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汴整合中的区域工业产业优化研究

经济整合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加强区域合作,提升该区域经济的整体实力和竞争力,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协调发展。文章首先介绍了工业产业优化的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然后从郑州、开封两市的区位条件、自然资源、经济现状分析,对产业区位熵、比较优势系数和需求收入弹性指标进行计算,结合郑州、开封两市工业行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和发展基础,最终确定郑州、开封两市优势工业行业。     

浙江省县域经济中临安市比较优势分析及区域经济发展对策研究——基于区位熵的方法

通过浙江省县域经济发展基本情况和临安市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不足,利用区位熵分析II盘安市比较优势,明确临安市具备竞争力比较优势的行业,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其区域经济发展的对策。     

区域产业集聚的判别及其竞争力测度研究——以云南省为例

在经济发展转型时期,产业集聚的判别及其竞争力的规范性框架研究对提升企业竞争力、区域竞争力和国家竞争力起着重要作用。以云南省为例,通过比较分析产业贡献率和主要行业的空间聚集程度,判断出云南省产业聚集最有可能产生于工业行业,随后基于GEM模型量化的三级(共23个指标)工业产业聚集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得出提高云南省工业集群竞争力就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开放度的结论,为云南省工业产业聚集科学统筹发展提供政策支撑。     

基于SSM的乌鲁木齐市工业结构与竞争力变动分析

本文应用偏离—份额分析法,以新疆工业经济发展为参照系,对1995年~2002年~2009年乌鲁木齐工业结构变动和竞争力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这期间乌鲁木齐的工业结构变动比较大,整体结构优化,但工业竞争力变化不大,需要不断增强工业竞争力。在今后的发展中,应积极扶持有竞争优势的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提升工业产业竞争力,以带动新疆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曲靖市工业旅游发展的SWOT分析

曲靖市是云南省重要的工业基地,曲靖市的工业旅游资源较丰富、地理区位优势突出,具有较强的吸引力和开发潜力。曲靖市工业化发展的带动,给曲靖市工业旅游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曲靖市发展工业旅游的优势体现为拥有的资源较丰富和基础设施良好;劣势是开发较晚和市场化程度较低;机遇是旅游业发展的整体带动和科普活动的拉动;因此,目前曲靖市工业旅游应以增长性战略为策略进行开发。     

陕西省光电子产业细分行业比较研究

采用工业总产值、成长率、产业集聚及其区位熵等指标,对陕西省光电子7个细分行业的规模优势、比较优势、成长潜力等进行了系统的比较研究。借鉴波士顿矩阵思想,结合行业实力和市场引力,将其划分为明星、金牛、问题和瘦狗四大类别。最后,根据细分行业现状分析结果,将上述四类别的未来发展对应定义为支柱型、培育型、带动型和观望型,并提出相应的发展思路建议及其配套政策措施。     

装备制造业集群竞争力的实证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文章以陕西省装备制造业为研究对象,通过区位熵法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衡量陕西装备制造业集群发展程度。在此基础上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分别对陕西装备制造业的总体竞争力及产业内各行业的竞争力进行测评。结论为:陕西省装备制造业集群水平总体较低,且产业内各行业集聚度差异较大,但发展迅速,与广东、上海和辽宁等省市仍有较大差距,但陕西电子机械及器材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的竞争力水平较高,其他则不具备比较优势。     

基于低碳经济的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与布局优化

通过构建工业碳熵与区域碳熵概念模型,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等方法,基于低碳视角,探讨了2000—2015年徐州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特征及优化路径。发现:(1)徐州都市圈优先发展行业产值比重呈上升趋势,且呈现由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向资本、技术密集型行业为主演变;适度发展行业以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限制发展行业以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且产值占比呈下降趋势。空间上,三类行业均呈核心外围格局且集聚程度有增强之势,且优先发展行业由中心城向外围工业技术梯度逐次降低。(2)徐州都市圈高效率行业呈现由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演变为劳动、资本密集型行业为主,低效率行业以资源、劳动密集型行业为主。(3)行业上,徐州都市圈工业可划分为高效率优先行业、低效率优先行业、高效率适度行业、低效率适度行业、高效率限制行业、低效率限制行业等6种类型;空间上,可划分为高效率优先行业集聚区域、高效率适度行业集聚区域、低效率适度行业集聚区域、低效率限制行业集聚区域等4种区域类型。据此,从行业与空间2个视角提出都市圈工业结构转型及布局优化调控路径。     

绵阳科技城的工业经济发展

绵阳是建设之中的中国西部科技城,研究绵阳工业经济发展有益于科技城建设。运用偏离—份额分析法对绵阳1999—2003年的30个工业行业的经济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结构效果指数为1.3019,以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为主的工业结构特征突出,区域工业结构效果较为显著,增长效果指数为0.8288,区域工业经济的整体增长效果不理想,竞争力指数为0.6366,区域工业经济缺乏竞争优势。支柱工业的技术非前沿性、企业之间缺乏协作、片面追求工业结构多样化、大企业的产品结构多样化滞后和出口依存度较低是影响绵阳工业经济发展主要因素。最后讨论了绵阳科技城工业经济规模扩张和竞争力提升的建议。     

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研究

以2012—2017年我国31个省域(不含港澳台)的面板数据为支撑,运用GEM模型分析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作用机制,运用熵权PCA法识别关键因子,结合GIS方法实证研究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演变规律与发展特征,结果表明:影响2012—2017年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综合竞争力的关键要素体现在科技、创新、人才、物流环境等领域,传统产业、地理区位、经济水平等作用效果正在弱化。我国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水平整体上呈现东强西弱格局,东部沿海省域保持高位区间,省域间发展较为均衡;以湖南、江西、安徽等为代表的中部省域崛起迅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溢出效应明显;传统资源与产业依赖型省域辽宁、山西等降速显著,竞争动力不足。同时受区位与聚集的影响,省域物流集群的区域聚类性特征突出,处于引领地位的省域具有核心扩散效用,拉动区域各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发展。最后,对省域物流集群竞争力的提升给出发展建议,以促进我国物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辽宁省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

运用区位商和聚类分析方法分析了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层次;运用偏离-份额法,从产业结构和竞争力两个方面分析辽宁省的三次产业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对其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增长效益的影响。结果显示:在全国区域分工中,辽宁省的产业结构层次较高;辽宁省第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其经济实现较快增长;辽宁省技术含量高、附加值高的工业行业的发展水平仍较低,这些行业在区际分工中不具有优势;冶金、化工、机械制造等投资大、资本有机构成高的重化工业在辽宁省经济中仍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欠发达地区产业结构竞争力实证分析——基于安徽个案的调查

安徽地处中国中部,经济水平较低,属于欠发达地区。改变和提高其经济实力和地位,成为安徽省发展工作的重中之重。经济实力的提高与产业结构是否合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依据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对安徽省产业结构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然后对其产业结构的竞争力水平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安徽省产业结构偏离度过高,产业结构效益较低,由此造成总体的产业竞争力水平不高。针对实际问题,本文提出了提升安徽产业结构竞争力的一系列对策建议。     

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预测及其结构效益评价

采用成分数据,利用球面投影降维的方法建立预测模型对2004—2008年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进行预测分析。结果表明,在预测的5年内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仍为“二、三、一”型,但呈现出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二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三产业迅速增长。在此基础上,对产业结构效益进行评价,指出今后农业劳动力剩余的现象依然存在,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滞后于产业结构,致使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不协调。协调东部沿海地区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关键要做到农业剩余劳动力合理流动、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提高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比重以增强其竞争力。     

工业结构与碳排放的关联性——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结合江苏省工业部门的碳排放情况,基于一种改进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测算并分析了江苏省的工业内部结构与其碳排放之间的关联性。结果表明:江苏省的工业结构与碳排放之间总体上呈较强的相关性,但各工业行业产值与碳排放量的关联程度存在一定差异,主要取决于各行业的特性、生产和节能技术水平、发展阶段等因素。最后提出,在制定工业部门的低碳调整目标时,除了应重点关注各工业行业的碳排放影响力外,还必须考虑上述因素。     

关于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思考

目前,全球产业竞争日益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和发展并提高自己的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对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理论研究十分必要。结合国际竞争力的内容和概念,主要从产业结构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及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内涵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衡量产业结构国际竞争力的指标体系。     

资源配置、产业结构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真实经济周期模型的分析*

本文旨在测算、分析中国经济及各产业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年均增长率、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再结合其他37个国家的相应数据进行国际比较。本文依据真实经济周期模型推导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方程并构建了测算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的两个指标。本文发现，由三大产业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和部门间规模巨大的人力资本转移而形成的“结构效益”，能够合理解释中国经济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年均增长率较高但三大产业部门却处在较低水平甚至负增长这两个看似矛盾的经济事实。本文从数理逻辑和经验研究两个角度验证了“产出增长率效应”和“结构效益”的存在。本文通过国际比较发现，中国经济产业结构高度及其合理化程度大幅落后于多数高收入国家。     

不同污染类型工业行业的环境污染分解分析——基于1998～2005年间中国工业行业数据分析

在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测算1998～2005年中国污染密集型和中、低污染型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了各种因素对不同污染类型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经济规模的扩大增加了污染排放,恶化了中国环境;工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变化对污染密集型行业和中、低污染行业的污染排放均有显著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对控制污染密集型工业行业的污染排放有显著的作用;污染密集型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其行业污染排放有显著影响,进口商品结构变化对各污染类型工业行业污染排放均没有显著影响。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a panel cointegration framework, using annual data for 29 countries and 28 industrial sectors for the period 1990–2001.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nancial structure is to a significant extent related to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the long run, yet their relationship is partly consistent with the industrial sectors' technological orientation postulated by the theoretical literature. It is in line, however, with the so‐called ‘financial services view’ that stresses the importance of a well developed financial system for growth, irrespective of its structure. In addi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financial structure does not seem to play a role in a sector’s performance relative to GDP.     

Industrial labour productivities and tariffs in South Africa

The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tariffs for labour productivit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ariff policy endogeneity. Tariff policy is designed to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industrial sector tariff structure may reflec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industries protected. We seek to identify the effect of tariffs by taking advantage of multilateral tariff liberalization using reductions in industrial sector tariffs in other world regions as instruments for sectoral tariff reductions in South Africa. The data cover 28 manufacturing sectors over the period 1988–2003. We find that tariff reductions have stimulated labour productivity when instrumented by multilateral tariffs. The ordinary least‐squares estimates show downward bias and this confirms the endogeneity of tariffs. Investigation of channels of effects shows some support for the importance of competitive pressure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 from trade liberaliz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