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税征管国际实践下对国内碳税征税主体的探索

当下,全球气候显著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气候灾难频发,形势愈发严峻,减少碳排放是全球应对气候恶劣变化的最佳选择,世界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的碳减排制度,以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两大减排工具为主。碳税作为强有力的减排工具,在国际上已得到广泛运用。文章总结归纳国际实践发展过程中各国不断调整的碳税征税主体选择,结合国内“双碳”目标的引领以及绿色经济发展的需求现状,对我国碳减排制度的继续深化以及碳税征收对象的选择提出建议：对国内年碳排放量百万吨以下的企业征收碳税,且对特殊主体免征碳税。     

中国碳交易试点实践与政策启示

碳排放权交易因其灵活的市场机制而成为碳减排的重要手段。2013年开始,我国陆续启动7个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近期,国家发改委明确指出,中国将于2017年正式启动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工作。文章通过开展各碳交易试点在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温室气体排放监测、报告和核实机制、交易制度和惩罚机制等方面制度设计的梳理比较,总结碳交易试点工作实践经验,为全国统一碳市场建设提供实证依据和政策支撑。     

单一碳定价制度和复合碳定价制度实施效果比较研究

基于1990—2018年全球41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考虑碳定价制度的滞后效应,从减排效果和经济影响两个方面实证研究了单一碳定价制度和复合碳定价制度的实施效果,发现从减排效果看,单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比复合制度的减排效果更好;从经济影响看,复合制度对经济的负面影响程度低,其对经济影响的波动性介于单一碳税制度和单一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之间。结合我国当前的碳减排情况,针对我国碳定价制度体系建设提出相应建议。     

论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规制及其改进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是一种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外部性问题的环境制度安排,其对我国气候变化应对和以雾霾污染为代表的大气污染治理都是最为有效的途径之一。我国应按照"用制度保护生态环境"的要求,在新《环境保护法》中将碳排放权交易制度定位为环境保护基本法律制度,并从碳排放总量控制机制的合理确定、碳排放权交易配额的分配、定价机制的选择、政府监管机制的健全等方面,来健全中国语境范式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     

碳排放交易涉税几何

正开征碳税和建立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目前控制碳排放的两大重要手段。自从《京都议定书》确立了碳排放交易制度,以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和北美芝加哥气候交易所为代表的全球碳排放权交易发展迅速。中国也已经在部分省市进行这方面的试点。作为减少碳排放的市场化机制,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实质是碳排放权的有偿取得,它和碳税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区别(详见表1),各自发挥作用,共同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实践中需要考虑这两种制度的有机协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发     

基于B-S定价模型的碳排放权交易定价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已成为欧美等国实现低成本减排的市场化手段之一。我国碳减排潜力巨大,但是目前还缺乏完善的碳排放交易市场及其相应的定价机制。在全球碳交易背景下,我国定价话语权的缺失带来了严峻挑战,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多层次一体化的碳交易定价机制,是建立健全碳市场,提高碳排放权交易及减排效率,扭转我国在国际碳交易中不利地位的一个重要而紧迫的议题。     

构建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法律机制

全球金融风暴以来,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被提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哥本哈根会议背后的激烈斗争让社会进一步聚焦"低碳经济".碳排放权交易是当前实现"低碳经济"的有效方式和重要手段,为碳减排工作提供持续的动力.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碳交易法律机制,将有效促进我国碳减排工作,维护我国企业在碳排放权交易纠纷中的利益.     

美国排放权交易对我国碳交易的启示与借鉴

随着全球气候变暖与碳排放因果关系的确定,碳交易正在引领下一个经济制高点的形势日渐明晰。我国在哥本哈根峰会上宣布将于2020年把单位碳排放降低至2005年的55%-60%。我国积极探索并实施碳减排的各项措施,包括命令控制手段,以及以碳税和排放权交易为主要特征的经济手段。     

碳交易制度的先决问题与中国的选择

政府是采用碳排放的总量控制还是排放标准控制,这是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基础和先决问题。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EU ETS)采用的是总量交易原则,并要求中国放弃碳排放强度原则与其对接。虽然从减排效率看,碳排放强度原则的操作成本大于碳排放总量原则,但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决定了中国应坚持追求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降低碳排放强度。基于欧盟十四国2005～2010年数据的面板模型,也证实了碳排放总量原则下经济发展与碳减排是无法兼得的矛盾体,碳交易额与经济增长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碳排放强度原则可以实现两者的统一,避免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选择。因此,中国应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轮谈判中坚持碳排放强度原则,并以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工业发展。     

试论推进我国碳排放权交易的法律对策

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已经初见成效,突破碳排放权交易进一步展开的瓶颈必须通过法律进行全面的规定和强力的推行.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碳排放权交易应当从细化立法和强化执行两方面来予以强势推进.在完善制度设计的同时,循序渐进地不断扩大碳排放权交易辐射的范围,以期为推动碳减排助力,为我国低碳经济转型借势.     

欧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企业成本影响分析

碳排放交易机制在促进碳减排的同时,也给不同类型的企业带来了成本负担。欧盟是全球区域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先行者,通过实证研究欧盟实施碳排放交易机制对企业成本负担的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碳排放交易机制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为我国探索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碳排放交易机制提供借鉴和启示。     

环境规制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基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

基于2005—2019年中国省域面板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法相结合检验碳交易试点政策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碳减排,但是区域异质性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显著促进了中国中部地区的碳减排,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碳减排影响不显著;（2）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通过绿色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为中介促进了碳减排;（3）环境约束力度的强弱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存在差异,强约束对碳减排的影响效应更大。     

基于动态边际减排成本模拟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选择机制

微观企业面对减排约束时的行为选择对于减排成本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导致不确定性条件下数量控制与价格控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出现差异。本文将这一机制的理论模型纳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构建中国多区域动态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分析了各省市从2007年至2020年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并就其对温室气体控排的碳排放权交易与碳税政策的选择进行了研究。本文发现,一方面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斜率会随着减排行动的推进而逐渐增大,另一方面也会出现拐点并进一步上翘,且不同省市其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上翘的幅度以及出现拐点的位置均存在差异。由于在信息不完全条件下,数量政策更适用于边际减排成本较为平缓的情况,中国各省市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动态特征说明碳排放权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更适用于现阶段中国实际;随着未来减排力度的加强,则要进一步考虑将碳税政策引入低碳政策体系中。     

动态最优碳税、适度减排关注与经济绿色转型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碳税政策、能源要素、碳排放和产出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在引入环境公共支出与政府减排偏好的基础上重构政府目标函数,探讨最优碳税的决定机制与碳排放的动态变化。研究表明,实施动态碳税能够带来消费产出比的增长和碳排放总量的下降,有助于经济向消费驱动及绿色低碳转型。此外,本文还对两种不同减排关注度下的动态碳税情形进行了模拟,结果发现在应对碳减排问题上,政府最合理的态度是保持适度关注,此时实施动态碳税政策有助于经济发展向更高层次的均衡迈进;倘若对碳减排持过度关注态度,那么实施动态碳税政策则会产生“双刃剑”效应,在实现更高减排效率的同时也会对产出和消费产生强烈的“挤出效应”,令二者陷入“双重底部循环”。因此,政府保持适度的减排关注才是适应当下经济发展需要的占优选择,这不仅能够为实现“双碳”目标托底,更有助于经济系统向更高的消费、更高的产出以及更加合理的结构转型。     

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低碳转型的影响

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能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的转变是中国低碳发展的重要举措。在此过程中，碳排放权交易作为碳市场调节机制的核心，对中国推进碳减排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9—2020年894家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对企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并从数字化转型和企业分工两个维度进行了作用机制分析。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降低了企业碳排放强度，且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这说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加速了企业低碳转型进程。作用机制分析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政策能够通过企业数字化转型来降低企业碳排放强度，但不能通过企业分工降低碳排放强度，且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和不同资本密集度的企业有所差异。本文研究表明，实施“碳排放双控”政策需要健全各项配套措施，重视碳市场建设并加强企业环境监管对中国低碳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若干问题研究

温室气体减排的实践表明,相比传统的气候变化治理措施,设计合理的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碳排放权交易制度能在污染物排放总量不变的条件下,赋予排放主体更多的灵活性,用以选择成本最低的减排行动。目前,国际上主要以《京都议定书》的相关规定为碳排放交易制度建立的法律基础,以产权理论和集体行动理论为理论基础。在研究碳排放权制度相关问题时,应立足国际视角将碳排放权作为人类的环境权益加以考量,并认识到碳排放权交易的双重属性。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与制造业隐含碳排放：效应及其影响机制

缔结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来逐步推进服务贸易自由化是促进制造业绿色转型和低碳化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1995—2009年40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环境账户数据和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报数据，系统考察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缔约方制造业隐含碳排放的影响方式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显著降低了缔约方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机制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通过碳排放跨境转移的直接渠道，以及能耗效应、技术效应和替代效应三条间接渠道共同影响缔约方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异质性分析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缩小了缔约方不同制造业部门间的隐含碳排放差距，但是这种碳排放削减效应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此外，缔约方制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制造业隐含碳排放削减效应的发挥也具有差异化影响。最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不仅在缔约方不同制造业之间形成碳减排的循环“正反馈效应”,还有效降低了邻近经济体和高价值链关联度经济体的制造业隐含碳排放水平。本文的研究为中国进一步通过推进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进程来降低制造业的隐含碳排放水平，进而实现制造业的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基础和政策参考。     

用能权交易对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分析

用能权交易制度是一种基于市场调节机制的环境权益交易制度。选取2011—2020年我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港澳台地区）的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来分析我国用能权交易制度对促进减排降碳的有效性。实证结果表明：用能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显著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产业高级化水平对我国的碳减排作用较为显著，这说明持续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高级化水平应成为我国现阶段减排降碳的有效手段。由于我国现阶段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于生产技术的进步，而相较于环境技术，生产技术的进步则会产生一定的“回弹效应”。     

从“鞭打快牛”到效率驱动:中国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研究

设计合理的区域间碳排放权分配机制对于中国温室气体达峰目标的实现和减排成本的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提出了一个考虑技术异质性在内的多因素碳排放权分配理论模型,明确了全国碳减排总量目标、本地区排放总量、本地区碳排放强度以及本地区碳排放效率四个因素对碳排放权分配的影响机制。利用中国企业级低碳专利数据作为低碳技术水平的代理变量,考虑碳市场试点的政策冲击,本文基于消费侧和生产侧碳排放视角,利用随机前沿模型估计了各地区的碳排放效率,并使用估算效率值对碳排放权的地区分配进行了数值模拟。结果显示,当碳排放基于消费侧责任计算时,基于产出或排放量的分配机制将分别比基于多因素的分配机制额外带来1.61%和0.47%的工业总产出损失,而当碳排放基于生产侧责任计算时,仅基于产出或排放量的分配机制将分别比基于多因素的分配机制额外带来0.68%和0.21%的工业总产出损失。与此同时,当分配机制中考虑了碳排放效率时,基于消费侧和生产侧的不同分配会使部分地区产生较大的分配差异,能源生产省份在生产侧核算下需要承担更高碳减排量,以内蒙古为例,其减排量比消费侧核算下高出约65%,而电力调入省份在消费侧核算下需要承担更高碳减排量,以河北为例,其减排量比生产侧核算下高出约83%。     

区域性碳交易府际合作立法协调机制研究

碳减排是一种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措施,而碳排放权交易是碳减排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开展区域性碳交易,不过各地方立法相差悬殊,使区域性碳交易不能正常运行。借鉴欧盟、美国较为成熟的区域性碳交易立法机制,我国可以通过府际横向合作,构建区域性碳交易立法协调机构,实现信息共享、联动监管、共同执法,将区域性碳交易制度化、常态化、规范化,为构建全国性碳交易市场法律制度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