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分层驱动机制

本文将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与隐性金融投资同时纳入企业金融化的研究范畴，构建包含显性金融资产、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性资产的投资组合模型，从理论机制上推演实体企业在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两个不同层次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企业金融化驱动因素包括两类：一是备择资产的相对复合风险，二是分类资产间的调整利差。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逐篇阅读企业年报，采集中国A股上市非金融企业的委托贷款和委托理财加总数据作为影子银行投资指标，结合其他财务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实体企业的显性金融投资和隐性金融投资(即影子银行投资)均受到相对复合风险的显著驱动，但两类金融投资受调整利差驱动的机制具有明显差异：显性金融投资主要受显性金融资产与影子银行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而影子银行投资则主要受影子银行资产和经营资产间的调整利差驱动。进一步考虑货币因素的结果表明，宏观层面的货币供给增加并不会助推企业两个层次的金融化行为，宽松货币环境更倾向于促进企业脱虚向实。     

中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经济金融化微观层面的重要表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现象日益凸显.以2001-2014年我国A股上市的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借助Eviews6.0软件,运用最小二乘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实证分析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企业的金融化程度随着其股东价值最大化观念的增强而加深,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例与其主营业务利润率呈U型关系,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会弱化企业的金融投资行为.     

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与企业金融化北大核心

本文以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为切入点,实证考察了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研究发现:(1)控股股东金融性质显著提高了企业金融化程度。(2)控股股东金融性质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主要提高了保值性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同时本文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主要集中在融资约束程度较轻的企业。这说明,金融控股股东投资金融资产的主要动机是利润追逐。(3)作用机理分析表明,增加母公司层面金融机构和房地产企业的股权投资,是金融控股股东提高企业金融化程度的重要影响渠道。(4)异质性分析发现,控股股东金融性质对企业金融化程度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金融市场发展水平低、实体投资环境不佳以及不存在信贷歧视的企业。(5)经济后果分析表明,企业金融化与投资效率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在金融股东控股的企业,金融化对企业投资效率的边际效应更大。本文从控股股东金融性质的视角拓展了企业金融化微观驱动因素的研究,对政府引导经济“脱虚向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金融化的分层解释与治理

虚拟经济繁荣与实体经济放缓具有共生性。资本管制放松、货币扩张与低利率条件下的金融化导致虚拟经济繁荣。金融化分层特征表现为:经济货币化和债务化加深、金融部门膨胀和非金融企业与家庭金融化。我国金融化特征包括: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企和杠杆率快速攀升、银行业主导的泛金融部门膨胀、房地产金融化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金融化并不能改变实体经济增长放缓的长期趋势,过度金融化反而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造成多重不利影响。经济虚拟化和资本金融化的正向反馈机制和基于风险与收益的跨期选择决策机制可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角度为金融化提供解释。西方各国金融化治理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金融资本权力主导的制度框架。我国的金融化治理对策包括:宏观上控制信贷投放规模和有效区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货币需求,中观上控制房地产等泛金融部门膨胀,微观上加强对企业的金融审慎监管。     

经济政策变动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基于2008-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抑制作用,且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低市盈率、高竞争地位、高市场化程度地区、低盈余管理程度、成长期企业中更为显著.高管权力提高会加剧代理问题,宽松货币政策会加剧投资扩张,由此减弱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提高会加大企业风险承担与融资约束,在风险效应与资本效应双重约束下,企业将缩减金融资产配置规模而降低金融化程度.     

上山下乡经历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断点回归的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0年家庭和个人层面数据,考察了户主的上山下乡经历对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显著提高了家庭对于股票及广义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概率和投资规模。机制分析表明,此经历主要通过提升家庭投资的风险偏好和投资能力来影响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分样本讨论结果表明,上山下乡经历对家庭风险金融投资产生的正向影响在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和高社会资本群体中更为显著。     

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影响的“宿醉效应”

本文研究货币政策冲击对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与传统分析方法不同,本文运用利率衍生品价格数据来识别中国货币政策冲击,利用工具变量局部投影法获得货币政策冲击对微观实体企业投资选择的动态影响效应。研究表明,动态效应呈现出更丰富的信息:货币政策冲击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有显著驱动效应,效应大小表现出先升后降趋势,在冲击发生一年半后达到峰值。值得注意的是,货币政策冲击会导致企业货币资金占比在短期内显著减少,而在中长期显著增加。进一步分析表明,货币政策冲击使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在短期内都更有利可图,所以在短期内企业倾向于减少货币资金占比,增加非货币金融资产投资和实业投资;政策冲击在中长期对企业资产收益率的提升作用消退,盈余效应使企业在中长期的金融资产占比提高,表现出一定的“宿醉效应”。     

企业金融化的宏观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效果--一个文献综述

本文将近些年国内研究宏观政策、宏观经济、制度文化对企业金融化影响机制和效果的重要文献进行收集、分类、整理和评价,包括属于宏观政策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金融监管、宏观审慎政策、政策不确定性因素,属于经济因素的经济周期和金融发展因素,以及属于制度因素的产权制度、金融制度、行政制度、环境规制和非正式制度因素,发现宏观因素影响企业金融化的方向各异,方法集中在中介效应法和DID双重差分法,且中介效应大多来自于企业逐利动机和融资约束。     

金融创新、金融风险与金融稳定的理论分析

金融创新、金融风险和金融稳定的关系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金融创新是金融领域各种要素的重新优化组合和金融资源的重新配置。从微观层面看,金融创新对金融稳定的促进作用体现在金融风险规避、金融效率提高和金融市场发展。从宏观层面看,金融创新有助于货币融通、金融体系稳定和金融发展安全等。而另一方面,金融创新可能带来金融脆弱性、危机传染性和系统性风险,并给金融监管带来巨大挑战,对金融安全产生负面冲击。     

企业公司治理、金融市场化与股价崩盘风险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内部微观治理和外部宏观环境视角出发,系统研究了终极所有权、金融市场化对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效应,得出如下研究结论:一是终极控制股东现金流权越高、两权分离度越低,则代理成本与信息不透明度越低,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小;二是所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越高,公司股价崩盘风险越低;三是金融市场化在终极所有权与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关系中具有负向调节效应,较高的金融市场化水平能够有效发挥外部治理作用,削弱了两权分离度对公司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本文丰富并拓展了对终极所有权、金融市场化与股价崩盘风险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对我国公司治理发展、金融体制改革以及金融风险防范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宏观货币政策、区域金融发展和企业融资约束——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微观证据

本文以2002—2010年期间深沪上市公司季度数据为基础,从区域金融发展的角度评估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从企业投资层面考察了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文章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1)宽松的货币政策促进了企业扩张投资,通过降低企业投资内部现金流敏感性缓解了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了企业金融生态环境。2)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激励了企业扩张投资,营造了良好的企业金融生态环境,从而有效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压力。3)区域金融市场的发展强化了宏观货币政策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优化了宏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本文的研究发现为宏观货币政策及其区域效应的传导机制提供了企业投融资层面的微观证据。     

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作用机理与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9—2020年沪深A股2462家非金融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金融渠道获利双重视角出发，实证检验我国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无论从企业金融资产持有角度还是从企业金融渠道获利角度衡量企业金融化，均发现企业金融化对创新活动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融资约束、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现金持有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遮掩效应，融资约束、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渠道获利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盈利能力在企业金融资产持有和企业创新活动之间存在中介效应；企业金融化在创新技术依赖程度、企业成长性、股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资本结构方面对企业创新活动的影响具有异质性。     

数字金融有助于降低商业银行风险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商业银行微观层面的数字金融指数构造方法,以2011-2020年中国175家商业银行为研究样本,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风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数字金融发展对商业银行整体风险承担显示出了显著的负向影响效应,但存在结构性差异;数字金融冲击下银行表内业务风险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而表外业务风险表现出了集聚的倾向,这一结果在考虑使用工具变量以及反事实检验之后依然稳健;其作用机制在于,数字金融的扩张压缩了商业银行表内业务的收入空间,增强了银行拓展表外业务的动机,进而导致表内业务风险存在向表外业务转移的迹象。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发现,这一影响效应在非上市以及资本充足率更低的商业银行样本中表现的更加突出。     

影子银行监管优化与企业创新——基于《资管新规》的准自然实验

影子银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正规金融发展不足,但也可能放大系统性金融风险,有悖于宏观审慎原则。本文以《资管新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选择2015-2021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检验影子银行监管优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能够提升企业创新;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监管优化通过抑制企业金融化、降低投资风险,进而促进企业创新,支持了“影子银行风险观”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促进效应在国有企业、创新密集度和治理水平低的企业,以及产品市场竞争、影子银行发展和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更为显著。本文不仅证实《资管新规》政策监管有效,还揭开了降低影子银行风险在微观企业创新层面的价值,为国家贯彻落实宏观审慎目标、引导金融有效服务实体经济提供政策启示。     

董事长金融经历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具有金融经历的董事长是否显著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通过区分董事长是否具有金融投行工作经历,利用中介效应、分组检验以及多种稳健性检验方法,实证研究发现民营企业董事长具有金融经历促进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投行经历对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强,主要的作用机制是“套利动机”而非“储蓄动机”;董事长金融经历的作用在成熟期企业中、营商环境较好的地区更显著,并且能降低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财务风险。通过研究丰富了高管特征经济效应及企业资产配置领域文献,为宏观“脱实向虚”的微观成因提供了经验证据。     

公允价值会计和金融稳定研究——金融危机分析视角

本文基于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对公允价值与金融稳定之间关系进行研究。公允价值会计在金融加速器和资产市场混响效应的基础上引入会计加速器,使风险承担更具顺周期效应,这对金融系统的稳定产生了不利影响。本文在坚持公允价值会计的原则下,从金融市场稳定的角度,建立了一个理想信息框架。通过该框架,市场参与者,不仅能从微观层面上获得企业有关财务状况的估计、风险轮廓的估计和计量的不确定性等信息,而且还能从宏观层面上获得风险的相关性、风险传染的可能性及其系统风险等方面的信息。     

企业金融化损害商业信用了吗?——来自中国A股市场的经验证据北大核心

本文以2007—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供应商视角研究了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结果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越高,从供应商处获取的商业信用越少,且相比于短期金融资产,企业配置长期金融资产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更显著。机制检验表明:企业金融化会通过“财务风险机制”和“资源挤占机制”影响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规模较大和市场地位较高的企业中,企业金融化对商业信用融资的负向影响得到缓解。本文为全面评价中国企业金融化的经济后果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并从企业投资行为角度,为商业信用变化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逻辑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论金融创新效应

金融创新不但有与金融全球化，全球金融混业经营趋势以及高科技创业投资发展的协同效应，对金融体制改革的倒逼铲应，金融深化效应，社会信用创造和扩大效应，货币政策效果削弱效应和风险积累和传染效应等宏观效应，还有风险转移，规避监管，效率提高，价格发现和资产管理等微观效应。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