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与企业风险承担——基于非金融企业的视角

本文以2007~2018年我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动态面板系统广义矩估计法,研究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中介效应影响,分析金融资产投资、杠杆率、企业风险承担三者之间的传导链条。研究发现:杠杆率在金融资产投资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金融资产投资增加会直接导致企业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同时也会通过提高杠杆率间接地提升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本研究丰富了实体企业金融投资后果的相关文献,为实体企业的投资决策以及风险管理提供了参考,也为监管部门去杠杆防风险提供了经验证据。     

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研究

依据我国2009—2020年微观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量房地产价格对企业投资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占比正向影响显著，对企业实体资产投资占比负向影响显著；房地产价格通过融资约束效应、劳动力成本效应与套利动机效应对企业投资结构产生影响。与西部地区企业相比，房地产价格对东部、中部地区的企业投资结构影响更显著；与非国有企业和中小型企业相比，房地产价格上涨对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金融资产投资占比的促进作用更弱。鉴于此，应合理调控房地产价格，优化企业融资环境和投资结构，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 ——基于企业所有权异质性的分析

本文以A股非金融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10—2018年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金融资产配置对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探究了在融资约束条件改变及所有权性质不同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杠杆率的影响效应差异,并进一步分析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金融资产配置的降杠杆效应对于不同所有权性质的企业有所不同.2016年以前,金融资产配置降低非金融企业杠杆率的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2016年以后,融资约束有所缓解,非国有企业降杠杆效应相对减弱,降杠杆效应在国有企业中表现更显著.本文认为,非货币性金融资产快速增加是非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杠杆效应减弱的重要原因.     

“营改增”与企业金融化--来自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考察"营改增"对不同产权性质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营改增"影响下,国有企业的长期金融资产配备增加,实体投资"挤出"效应明显存在,说明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利润最大化为动机;非国有企业的短期金融资产持有量明显减少,融资约束有所缓解,说明非国有企业配置金融资产以资金储备为动机。     

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实业投资还是金融投资?

如何认识影子银行在经济健康发展中的影响是当前理论界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的视角考察了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影响.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发展使得企业更加倾向于实业投资,而非金融投资.机制检验发现,影子银行发展通过提升企业现金流水平,进而促进实业投资,并提升了企业未来业绩,而对金融资产的投资则降低了企业未来业绩.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长期金融资产,影子银行发展对企业持有短期金融资产行为的抑制作用更显著,同时银企关系是影响影子银行发展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重要因素.本文有利于更好地理解我国影子银行与企业投资行为选择的关系,同时对我国影子银行的定位和实业脱实向虚风险的防治都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货币扩张、资本逐利还是风险规避?

本文构建了一个刻画实体企业在流动性金融资产和固定资产之间进行权衡的投资组合选择模型,并创新性地将货币扩张的宏观因素引入微观模型,推演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逻辑。理论模型显示: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本质上是宏观和微观两个不同层面的要素变量,但都卷入实业部门金融化的驱动机制中,然而驱动效应的表现形式要比已有文献的理论模型更加复杂。基于上市公司面板数据总体样本的实证结果表明:货币扩张、资本逐利和风险规避均是企业金融化的关键影响因素,但货币扩张表现为直接抑制和间接促进两种效应。进一步引入宏观风险因素和根据企业所有权性质划分样本的稳健性检验则给出了更为细致的信息:货币因素可能通过宏观风险因素间接作用于企业金融化;所有权性质不同的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也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国有企业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和风险规避因素影响;民营企业金融资产占比层面的金融化驱动因素是风险规避和资本逐利,而金融渠道获利占比层面的金融化则受到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其他类型企业的金融化主要受货币因素的显著影响。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金融化——基于个体异质性EPU指标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基于2007—2020年我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季度面板数据,通过窗口滚动回归模型测度出体现企业个体异质性特征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指标,重点考察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其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升了企业金融资产的比重,且这种影响在市场化程度较高区域、竞争较强行业以及初创公司表现得更明显;进一步的机制分析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加剧了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由此形成的企业融资抑制效应与实体投资风险放大效应抑制了实体投资,相应提高了企业金融化水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在促进企业实体经济投资、市场环境改善和增强金融服务能力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资产配置与违约风险:蓄水池效应,还是逐利效应？

本文以2007—2016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检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对违约风险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金融资产持有量越多,企业的违约风险越低,金融资产配置的“蓄水池效应”显著;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金融资产配置导致的代理冲突显现,宽松的货币政策会抑制金融资产投资对违约风险的降低作用。政府规制也会有一定的公司治理作用,将产业政策纳入讨论发现:对于产业政策支持的行业来说,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能够降低违约风险,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管理层的短视投资行为,抑制政府规制的公司治理作用。进一步地,本文提出会计稳健性的提升是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降低违约风险的重要路径。本文的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动机和违约风险影响因素的讨论,能够为政府部门防范经济运行中的内在风险提供有益借鉴。     

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研究

本文拟以新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为基础,在DSGE模型中的缺乏耐心家庭和住房开发企业两个部门中引入信贷约束考虑金融摩擦,以研究金融加速器对住房市场财富效应的影响。模型结果表明:(1)贷款价值比的降低能使货币政策很好地达到稳定住房价格泡沫的目标,从而有效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2)贷款价值比的降低会使外生冲击对住房市场的财富效应影响更显著,从而能有效防范经济硬着陆风险。(3)金融加速器的引入使房价收入比对通货膨胀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的脉冲响应十分敏感。     

财政转移支付如何影响了地方政府债务?

本文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发行的城投债为样本,研究来自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对于地方城投债发行的影响。研究发现,来自中央政府的人均财政专项转移支付每增加1元,会导致地方融资平台公司城投债发行增加人均0.312元,而包括税收返还和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内的非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的发行并无显著影响。并且,专项转移支付对城投债发行的显著正影响只在中西部省份存在,东部地区并未发现这一机制。本文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债务的借新还旧现象也正在显现,并且变得越来越严重。     

中国实业部门金融化的异质性

本文基于实业和金融两类投资组合模型的构建,重点考察不同所有权性质和不同行业企业的金融化驱动机制是否具有异质性,并探究不同类别金融投资对应结果的差异性特征。实证结果与已有研究以及传统印象并不一致:我们发现,风险规避是中国非国有企业和制造业企业金融化的显著驱动因素,而国有企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则不存在这一特征;同时,非制造业企业的金融投资主要由收益率差驱动,而在其他企业样本中均没有证据显示追逐利润是企业金融化的推动因素。不同企业样本的融资约束、杠杆率、成长性、流动性水平以及资产质量等因素对企业金融资产占比的影响也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区分企业金融投资中货币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不同特性并考虑企业的长期股权投资,结果表明货币类金融资产和非货币类金融资产的驱动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对于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国有企业主要受资本逐利因素推动,其他企业则未体现这一特征;对于非货币类金融资产投资,非国有企业、制造业和非制造业企业均受到风险因素驱动,而国有企业则不受影响;将企业长期股权投资纳入金融资产后结果则未产生明显差异。     

货币政策、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基于金融加速器视角

本文建立一个包含消费品和投资品生产的两部门新凯恩斯DSGE模型,并且引入金融加速器以分析货币政策对消费品和投资品通货膨胀的影响机制,同时使用1999Q1至2015Q4的中国宏观经济数据对模型进行贝叶斯估计。估计结果表明,两个部门的菲利普斯曲线都具有较高的价格粘性。外部融资溢价对两个部门企业投资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投资品部门的金融加速器效应更加明显。脉冲响应分析表明货币政策扩张时,投资品部门的产出和通胀膨胀上升幅度比消费品部门更大。理论模型的脉冲响应与VAR实证分析得到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金融摩擦导致的消费品和投资品部门需求结构的异质性是解释货币政策对两个部门影响差异的关键。数值模拟分析发现金融加速器机制主要改变货币政策对投资品产出和通货膨胀的影响,对消费品部门影响改变较小。方差分解结果表明加总技术冲击、投资边际效率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是经济波动的主要来源。     

企业金融化与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本文从企业金融化的角度解释了上市公司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动,虽然基准结果显示,企业金融化能够促进劳动收入份额提升,但基于欧拉方程分解和中介变量法的验证发现,企业金融化一方面对工资水平产生正向溢出并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即表现出“盈利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企业金融化却会抑制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改进,客观上造成劳动要素在生产中的地位上升进而带来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即表现出“技术抑制”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高管的劳动收入份额获益幅度小于普通员工(私营企业中更明显),说明经典的“委托-代理”框架并不能有效地解释中国企业的金融化行为;与此同时,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和金融市场收益率具有强相关性,表明企业金融化的动力来自金融市场的收益激励。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是企业在金融市场超额收益时期的“理性选择”,伴随金融市场回归并运行在合理区间,企业金融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作用不仅不可持续,而且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持续损害,借助趋利性的企业金融化来获得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无异于“饮鸩止渴”。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为我国进一步深化金融体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导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提供有益参考。     

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估计

企业投资对资本成本的敏感性是识别货币政策利率传导渠道是否畅通以及IS曲线斜率的重要参数。本文基于新古典投资模型框架,使用2004-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非平衡面板数据,估计了中国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并侧重检验了融资约束对企业投资资本成本敏感性的影响。估计结果显示:(1)上市企业投资的加权资本成本弹性显著为负,且已具有较强敏感性(长期弹性系数为-0.16～-0.27),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传导条件在上市公司投资环节正逐渐具备 ;(2)对加权资本成本的结构性估计显示,企业投资主要对债务资本成本的变动较为敏感且系数显著为负,而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变动敏感程度较低且不稳定;(3)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显著低于国有控股上市企业;较强的融资约束是导致非国有控股上市企业投资的资本成本敏感性较低的重要原因,应重视民营经济面临较强的融资约束对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传导机制的负面影响。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货币政策框架的转型以及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的支持。     

Financialization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in China: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Using a sample of Chinese listed firms for the period 2009 to 2018, we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non-financial corporations (NFCs) and corporate performance from both long-term and short-term perspectives. Our result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financialization on firm performance is not simply a crowding-out or pulling effect but rather depends on the type of financial assets held by the firms. The holdings of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generally have a pulling effect on both the short-term performance and market expectations of a firm's future profits as proxied by Tobin's Q, but they crowd out the innovation activities that are critical to long-term performance. Although 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 positively affect corporate profitability, they inhibit the increase of return on invested capital and long-term performance. Additionally, compared with monetary financial assets,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play a more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short-term performance, although the crowding-out effect on innovation activities is more prominent for investment financial assets. Furthermore, this paper also concludes that compared with manufacturing and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NSOEs), the role of financialization in promoting the performance of non-manufacturing and state-owned enterprises (SOEs) is more significant.     

加速折旧企业所得税政策与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选择2011-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实体企业的样本数据,以2014年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所得税政策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对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出台带来的所得税抵税收益在提升实体企业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等实业投资的同时,会提升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进一步研究发现,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的出台仅对现金流较贫乏、非国有企业、成长性较高以及规模较小的实体企业的金融化水平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研究结论不仅能够丰富企业金融化的理论研究,还有助于税务监管部门进一步调整优化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政策及相关配套税收政策,以便更好地防范、化解脱实向虚风险,促进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     

宏观审慎与货币政策双支柱框架研究——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

本轮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建立“宏观审慎政策专门盯住金融稳定目标,货币政策主要关注经济稳定目标”的双支柱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本文基于系统性风险视角,深入剖析系统性风险的累积和实现机制,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梳理宏观审慎政策实现金融稳定的有效性,以及货币政策对系统性风险造成的潜在溢出性。目前从系统性风险的时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已较为丰富,可以总结为宏观审慎政策的“逆周期调节”机制和货币政策的“资本缺口”机制。从系统性风险的空间维度探讨双支柱政策的研究,也即对双支柱政策如何作用和改变金融机构内部关联网络的研究正成为研究热点。本文从政策工具和影响机制上对空间维度双支柱政策进行了系统梳理。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对双支柱政策的制定提出如下建议:时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要关注并消除货币政策对时间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性,同时要加强空间维度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创新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