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分析——以交通污染控制为例

经济学认为当机动车污染排放产生负外部性时最优政策工具就是根据外部性的大小征收相应的庇古税,使外部成本内部化。然而由于每一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水平不一,根据污染排放量直接征收庇古税很难实施,在这种情况下,替代性的政策是对与机动车污染排放息息相关的燃油消费进行征税。文章在Diamond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最优间接庇古税模型,分析了间接庇古税的福利效应。研究发现:一是由于机动车使用年限、消费者收入水平、汽车排量选择偏好等影响燃油消费的异质性因素存在,最优间接庇古税只能是次优的;二是最优间接庇古税作为治理机动车污染外部性这种市场失灵的政策工具所起的作用十分有限,对提高整体社会福利水平效率较低。     

贸易自由化、纵向关联市场与战略性环境政策——环境税对发展绿色贸易的意义

本文在一个两国出口至第三国的连续双寡模型中,研究贸易自由化对均衡环境政策及社会福利的影响。分析发现:(1)战略性环境政策的租金攫取效应可通过中间产品出口实现,但不一定会通过最终产品出口实现。(2)当污染的环境损害程度不大时,贸易自由化将降低各国环境税,从而使各国的环境保护出现"向底线赛跑";当环境损害系数较大时,贸易自由化将提高各国环境税。(3)社会福利水平为双边关税壁垒的凹函数(呈"倒U型"),贸易自由化对社会福利的影响不确定。此外,本文还分析了合理征收环境税对发展我国绿色贸易的意义。     

科斯定理与环境税设计的产权分析

我们在设计环境税时,应从庇古思维中走出来,因为庇古税隐含的产权界定前提是:环境资源所有权、使用权、收益权等所有产权权能都归国家所有。但根据科斯定理,环境资源产权在国有的框架下是可以继续分割的,因而可以形成很多不同的税收方案,这些不同的税收方案在不同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有不同的实施绩效,而谁污染谁付税只是这其中的一种,它的绩效也随着现实约束条件的不同而改变。因此,在不同的现实约束条件下,谁污染谁付税不一定总是最佳的选择。比如,在中国东富西贫国情约束下实行由消费者付环境税,既有利于调整东西部地区收入分配差距,解决西部地区的贫困问题,又有利于减少环境税的实施成本,提高环境保护的绩效。因此,在中国实施环境税不应坚持谁污染谁付税,而应遵循谁受益谁付税。     

基于DSGE模型的“污染治理政策”比较与选择——针对不同公共政策的动态分析

文章以污染治理的公共政策为重要变量构建了我国的宏观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模型),并采用中国的宏观经济数据,以数值模拟的方法比较了“许可证”制度、“庇古税”和协议规则的环境污染治理效应,还基于福利分析方法进行了政策选择研究.研究发现:(1)提高许可证的价格后,整个社会的环境质量趋于下降;(2)“污染税”政策对提高环境质量具有较大的影响效应,持续时间长达30年,且协议规则也能够提高环境的质量,其影响呈现扁平的倒U形态;(3)在不同的体制下,政府“控污支出”对环境质量的影响形态大致相似,其对社会总产出的影响也较相似;(4)在同时考虑“许可证”制度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会被削弱,但此时“许可证”制度会短暂地拉升经济中的总产出,而在同时考虑协议规则和“污染税”制度的情况下,“污染税”的政策效应也会被削弱,但协议规则的政策影响变化不大;(5)当经济系统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许可证”制度下的社会福利是增加的,但其加大了消费的变动程度.     

排污“费”改“税”难在何处？

排污费是指向环境排放污染物或超过规定的标准排放污染物的排污者,依照国家法律和有关规定按标准缴纳的费用,缴纳的排污费用于环境综合治理.环境税是为了保护生态环境,筹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而对特定的自然人和法人所征收的一类税,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和工具性.环境税可分为狭义的环境税和广义的环境税.狭义的环境税仅指排污税,包括废水污染税、垃圾税、二氧化碳税等;广义的环境税(即环境税体系)包括消费税、资源税、排污税和准环境税.     

纵向约束：来自外部性与信息不对称角度的解释

研究在一种中国产品市场上扮演供给角色的上游企业和该种产品的需求者即下游企业的关系出于一种考虑：下游企业在转换产品的形态或直接销售时做出的进一步决策,是在中间产品被上游企业售出后作出的，由于下游企业的这些决策影响上游企业的利润，因此上游企业控制下游企业的这些决策。     

“递进”买方势力视角下两部收费制的规制机理研究--兼论政府反垄断部门应对策略

近年来,两部收费制策略引发的反垄断案件频发,下游买方势力的逐渐增强使得纵向控制规制问题变得更加错综复杂。以往研究对买方势力动态变化影响企业策略性决策以及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的问题关注不足。基于此,构建由上游在位者、潜在进入者和下游零售商组成的纵向产业链模型,以下游零售商买方势力的递进变化为切入点,深度剖析两部收费制策略的内在规制机理。结果表明:当下游企业没有买方势力或者具有较弱的抗衡势力时,两部收费制策略从本质上并未弱化上游市场竞争。然而,一旦潜在进入者无法打破在位者建立的进入壁垒,在位者便会充分利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实施转售价格维持、搭售等一系列纵向控制手段,进而弱化上游市场竞争,以期实现“一家独大”。当下游企业主导交易时,在满足一定条件下,通道费合约会产生排他效应,其弱化上游竞争的程度有限。因此,政府反垄断部门制定规制政策应充分考虑企业纵向控制和逆纵向控制行为。     

广东省水污染税税率模型构建与应用

基于庇古税理论和环境保护税法,结合Logistic经济损失模型与污染当量构建水污染税最优税率测算模型,并以广东省2008—2015年的相关数据,测算得出广东省理论最优水污染税税率水平应为27~29元/污染当量。研究发现,广东省现行治污成本难以弥补水污染经济损失,并且其最优税率水平应远远高于现行排污费标准。建议初期水污染税税率从低开征,减少对经济的影响,并辅以多样税收优惠措施,但其后应逐步提高水污染税税率。     

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

电信企业能否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与实施市场圈定的企业和被圈定企业在下游市场的成本差异有关。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两阶段博弈模型,分析了电信企业基于价格行为的纵向市场圈定与接入规制问题。研究发现,当主导企业的下游附属企业具有成本优势时,则其通过实施价格策略性行为能够达到纵向市场圈定目的;当其处于成本劣势时,则不能通过价格行为实现纵向市场圈定。因此,规制机构在制定接入规制政策时,应根据下游市场两个企业的成本差异选择合理的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低时,可采取有效成分接入定价法和由市场决定接入价格的两种接入规制方法;当两者成本相同时,可采取激励性接入规制方法;当新进入企业成本较高时,可对两者实行不对称接入规制。     

从OECD国家经验看我国环境税的建立和完善

环境税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广义地可以包括环境税、与环境和资源有关的税收和优惠政策、消除不利环境影响的补贴政策和环境收费政策。从这个角度看,国际上有许多国家都实行环境税收政策。狭义的环境税主要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收。因此,作为一种税种而言,目前真正实施环境税的国家还很少。环境税最早是由英国经济学家庇古提出的。     

纵向关联市场、资源税改革和中国稀土出口——对资源从量税和从价税实施效果的评估

我国稀土资源税的征收由从量计征转为从价计征显然更加符合市场化原则,但是这两类计征方式对中国控制世界稀土价格的能力是否一致?不同类型的税收计征方式会如何影响资源税的实施效果呢?文章通过构建一个基于纵向关联市场的博弈模型,研究了政府征收稀土资源税的不同方式对企业税负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如果我国上游稀土产业市场集中度低或者发达国家下游稀土产业集中度高,则不论何种征收方式,其税负主要由下游发达国家生产厂商承担.(2)当稀土生产的边际成本较高时,从价计征的资源税税负转移幅度要高于从量计征,即征收从价税所带来的稀土出口价格上升程度更高.(3)如果我国稀土上游产业集中度很高或者发达国家稀土下游产业集中度很低,当资源税从价计征时,我国可以对稀土生产征收资源税;当资源税从量计征时,我国就需要对稀土生产进行补贴.总之,不管征收方式如何,资源税政策的实施效果都和上下游的市场结构有关.因此,要促进我国稀土产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在短期内采取从价征收的资源税对其加以保护,而且也需要着眼未来,鼓励我国稀土产业的下游企业依靠技术进步做大做强,从根本上改变当前稀土下游产业基本上为发达国家所垄断的局面.     

知识积累、制度演变与环境污染--一个基于知识积累的环境经济学分析框架

对环境污染现象，传统的经济学解释是外部性。外部性有正负之分，不管是正外部性还是负外部性，都会导致资源配置个人最优与社会最优的不一致，为此，庇古认为应该采取“征税”或者“收费”的手段，对于产生正外部性者给以补贴，而对于产生负外部性者征收税收。我国目前采用的排污收费制度就是“庇古税”的表现形式，其本质是把外部性内部化。但是，庇古税收难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开征环境税应以政府承担更多责任为前提

据报道,环保总局已建议税务部门对产生重污染的产品征收环境污染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开征污染排放税与一般环境税,条件成熟时还可设计不同的退税政策。而国家税务总局地方税务司副司长曹聪透露,财政部也已考虑开征环境保护税。     

环境保护税的性质定位与实施路径——以社会正义为视角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已于2016年12月出台,环境保护税以经济手段调节企业排污行为,具有改善环境与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功效.环境税的税种设置的制度选择、税务部门与环保部门的通力协作、政府企业公众有效参与,是环境税征收制度法律研究的核心问题.在明确环境保护税归属于地方税以及作为一般公共预算管理的同时,我们应当重视以社会正义为考量,落实环境税领域的税收法定主义,协调环保与税务部门之间的关系,在合理探讨税种设置问题的前提下,为环境税归属为地方税制度设计提供正义化道路.     

双重古诺竞争下的FDI关联溢出效应

扩展了以往理论研究的基本假设,在古诺竞争框架下分析FDI进入东道国上下游双边市场时的关联溢出效应。结果显示:当FDI仅进入东道国的下游市场时,FDI产生的竞争效应会增加下游市场的总产出,从而增大对上游市场中东道国本土供应商的后向关联程度,且其增大程度与技术差距正相关;在FDI同时进入东道国上下游双边市场的情况下,上游市场的FDI会对东道国本土供应商产生挤出效应,且两者的技术差距越大,挤出效应越明显,同时会对下游市场中的东道国本土生产者产生明显的前向关联,上游市场总产出的增加使得中间产品的均衡价格下降,直接减少了下游本土生产者的边际生产成本,从而增加了其产出和利润,部分抵消了下游市场的FDI的挤出效应。     

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稳健吗?-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

在Stackelberg竞争框架下,本文沿用Spencer and Brander(1983)第三国市场模型,考虑存在中间品贸易情形时,一国的战略性研发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在只有单个国家可以实施研发政策的情况下,若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较大(小),那么该国的最优研发政策为征税(补贴);而当两国政府均可以干预各自国内企业研发时,一国最优的研发政策将随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不同而选择征税、补贴或不干预,并且当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位于一定范围之内时,一国的研发补贴政策并不会招致另一国的报复,因此,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并不如LeahyandNeary(2001)分析的稳健。     

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稳健吗?-基于中间品贸易的视角

在Stackelberg竞争框架下,本文沿用Spencer and Brander(1983)第三国市场模型,考虑存在中间品贸易情形时,一国的战略性研发政策。研究结果表明,在只有单个国家可以实施研发政策的情况下,若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较大(小),那么该国的最优研发政策为征税(补贴);而当两国政府均可以干预各自国内企业研发时,一国最优的研发政策将随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不同而选择征税、补贴或不干预,并且当最终产品间的差异程度位于一定范围之内时,一国的研发补贴政策并不会招致另一国的报复,因此,战略性研发补贴政策并不如Leahyand Neary(2001)分析的稳健。     

具有溢出效应的纵向R&D合作

对于上游及下游两个行业各有两个企业的情形,考虑行业内部及行业之间的溢出效应,建立了一个三阶段博弈模型。第一阶段,上游企业决定选择研发投资;第二阶段,上游企业选择中间产品产量;第三阶段,下游企业选择最终产品产量并在产品市场进行竞争。运用逆向归纳法进行求解,并就上、下游企业选择在研发上的合作与不合作两种情况进行分析和比较,得出行业内部以及两个行业的上、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稳定均衡的结论。     

碳排放的外部性理论和内部化路径

碳排放是典型的经济外部性行为。由马歇尔最早提出的外部性行为是指因为企业组织外部的产业组织方式造成的企业生产成本的减少或增加。庇古认为边际社会成本大于边际企业成本的行为是外部不经济行为,采用"庇古税"来调整外部不经济行为。科斯认为,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外部性行为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调整。解决碳排放这种外部不经济行为的主要路径是"庇古税"、碳交易、行政干预和法律方法。我国碳排放的治理主要以行政干预和法律方法为主。     

对完善环境税的几点建议

一、明确环境税的目标。目标制定要结合我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我国是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老企业的污染治理任务比较繁重,另一方面迅速发展的经济加剧了环境的污染,因此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仍是核心问题,在此基础上,要明确以下目标作为环境税改革活动的目标之所在:(1)控制治理污染企业;(2)发展环保产业和再生资源业;(3)提高环保技术。二、坚持环境法与税法的基本原则。环境税的制定归根到底是为了更好地贯彻环境法的普及与执行,因此环境税原则也必然要与环境法保持一致性。此外,要坚持“完全纳税原则”,使环境破坏者付出的代价与治理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