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余管理与企业债务期限

本文以2007-2013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双重视角检验盈余管理行为对企业债务期限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都会对债务期限产生正向影响,即盈余管理的程度越大,企业的债务期限越长.进一步按产权性质分类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利用盈余管理调节利润的现象更明显,盈余管理对企业债务期限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盈余管理行为增加了债权人的借贷风险,因此,债权人在制定长期贷款决策时要加大对企业的应计盈余管理与真实盈余管理行为的识别力度.     

债务期限、公司治理与企业价值——来自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对债务期限的公司治理价值效应进行分析.同时利用Hausman检验方法对债务期限与治理效应载体(企业价值)进行内生性检验,发现其存在显著的内生性关系,并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用2SLS方法来解决此问题.实证研究表明,在解决了内生性问题和控制相关变量后,债务期限对公司绩效有正效应,即长期债务的增加有利于企业价值的提升;在增长机会越多的企业,债务期限的价值效应更大,另外经过敏感性测试进一步验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并证实了本文利用综合绩效指标的合理性.这些发现为改变我国债务期限结构失衡现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证据,最后本文对完善我国债务融资环境提出三点建议.     

债务期限结构与财务风险讨论

企业融资决策理论一直是财务领域经常研究的课题。在融资决策理论研究中,主要倾向对债务数量的研究,对债务期限结构的研究并不多。而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是影响融资决策的重要因素之一,债务期限是否合理会影响负债融资效益,进而危及企业自身的财务安全。企业在运管管理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遇到财务风险问题,我们要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来规避、降低风险。本文主要是以债务期限结构以及企业财务风险为研究课题,论证了重视企业债务期限结构的分析对企业融资的现实意义。     

政府债务 、期限溢价与货币政策选择

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迅速扩张,由此产生的影响和风险引起政府部门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政府债务多以长期债券形式存在,其扩张必然会对长期债券市场造成较大冲击,进而影响期限溢价.文章以期限溢价为切入点,构建DSGE模型研究了政府债务扩张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影响及机制.数值模拟结果表明,政府债务扩张导致期限溢价上升,长期利率上行,社会融资成本上升,投资活动被挤出,产出减少.文章进一步研究了政府债务扩张下的货币政策选择问题,发现盯住期限溢价的货币政策可以减少政府债务扩张所导致的扭曲,提高社会福利.文章的研究为理解政府债务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政府减少其债务扩张所导致的扭曲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法.     

代理成本、股权结构与公司债务期限结构

以2007～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非金融类公司为研究对象,结合我国股权分置改革背景,对代理成本、股权结构和债务期限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经验研究.研究发现: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与债务期限结构呈U型关系,提高股权制衡度会延长债务期限,债务期限结构的合理选择可以有效减少代理成本;随着自由现金流量和流通股比例的提高,上市公司更倾向于适用短期债务,从而抑制内部人机会主义行为,减缓代理冲突;拥有更多成长机会的公司倾向于选择长期债务,可以有效避免清算风险.     

基于代理假说的所有权与债务期限结构关系初探

债务融资是企业重要的财务决策行为,企业债务融资重要的决策是如何选择债务期限结构。债务的期限结构是指企业长期债务和短期债务之间的构成比例关系。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代表了不同利益相关主体的意志,它体现在上市公司进行债务选择的倾向性上;不同的债务期限结构将产生不同的融资效应,其变化直接影响公司各利益相关主体的利益。所有权结构与公司治理中的内部监督机制直接发生作用的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受公司外部治理机制的影响,并且也对外部治理机制产生间接作用。企业所有权影响债务期限结构的选择。     

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两类代理成本、流动性风险视角的实证研究

代理成本与流动性风险作为债务期限结构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在不同质量公司的表现会有显著差异。文章根据财务质量对样本上市公司分类,并对各类型质量公司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上市公司债务期限结构与流动性风险呈"U"型关系,总体样本公司债务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高质量公司与中等质量公司的股权代理成本与债务期限结构正相关,低质量公司流动性风险与债务期限结构显著负相关,并与债务代理成本显著正相关。为此提出如下建议:(1)低质量公司,选择债务期限结构时,在流动性风险约束,债务代理成本两者中,更多地反映了债务代理成本的外部因素;(2)中等质量公司则从公司成长、发展的角度选择债务期限结构;(3)高质量公司由于在较强的财务能力保证前提下,主要从降低自身股权代理成本角度出发选择债务期限结构。     

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

税收征管作为政府税收政策以及征稽力度的集中体现，在公司治理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本文以2008—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强有力的税收征管显著抑制了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作用渠道检验表明，税收征管通过优化债务期限结构、抑制过度投资进而抑制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进一步分析表明，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抑制作用在非国有企业、资产可抵押性较低、股权集中度较低、产品市场竞争程度较低、地区法治水平较高以及社会信任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税收征管和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相关研究，为我国建立现代税收制度、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引导企业合理投融资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与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

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和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叠加的复杂形势下,妥善处置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确保当前我国经济稳定和发展安全的关键。文章以2010-2020年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为样本,采用2015年新《预算法》的正式施行作为外生政策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深入考察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影响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治理通过杠杆失衡机制和信用关联机制,有效降低了实体企业的信贷错配、过度负债及杠杆操纵水平,显著弱化了实体企业间的担保关联和因影子银行与金融化活动引致的信用风险关联,从而有力缓释了实体企业的系统性风险。这一效应在政府隐性担保强、金融监管程度弱及城投债务期限长的地区尤为明显。经济后果上,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对实体企业系统性风险的积极缓释效应,最终有利于促进企业经营业绩的平稳增长。文章的研究揭示了地方政府债务治理具有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以及消除经济增长隐患的重要政策效果,对于深化地方政府债务治理改革和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金融风险具有重要理论启示。     

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来自资管新规的经验证据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资管新规为准自然实验,以2016—2019年中国A股非金融非房地产类上市企业半年度数据为样本,检验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资管新规实施后,金融化程度较高的企业投资显著增加,表明强化金融监管抑制了企业“脱实向虚”,从而支持监管有效观。进一步检验发现,资管新规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国有企业、高管有金融背景的企业及民间金融发展水平和影子银行水平较高的地区,而压缩金融投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是资管新规发挥这种效应的两个作用机制。此外,资管新规对持有短期和长期金融资产的企业都发挥了积极的实体经济效应,但主要体现在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较多的企业。本文为金融强监管的实体经济效应初步提供了来自中国的微观证据,为进一步释放金融监管的制度改革红利,进而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供应链金融能否提升企业创新水平?

现有关于供应链金融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割裂了其金融属性与供应链属性的有机统一,同时也缺少对核心企业这一关键参与方的关注,特别是供应链金融与核心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文章基于2010-2017年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实证研究供应链金融对核心企业创新的影响,并基于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验证其内在作用机理,同时还检验了不同的供应链金融开展方向和供应链金融能力对创新提升的差异影响,以及技术创新水平提升后的经济后果.研究发现:供应链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核心企业的技术创新水平,同时面向上下游企业开展双向供应链金融和具有高供应链金融能力的公司,供应链金融的创新提升效应更强.进一步的机制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对技术创新的提升作用在高融资约束组和低供应链关系组中更显著,而在低融资约束组和高供应链关系组中不显著.这支持了供应链金融激发创新的融资效应假说和关系效应假说.经济后果检验发现,供应链金融有利于创新产出的产品市场竞争力提升和企业价值增殖,同时也能提高供应链绩效.文章拓展了供应链金融经济后果的研究边界,也丰富了创新的影响因素研究,为供应链金融如何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证据和思路.     

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传导机制及最优债务置换

建立防范化解地方债务风险长效机制,建立同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府债务管理机制是新时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近期,地方政府债务迎来集中置换期,但在置换中最优比率该如何确定？理论分析层面,本文构建了包含同业拆借市场的异质性商业银行的三期模型,分析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向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转移的传导机制。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减少了商业银行的流动性,推高短期资金利率,带来了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债务置换政策能够缓解这种不利影响,然而,过高的债务置换率反而会增加商业银行的流动性风险和破产风险。因此,债务置换政策存在收益与风险的权衡,最优债务置换率应该等于地方政府债务违约率。本文进一步论证了债务置换率的合理区间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对债务置换的影响。实证检验层面,本文采用2015—2019年地方政府债务置换数据,运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可能性对债务置换强度的影响和地方政府融资能力的调节效应,进一步佐证了理论分析,为当前地方政府债务置换工作提供参考和借鉴。     

银行债务契约与债务人盈余管理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我国2007～2009年披露的A股上市公司银行借款信息的数据为样本,分析了银行债务契约与债务人盈余管理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银行债务契约促进了债务人的盈余管理行为。同时,本文还进一步研究了债务期限结构和所有权性质对银行债务契约与盈余管理的影响,发现当债务人为私有企业或者进行长期借款时,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高,当债务人为公有企业或者进行短期借款时,盈余管理水平相对较低。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

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既是以典型治理为特征的渐进式改革，也是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引导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加快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有力举措。作为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企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离不开长期资金的支持。基于2007—2020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和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的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法研究科技金融结合试点对企业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显著抑制了企业的期限错配，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影响渠道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通过权益性融资、长期债权类融资、政府帮扶三种途径缓解企业的期限错配。异质性分析发现，科技金融结合试点政策对期限错配严重的企业以及理性借款的企业抑制效果更为明显。研究结论为政府积极引导金融资本、推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提供了重要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挤出效应与企业劳动雇佣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本文以2007—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雇佣。影响机制分析表明,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加剧了企业融资约束和企业金融化,进而抑制了企业劳动雇佣。进一步检验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主要存在于民营企业、融资需求较大的企业以及金融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研究结果还发现,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主要抑制了企业对高学历员工的劳动雇佣。本文一方面从企业劳动雇佣的视角拓展了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另一方面从地方政府债务的角度为金融资源配置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结果有助于为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就业稳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政策参考。     

地方政府债务置换与宏观经济风险缓释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已经成为威胁中国金融稳定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通过构造一个包含影子银行、土地财政等因素的五部门一般均衡模型,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对宏观经济风险的缓释效果。研究发现: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资金使用成本过高、土地出让收入不确定性增加是导致我国地方政府债务不可持续的主要因素。通过债务置换延长债务期限结构虽然可以缓解债务累积,且对宏观经济风险具有一定缓释作用,但会降低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使得短期内波动增加,中长期内产出下降。实施债务置换期间,数量型货币政策有助于增加财政政策的有效性,但会带来经济通胀风险。     

供应链金融：金融科技赋能路径探究

实体产业链与金融供给端在融合过程中一直摩擦不断，严重阻碍金融服务为实体经济进一步纾困解忧，金融科技的发展为缓解这一融资“痛点”打开了新格局。本文从跨企业关系角度对供应链金融中129组“融资需求方(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方(核心企业)—资金提供方(商业银行)”脉络关系进行梳理，运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考察了三大融资主体对提升供应链融资的组态效应及其多重路径。研究发现：单一方融资参与者金融科技对供应链融资的作用有限，需三大融资主体秉持“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理念，共同激发金融科技联动效应——供应链融资高水平情境唯一组态为核心企业和商业银行共驱型，而低水平情境呈现非中小企业引领型、核心企业主导型与商业银行主导型三种组态。进一步研究发现，就提升供应链融资体量而言，组态特征为商业银行主导型；就缩短供应链融资周期而言，组态特征为三方低态协同型；就降低供应链融资成本而言，组态特征为三方协同型。     

债务期限与投资决策互动关系中的非线性机制

代理成本理论是解读债务期限与投资关系的关键视角,投资不足与投资过度都是代理成本问题的表现形式。西方投资理论认为,短期债务可以有效降低代理成本,长期债务能够更好地缓解融资约束问题。然而,在较为复杂的代理成本机制主导下,债务期限对投资的影响呈现出非线性作用机制,不同投资区间债务期限选择会直接影响代理成本高低,进而影响投资效率。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可以发现,不同投资规模区间债务期限与投资遵循非线性关系的特征事实。在融资约束和制度不完备的背景下,上市公司应注重健全并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降低代理成本,方能优化债务期限选择,实现投资决策与外部金融环境间的良好互动。     

金融强监管、存贷长期化与企业短债长用

债务与资产的期限结构错配(短债长用)是中国企业普遍存在的债务问题。已有研究认为其成因在于供给侧，银行为控制自身风险和应对信贷考核压力，更多地对企业提供短期信贷。近年来，金融强监管(资管新规)重塑银行资产负债管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是，这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产生何种影响。本文研究发现：(1)资管新规压降银行保本理财的同时，推动定期存款扩张，导致存款期限拉长的结构变化；(2)基于生命周期与风险偏好理论并经实证验证，前述存款长期化依人口结构(老龄人口越多)呈现空间结构异质性(效应越强);(3)构建三阶段计量模型识别“住户存款长期化→企业贷款长期化→企业短债长用减少”的因果链条。本文研究表明，资管新规类金融强监管政策对于企业短债长用的债务问题发挥了治理作用，并存在时空双维的结构效应，为完善现代金融监管、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经验参考。     

金融科技能够抑制企业过度负债吗?

本文以2011—2021年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度量金融科技发展水平,实证检验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科技能够助力银行等金融机构提升事前的信息甄别能力和加强事后的债权人监督功能,继而抑制企业过度负债行为。进一步的研究显示,金融科技对企业过度负债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企业中更加显著,并且金融科技能够通过抑制过度负债而降低企业债务违约风险。本文不仅在理论上丰富了金融科技影响效应和企业过度负债缓解机制的文献,而且在实践上为利用金融技术进步推动微观企业优化资本结构,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