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变迁与两类企业家的作用——奥地利学派企业家理论的拓展与应用

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共同构成了制度变迁不可忽视的推动力量。政治企业家为经济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框架，经济企业家为政治企业家的活动提供了制度信息并改变了政治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环境。通过创造性和适应性的反应、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发现等手段，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对既定制度条件下的外部环境和潜在盈利机会产生影响，引发新的不确定性，导致制度的变革。     

制度分析及其方法论意义

制度分析的理论及方法论内核在于从一个整体的、相互联系的、辨证发展及历史的视觉,研究经济制度的变迁及其与社会、政治、历史、文化等因素的互动作用,经济制度及其运行轨道并非孤立地存在,而是嵌入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及文化环境之中,惟有历史进程中,在总体分析和跨学科、跨文化研究的视野中,才能更好把握经济变迁的深层动因。     

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博弈模型

本文建立了一个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博弈模型来研究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在什么条件下会组成分享制企业,并研究了企业制度变迁中企业家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关系的演变,分析了表面现象下两者的谈判力的变化,论证了企业家人力资本参与企业收益分配的经济学逻辑。     

财富、权利与声望:民营企业家行动的制度分析与实证研究

本文从制度理论视角分析了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慈善行为及其背后的逻辑。企业家政治身份有助于企业获得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以及资源。行业、地区制度环境差异显著影响企业家政治身份;企业规模作为一种经济权利,企业慈善作为一种声望资本,都有助于企业家获取政治身份。企业家的慈善行为可以被视为由经济动机驱动的去获取规范合法性以赢得利益相关者认可和良好声誉的战略性行动。民营企业家制度行动促使财富、权利和声望产生互动,这些行动已经超越了仅仅是获取合法性的象征性行动,而是能带来有效资源的实质性行动。     

不宜用政治企业家概念评价地方政府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本文首先回顾了"政治企业家"概念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三点商榷意见后认为,将地方政府官员看成政治企业家、制度变迁的"第一行动集团",以此来解释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的制度变迁是不妥当的。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确实参与了制度创新,甚至主导了局部制度创新。但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官员并不具备天生的企业家精神,制度创新精神的发挥不仅受经济基础的影响,而且是特定激励相容机制的结果。只有从经济基础来理解地方政府官员的行为并给予适当的激励,才能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     

民营企业家群体的素质及提升途径

民营企业家是民营企业的核心人物,其群体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社会经济效益.对民营企业制度创新或制度变迁的路径及民营企业家群体素质模型分析表明,应从基础素质、核心素质和企业家自律等方面培养和提高民营企业家素质.     

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能改善企业绩效吗——基于战略视角的分析

基于战略的制度观和资源基础论,研究表明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对财务绩效和创新绩效有负向影响.这种负向影响受制度和组织因素调节:企业所在地的区域制度环境、治理状况和高管团队的企业家精神.这说明,一方面,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给企业带来的绩效改善并不能弥补其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制度环境、治理状况的改善和企业家精神的提高能削弱政治联结带来的负面影响.同时,创新绩效正向影响财务绩效,并且高管团队的政治联结通过其中介作用间接降低了财务绩效.     

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金融市场的调节作用

综合考虑政治法律制度环境和金融环境,实证分析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配置的影响机理。结果发现,政府行政管理质量对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创业精神和生产性企业家精神综合水平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金融环境质量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存在负相关关系;金融环境在政府行政管理质量与企业家创新精神关系中起正向调节作用,而在企业经营法制环境与企业家创业精神关系中起负向调节作用。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变迁:一个马克思的分析模型

马克思是较早将国家整合到制度变迁中去的经济学家。通过对蕴藏于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经典著作的研读和挖掘,发现马克思不仅有自己的制度变迁模型,而且还将这一模型应用到对土地产权制度变迁的分析,形成马克思的土地产权制度变迁模型。马克思模型重视非正式制度在农地产权制度中的地位,强调国家(政府)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马克思模型对于建国以来农地制度变迁无疑是最具有解释能力。     

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对公共政策理论基础的重新阐释

文章以财政的视角,在一个契约的框架内通过对穷人、富人以及代理人集团博弈的财政过程的描述建立了政府生命周期模型.在此基础上对公共政策的理论基础进行了重新阐释,得出了公共政策的实质是权利分配、政府通常偏好短期政策操作、公共政策多是"穷则思变"的结果、权威在公共政策施行中起着独特作用的结论.本模型在还政府行为本来面目的同时,可以扩展到对企业家生命周期和对经济史上制度变迁的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