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向及其相关机制

当前的国际金融危机促进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而对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与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目标的讨论需要深化对相关机制的研究。本文分析了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必要条件和特别提款权的缺陷及改革的复杂性,提出将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作为现实选择,认为美元、欧元与亚洲关键货币将成为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的核心;推行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需完善国际汇率协调机制,对美元发行应建立国际制衡机制。     

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分析及改革方案评述

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该体系的改革问题也再次成为各方关注和争论的焦点。全面分析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缺陷及其不利影响,深入探讨多种改革方案的利弊对于重构国际货币体系意义重大。研究表明：一种主权货币同时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导致国际货币体系缺陷的根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应分阶段进行,短期内应力主稳定美元,中长期来看,通过多元货币本位逐步过渡到超主权货币本位则是可行的;中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货币新体系的构建。     

超主权储备货币大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而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超主权储备货币大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反映出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和系统性风险，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保持币值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超主权储备货币不仅能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也为调节全球流动性提供了可能。而特别提款权具有超主权储备货币的特征和潜力。     

浅谈超主权货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逐步地暴露出了现如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旨在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我们应从各方面入手,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从而实现建立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     

浅谈超主权货币

20世纪90年代以来金融危机的频频爆发逐步地暴露出了现如今国际货币体系的种种弊端,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提出了建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的建议,旨在创造性地改革和完善现行国际货币体系。在现在的全球经济形势下,我们应从各方面入手,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从而实现建立超主权货币体系的长远目标。     

国际储备的演进与储备货币的价值分析

进入新世纪全球国际储备规模快速扩张,结构显著变化,进一步凸显了当代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的体制性缺陷。研究表明,主导新世纪国际储备的主权信用货币实际上只有主权而没有信用。因此,当代国际储备体系必须改革,中国的国际储备也应该调整。     

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国际货币体系:功能缺陷与改革方向

当前的金融危机是一次世界货币准则的危机,是当前国际货币体系储备货币高垄断、汇率制度不均衡、国际收支调节机制失灵、国际金融机构功能异化等缺陷矛盾集中爆发的体现。从理论上讲,国际货币应该选择处于国际生产体系中心国的国家货币。由于美国经济实力依然强大、超储备货币面临诸多难题等因素制约,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渐进的方式进行,可以考虑短期内完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作用、中期内积极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长期内创造超主权的国际储备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机遇不仅属于中国,更属于世界

在沉寂数月之后,超主权储备货币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人民银行和联合国国际货币与金融体系改革专家委员会在7月初几乎同时发布报告,认为应改变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创立超主权国际储备货币,并且都认为"特别提款权"(SDR)可作为这种货币的"原型".     

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思考

金融危机后,周小川行长关于建立超主权货币的观点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用超主权货币代替美元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可以克服当前主权货币作为货币的内在风险和缺陷。但是,建立超主权货币存在着许多现实困难,比如超主权货币的选择以及其发行机构,这些实际问题决定了超主权货币在近期内不可能实现。因此,建立多元化的货币体系或许是更为现实的选择。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