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OFDI、要素禀赋结构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

立足于外资来源国视角,强调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并基于2005-2018年中国OFDI面板数据,深入考察中国OFDI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重点探究要素禀赋结构对中国OFDI效应的影响作用.研究发现:中国OFDI在整体上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率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资本、劳动和技术要素禀赋结构是中国OFDI影响沿线国家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中国OFDI主要通过增强技术进步效应和生产规模效应对沿线国家生产率产生作用.进一步检验发现,OFDI对较落后沿线国家表现为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效应,而对较发达沿线国家表现为劳动力"防御性创新"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国有企业OFDI对沿线国家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强,生产率提升效应主要表现在"一路"沿线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且主要源于绿地投资模式和广延边际效应,同时中国OFDI的促进效应集中于资本禀赋相近和技术禀赋差异较大的沿线国家.机制分析发现,中国OFDI通过技术溢出效应、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资本要素配置效应等中介机制,推动沿线国家生产率提升.     

OFDI技术寻求动机与出口强度——浙江跨国企业的证据

强调对外直接投资(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富有政策含义。在探讨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出口强度影响机理的基础上,把浙江OFDI企业与东道国数据相结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 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2)究其影响途径,企业生产率与盈利能力均显著正向影响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然而,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企业生产率产生正向效应的同时,OFDI面临竞争性的加强也会降低企业利润率;(3)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或欠发达国家,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正向影响在发达国家相对较小。此外,基于企业所有制、规模与年龄等分组研究结果表明:OFDI技术寻求动机对不同类型跨国企业出口强度的影响呈现异质性特征。研究可以为浙江实施OFDI拉动出口提供现实借鉴,也可以为国家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推动出口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地方视角的微观证据。     

中国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能改善微观绩效吗——基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的实证检验

利用2009—2016年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分析企业跨国并购行为对生产率和财务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跨国并购对制造业企业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财务绩效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这两种作用有逐年减弱的趋势。进一步地,从企业异质性和东道国特征两个方面细分考察异质性跨国并购微观绩效的差异,发现跨国并购显著促进了大中型制造业企业、非国有企业和国有制造业企业的生产率,但仅改善了国有企业的财务绩效;当东道国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对FDI态度更加友善、制度水平高于母国时,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更大。最后特别关注了跨国并购的内生性问题,并使用动态系统GMM方法再次验证跨国并购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为客观评价制造业企业跨国并购绩效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研究。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本文采用2007~2013年我国电子信息百强企业中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中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研究发现,我国电子信息产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且技术水平越高的企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越强;相比于传统电子制造业,对技术水平要求更高的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业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效果更好。为此,本文作者提出鼓励企业积极走出去寻求技术、扶持产业内大型企业集团、注重提升企业技术吸收能力以及实施差别化OFDI战略的对策建议。     

税收政策、产业结构升级与对外直接投资——基于税收结构异质性的母国驱动力探析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需要母国制度的激励和引导,税收政策对企业OFDI动机和行为具有直接影响。税收结构由税收政策和产业结构共同决定,基于中国税收结构的时空异质性,实证分析表明：地方税收结构对地区OFDI存量具有显著影响,所得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负相关,其他税比重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流转税比重与OFDI存量正相关但不显著;税收结构与OFDI存量互为因果关系;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存量显著正相关,并对税收结构影响OFDI存量具有调节作用,显著强化了所得税比重的负向影响,显著弱化了其他税比重的正向影响。目前,中国企业OFDI的国内主要驱动力并非“避税效应”,而是产业结构升级和资源环境成本压力;产业结构升级本身会推动企业OFDI,但也会通过改善国内营商环境、缓解资源环境成本压力等路径抑制企业OFDI。政府应加强对企业OFDI的引导,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OFDI的协同;企业应加快开放发展,积极通过OFDI优化资源配置和融入全球价值链。     

利润驱动还是创新驱动?——排污权交易机制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采用200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传导渠道及其调节机制.估计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机制的实施显著促进了中国企业OFDI,且这一结论在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法、Heckman两步法等检验后依然稳健;与国有企业和重污染地区企业相比,非国有企业和轻污染地区企业更易受政策驱动,并且企业更倾向于选择环境管制严格的东道国进行投资;尽管排污权交易机制会缩减企业利润,但能有效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故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由二者共同驱动,且创新驱动大于利润驱动;地区环境立法和执法越严格,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中国企业OFDI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研究结论厘清了排污权交易机制对企业OFDI的影响机理,对有关部门制定环保政策和合理配置资本有所裨益.     

东道国禀赋、本地创新与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

利用对外直接投资（OFDI）形成的逆向技术溢出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重要路径。以30个省份为样本地区、45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样本东道国,采用2008—2020年面板数据,分析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GTFP）的影响,并从技术差距、技术差异和技术吸收能力角度探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产生机制和异质性表现,结果发现：OFDI逆向技术溢出的增加可以显著促进地区制造业GTFP（包括绿色技术进步和绿色技术效率）提升;相比对自然资源充裕型东道国OFDI,对技术充裕型东道国OFDI能够产生更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但对市场充裕型东道国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与地区制造业GTFP负相关;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在东、中、西部地区表现出依次增强的趋势,表明技术差距的缩小会减弱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高新技术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显著,而传统行业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不显著,表明技术差异的扩大会增强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地区研发强度和创新能力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表明本地技术吸收能力增强可以强化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因此,应采取差异化的国际投资策略以更好地利用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来促进高质量发展。     

企业生产率追赶中的税收调节效应研究——来自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经验证据

前沿企业通过创新提高自身生产率,也使行业前沿生产率提高;同时,前沿企业创新扩散带来的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学习模仿产生的生产率追赶效应使非前沿企业比前沿企业有更快的生产率增长;因而,在企业整体生产率提升的过程中,后发企业后发优势的发挥也会使企业生产率趋同。然而,企业的创新行为、生产率追赶行为以及生产率溢出效应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比如企业税负的增加会减少企业现金流,进而影响企业的创新投入和生产率追赶行为。因此,经济现实中企业生产率收敛的存在性、显著性及其具体表现具有不确定性,需要通过经验分析予以检验。以1998—2015年中国工业企业为样本的分析显示：前沿企业生产率溢出效应和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均显著存在,企业生产率收敛现象明显;企业税负的提高不但会抑制企业生产率增长,而且会弱化非前沿企业生产率追赶效应,不利于企业生产率趋同;与所得税相比,增值税提高对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相对非研发企业、大型企业、国有企业及外资企业而言,税负提高对研发企业、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生产率追赶的阻滞作用更大。因此,在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一方面要继续实施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生产率增长和生产率收敛;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优化减税降费政策,使税收优惠成为企业生产率追赶的催化剂,而不是低生产率企业的维持剂。     

引致还是挤出：中国OFDI对他国OFDI的影响——以OECD国家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为例

在开放一体的市场经济体系中,一国的对外直接投资（OFDI）必然会对他国的OFDI产生影响。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在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对其他国家OFDI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现有文献对此研究不多,且主要是分析作用效果及其异质性,影响机制和路径有待进一步的深入探讨。本文认为,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OFDI有效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扩张效应、技术溢出效应、产业集聚效应等会提高其对外资的需求和吸引力,进而引致其他国家OFDI增长。在此过程中,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产业结构升级以及金融发展是中国OFDI引致其他国家OFDI的重要路径。同时,由于东道国异质性影响到投资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中国OFDI对其他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不同的东道国具有差异化表现。采用2008—2020年中国、64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36个OECD国家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工具变量法分析发现：（1）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不但不会挤出OECD国家的OFDI,还会引致OECD国家的OFDI;（2）中国的OFDI可以通过促进东道国的基础设施完善和产业结构升级引致OECD国家的OFDI,但在样本期间未能通过促进样本东道国的金融发展引致OECD国家的OFDI;（3）中国和样本OECD国家的企业具有较强的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动机,都倾向于选择在自然资源丰富、收入水平高的国家进行OFDI,因而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的引致效应在自然资源较丰富、收入水平较高的样本东道国中更为显著;（4）中国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低的国家,而OECD国家企业倾向于投资政府效率较高的国家,因而东道国政府效率的不同未导致中国OFDI对OECD国家OFDI引致效应的显著差异。本文探讨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引致OECD国家OFDI的基础设施、产业结构和金融发展路径,并基于企业OFDI的动机分析了东道国异质性,丰富和拓展了中国OFDI与他国OFDI之间关系的研究。本文研究表明,中国OFDI不仅有利于自身的结构调整和产能释放,也会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发展,并引致其他国家的OFDI,进而实现多方共赢。因此,中国应持续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走深走实,加大直接投资力度,尤其应扩大金融类直接投资规模,积极支持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发展相对滞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而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政府数字化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

数字化政府作为传统政府借助于信息通信技术的迭代升级，有助于提升地区的区位优势，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基于东道国的电子政务发展水平与中国OFDI数据，实证考察东道国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显示：东道国政府的数字化对中国OFDI流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相较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的数字化政府对中国OFDI吸引能力更强；机制分析表明，东道国的数字化政府主要是通过降低企业面临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高市场信息透明度以及抑制腐败寻租促进了中国OFDI流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