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居民互联网金融产品使用意愿与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湖北、贵州的调查

论文在技术接受模型的基础上,对模型变量进行了扩展,并基于湖北、贵州的调查数据,实证研究了农村居民对互联网金融产品的使用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感知有用性、感知易用性、主观规范、感知收益对使用意愿有正向的影响,其中感知易用性的影响最显著。而感知风险则对使用意愿有负向影响。本研究的政策指向是:互联网金融产品服务商应着力通过简化流程等方式,来提高用户的感知易用性进而提高使用意愿。     

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的实证分析

消费作为居民的最终需求直接关系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数字消费时代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加快释放农村居民消费潜力值得研究。本文基于2011-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级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模型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空间集聚效应呈现正相关,空间集聚程度呈现加强趋势;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并且具有空间溢出效应;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等途径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其中数字支付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最显著;通过提高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间接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空间溢出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最后,根据长江经济带数字普惠金融的时间演变和空间分布特征提出促进农村居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基于PVAR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我国8个民族地区85个地市级2011-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PVAR模型的广义脉冲响应函数法,对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 显示: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两者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即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就民族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促进农村居民消费提出了简要的政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劳动力就业与农村居民消费

当今时代,数字经济不仅是社会发展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也成为影响居民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本文基于2011-202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及其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项消费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主要作用于基本生活资料消费。分区域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西部地区更明显。从影响机制看,数字普惠金融会对农村劳动力就业产生正向影响,从而提高农村居民消费。     

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

本文首先梳理了数字普惠金融、商业保险购买与农村居民幸福感三者之间的关系,然后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且该影响对于低年龄段、低收入以及东部地区的家庭更显著。进一步影响机制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通过影响家庭商业保险购买进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同时,在考虑了内生性和稳健性问题后,结论依然成立。本研究为进一步甄别幸福感的影响因素、理解幸福的深层本质、推动乡村振兴和提升农村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思路与启示。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采用2011～2021年我国31个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和农村居民收入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开展可以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加;分区域来看,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影响程度不同,中部地区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东北地区影响不显著,这也导致全国数字普惠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影响有限。未来我国农村地区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应该通过加快数字金融普惠进程、加大东北地区数字金融普惠推广力度、增加各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深度、推进政府和企业合作共赢等方式,推进农业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     

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增收——基于农户创业中介效应的再考察

数字普惠金融是数字化技术赋能金融的新产物，也是促进农户创业、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的重要手段与方式。基于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市面板数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传导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增收效应；农户创业在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但中介效应不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和收入结构的异质性。因此，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强化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推动数字普惠金融支持政策与农户创业扶持政策重点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引导农户创业类型的多元化成为当前进一步提升数字普惠金融增收效应的现实选择。     

养老金融产品购买意愿与行为及其悖离的影响因素研究——来自武汉市的调查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基本养老保险难以满足养老需求,养老金融产品成为居民养老投资的一个重要选择。本文基于武汉市的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居民养老金融产品购买意愿与行为及其悖离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养老金融产品购买意愿和行为存在明显的悖离;人口统计特征、金融素养和风险偏好等主观因素和产品认知因素会影响购买意愿与行为及其悖离;运用解释结构模型（ISM）分析发现,感知风险性和感知有用性是表层直接因素,产品了解、金融知识和风险偏好是中间层因素,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是深层次因素。因此,必须加强对居民金融素养的教育和养老金融产品的宣传与推广,让居民充分知晓养老金融产品的有用性,强化产品保值增值特性,促进购买意愿转化为购买行为。     

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现状及提升问题研究

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加入金融市场从事投资活动,我国居民金融素养相对过低的问题逐渐暴露出来.我国又是一个农村居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低水平的金融素养让广大农村居民们处于较高的金融风险之下,大幅度降低了我国农村居民的金融福祉.这里从金融知识的普及度、金融参与态度、金融参与的风险意识等三个方面分析我国农村居民素养的现状,以年龄、性别、金融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地域因素这五个指标分析了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家庭收入、金融受教育程度、金融教育对金融素养的提升具有较大的积极作用.最后提出提升我国农村居民金融素养的对策及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就业与农村居民增收

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为了探究数字普惠金融是否能够促进农村居民增收以及如何促进等问题，本文使用我国2011－201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利用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及分指标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并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就业机会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及其分指标（数字支付、数字信贷和数字保险）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其中数字支付和数字信贷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更为显著；数字普惠金融提升就业率是促进农村居民增收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现阶段应推广普及农村数字金融，并通过完善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以及监管框架，加快传统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发展，带动农村居民实现高质量增收。     

网络金融使用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网络金融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是金融机构在开展网络金融业务时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在技术接受模型(TAM)的基础上,探索性地引入技术风险、业务风险因素,提出有关假设检验,并通过实证研究,运用AMOS和SPSS软件进行结构化建模,得出结论:当前,业务风险负面影响着使用意愿,而技术风险却跟人们的使用意愿不存在明显的统计意义上的联系。在对使用意愿的影响程度上,感知有用性已经超越了感知易用性。这些研究结论对于金融机构开展网络金融业务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来自河北省11个地级市的证据

数字普惠金融具备了数字化、普惠性和可持续性等特征,在经济发展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利用河北省11个地级市2014-2019年的面板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第一,数字普惠金融及其三个一级维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普惠效果;第二,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也能提高城镇居民收入,但是对农村居民收入的提升效果要大于城镇居民;第三,数字普惠金融及其覆盖广度和数字化水平能够显著地降低城乡收入差距泰尔指数,其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了收敛效应。鉴此,在政策方面,未来应做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顶层设计,引导数字普惠金融健康发展,同时也应防范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发挥其应有的普惠效果。     

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的性别差异研究

利用江苏省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建立Probit模型研究农村小额保险投保意愿的性别差异、影响投保意愿的因素及其对不同性别农村居民投保意愿产生的不同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其他变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村男性投保小额保险的意愿比女性低44.68%,且农村居民个人的年龄、受教育程度、保险认知与近三年的风险状况等变量对其投保小额保险的影响呈现出显著的性别差异。     

金融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制约了现阶段我国农村消费的增长

金融环境被认为是造成低消费信贷,从而最终影响我国农村消费的原因.由于造成低水平消费信贷的原因还可能有消费信贷的需求以及意愿不足等,必须控制这两个因素,才能正确评价金融环境对消费信贷的制约.通过对居民现金支出与收入的对比以及对其消费受流动性约束程度的测算,发现我国农村居民存在较大的消费信贷需求;通过问卷分析显示消费观念才是阻碍我国农村消费信贷发展的最主要因素,而金融环境对消费信贷的影响相对要小,主要是在教育和住房消费方面.     

人脸识别支付用户使用意愿研究

基于用户个人角度,依据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考量人脸识别支付用户使用意愿。结果表明：社会影响、感知风险、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对使用意愿有直接影响;使用情境和个人创新对使用意愿有间接影响,其中使用情境通过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意愿的影响因素,个人创新通过感知易用性间接影响使用意愿。     

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度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22年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

数字金融素养是数字经济时代体现金融素养的新维度和新领域,也是在微观层面衡量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重要指标。本研究以Lyons和Kass-Hanna对数字金融素养的分析框架为基础,利用1 506位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问卷调研数据,采用主成分分析确定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构成维度,并通过多元回归分析实证检验了个体因素与家庭环境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影响。结果显示：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由金融知识、数字知识、数字金融可得性意识、数字金融参与性意识、数字金融使用技能和数字金融维权意识等六个维度构成;性别、教育水平、经管课程学习、个人收入、身体健康水平、家庭财商培养和家庭金融氛围等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水平存在正向影响,年龄因素对居民数字金融素养存在负向影响。本研究拓展了数字金融素养理论的应用边界,丰富了中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的相关文献,研究结论可以为提升我国居民数字金融素养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     

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湖南省112户农村居民的调查,运用 Probit 模型对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有超半数以上的农村居民不愿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商业养老保险在农村地区还未充分发挥其保障作用。农村居民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年纯收入、对商业养老保险的了解程度、对养儿防老的态度、政府宣传商业养老保险的影响程度等对农村居民购买商业养老保险的意愿有显著影响。     

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及对策分析

目前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主要有基于传统金融机构、农业供应链金融服务商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农村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供给方等模式。研究发现目前国内农村及偏远地区提高了互联基础设施水平、手机设备使用率和金融终端设备安放比例,这些为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良好设备基础。同时在各地政府支持推动下,农村地区电子支付得到较广泛使用,而线上理财、线上贷款和线上保险却面临着农村居民不够了解、不会操作、相关金融意识不足的问题,限制了相关金融服务使用深度。研究提出目前中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问题:一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不足;二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自身排斥”现象;三是,农村数字普惠金融安全隐患大。应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促进我国农村数字普惠金融的健康发展。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

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我国城乡二元结构问题仍然严重。数字普惠金融能降低金融门槛,优化资源配置,是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1—2020年全国各省面板数据为基础,通过建立“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化普惠金融对于我国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具有显著的负面作用。另外,我国普惠金融指标对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差异的作用具有地域差异性,尤其是东、中部地区之间的负向效应更加显著。最终,以上述实证结果为依据,提出增加对乡村地区的贷款投资、提升“数字普惠”的服务能力及层次、促进数字化普惠金融与传统金融的有效融合和互补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河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基于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数字普惠金融是当前金融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在构建双循环格局的背景下,基于2011~2020年河北省普惠金融指数、河北省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河北省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等数据建立VEC模型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于城乡居民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能促进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并且对农村居民消费水平的增长影响更大。基于此,应加速发展数字普惠金融,以缩小城乡消费水平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