释中国城镇居民高储蓄率吗?——基于CHIP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2年和2007年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数据考察了房价上涨对城镇居民储蓄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房价上涨不能解释中国城镇居民的储蓄率上升,相反,各产权类型的居民储蓄率与房价上涨之间具有负向关系。对于租房家庭,房价上涨显著降低其储蓄率,没有发现"为购房而储蓄"的现实动机。对于有房家庭,房价上涨会显著降低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而不会影响仅有一套住房的家庭储蓄率。商品房家庭储蓄率对房价变动的反应更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