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还是趋异:执政党派别与美国社会经济形势

本文通过考察执政党派别对美国社会经济形势是否产生显著的影响,来检验美国两大政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我们选取了反映美国社会经济形势的六组指标作为被解释变量,在控制了执政党在选举中获胜优势的基础上,检验代表执政党派别的虚拟变量是否具有统计显著性.经验检验结果表明,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的执政党派别在国家生活中并未产生显著影响,两党的政策取向及其实施效果呈现出趋同的态势:在不同政党执政时期,只有名义利率和公司税水平存在显著差异,而其他所有社会经济指标均未呈现出显著差别.     

产品垂直差异、产品内分工与南北贸易

存在产品垂直差异和产品内分工的贸易模型可以更为深刻地考察南北贸易的模式及影响因素。其中,生产技术仍然是决定生产分工格局的重要决定因素,当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如果南方生产技术水平提高,其将扩大生产范围,在保持生产原有质量产品的情况下,向更高质量产品的生产领域进军。而北方发生技术进步时,其生产范围将缩小,抛弃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专攻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当两国分别在不同的生产阶段发生技术进步时,基本变化趋势是使本国发生技术进步的生产阶段趋向高质量产品的生产。     

不对称市场、技术获取与FDI的区位选择

在Bjorvatn和Eckel(2006)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引入技术获取因素,通过建立一个垄断市场模型,在不同政策背景下,比较了技术获取和市场大小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研究表明,无论是否存在政策竞争,FDI均能提高东道国的收益。与Bjorvatn和Eckel(2006)的研究相比,仅当两国市场容量差距较大时,政策竞争将导致较大市场容量的国家对FDI更具有吸引力。同时,从两国整体来看,政策竞争改善了FDI所引致的两国整体福利,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一种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     

贸易政策是如何制定的:包含政治捐资、竞选支持与权力委派的内生保护模型

本文通过在保护待售模型中纳入执政者谋求竞选支持和进行权力委派的因素,考察了执政者、行政机构同各类选民之间互动,最终决定贸易政策的机制与过程。政治上有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贸易保护水平同其所包含的选民数量占全体选民的比重无关;政治上无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保护水平同其选民比重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全体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捐资对不知情选民的影响作用以及政治上有组织行业的人口比重。政治上有组织行业的保护水平同选票价格之间的关系取决于执政者赋予全体国民福利的权重;政治上无组织的行业所获得的保护水平总是同选票价格正相关。当行政机构具有自利本性时,其制定的贸易保护水平高于执政者直接制定的水平。综合来看,政治上有组织的行业将更容易获得贸易保护,其所获得的保护水平也更高。     

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方式与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基于2003～2009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分析

本文借助2003～2009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分析了我国经济增长、FDI投资方式与二氧化硫排放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我国的确存在,同时FDI的"污染避难所假说"在样本期内不成立。FDI的增加从整体上对我国的二氧化硫排放具有降低的作用。此外,进一步分FDI的投资方式考察发现,合资形式的FDI总体上显著降低了我国二氧化硫的排放,不过这种效应在中西部显著,而在东部并不显著。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调整招商引资及制定环境规制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海自贸区的运行基础、比较分析与发展前景

作为中国政府积极应对国际经济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上海自贸区将融入转变政府职能、完善金融制度、强化贸易服务、扩展外商投资等多项内涵,实施一系列创新监管服务模式。上海自贸区具有良好的运行基础,各组成单位在诸多领域具有明显优势,有利于将上海打造成物流中心和金融中心。上海自贸区的设立,同香港自由港在更大程度上是互补的,但可能会冲击新加坡的物流中心地位。上海自贸区贸易与投资的各项政策是破除以往繁冗行政体系、建立更加透明高效规则的制度保障,这些政策措施在全国范围内具有普遍意义,其普适性意味着可以在近期内向全国推广。不同地区要有各自的发展定位,其他城市不必冒进效仿上海自贸区的全部举措,上海自贸区的各项政策不宜在短期内全部"移植"到国内其他重要城市,更不宜在全国范围内"复制"。特别地,在推进上海自贸区金融开放的过程中,要结合国内和区内整体的发展水平与阶段,有步骤地逐步开放,从易到难、由浅入深,既保证自贸区各项业务活动的顺利运转,又要前瞻性地防御各类风险,切实贯彻"风险可控"的方针。     

待售的美国对华反倾销税:基于“保护待售”模型的经验分析

以格罗斯曼和赫尔普曼的保护待售模型为理论框架,本文将美国对华反倾销税率同反倾销案件申诉者的政治捐资、申诉者所属行业的进口渗透率联系起来,考察后者对前者的影响作用。经验分析表明:在美国对华反倾销案件中,申诉者的政治势力越强,反倾销税率越高;税率与进口渗透率的关系取决于申诉者的政治组织状况,若申诉者在政治上有组织,则税率与进口渗透率负相关,若申诉者在政治上无组织,则税率与进口渗透率正相关。这样,本文在验证了保护待售模型的核心结论的同时,还从利益集团的政治捐资层面上揭示出美国对华反倾销税背后隐藏的驱动力量。     

论比较优势理论的有效性

作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理论之一,比较优势理论揭示了贸易模式的产生原因以及贸易利益的来源.然而,自比较优势理论诞生之日起,就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批评,英有效性一直受到怀疑.本文描述了比较优势理论模型的扩展,并指出在哪些条件下比较优势理论能够成立.通过这样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更加充分地认识比较优势理论的有效性问题.     

反倾销政策与研发竞争

借助异质产品的Bertrand双寡头模型,本文分析了一国反倾销政策对该国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研发、产品价格及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与自由贸易相比,当产品的差异度较小时,受反倾销政策保护的企业会策略性地利用反倾销政策而退出国外市场,减少研发投入,进而提高产品价格,而遭受反倾销政策约束的外国企业由于其研发投入的边际收入增加,因而会增加研发投入,降低产品价格。此外,反倾销政策的存在还有可能促进各国社会福利的提升。     

混合寡头竞争、污染物排放与环境税

通过建立一个混合双寡头市场竞争模型,借以考察在国家征收环境税的条件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对污染物排放、社会福利以及环境税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低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增加和社会福利的增加;当国有企业的私有化程度较高时,继续私有化将会导致污染物排放的降低和社会福利的下降;同时,环境税则随着国有企业私有化程度的提高,始终保持下降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