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转变过程中家庭子女性别结构的变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的另一种思考

从新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偏高现象的原因与表现进行了分析.指出,人口(生育率下降)与社会(生育中的"性别偏好")因素均对人口性别结构的变化产生影响.妇女曾生(或存活)子女性别比偏离正常值和具有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分布与构成发生变化,是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另一类"积累性"和"后果性"表现.同时,它们具有方法论意义.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之结果

中国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理论上讲，生育率、家庭规模和性别偏好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在有性别偏好的国家或地区，性别偏好往往与小家庭规模相互迎合，即性别偏好的满足经常是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性别偏好对生育率下降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反过来，当小家庭规模和低生育率成为时尚的时候，如果男孩偏好没有改变，出生性别比就开始发生扭曲，这种扭曲在人口层面上表现为人口性别比的升高；在家庭层面上表现为大家庭的性别比趋于正常，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长期人口后果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和趋势,这对未来中国人口的发展会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根据不同的性别比方案预测我国人口未来百年的发展状况,考察出生性别比偏高对人口总量、出生人口规模、总人口抚养比以及婚姻市场的性别比等产生的影响.出生性别比偏高会降低出生人口规模、加速人口老龄化以及造成婚姻挤压等人口后果.     

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空间计量分析

利用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各省市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定量检验了经济、教育、医疗及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人口出生性别比在地理上存在集聚现象,空间地理因素对其影响显著;教育和医疗水平对出生性别比的直接影响较小,但它们会通过空间地理因素、经济和计划生育政策等因素间接影响出生性别比.计划生育政策对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影响最显著.经济及医疗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低,教育水平越高出生性别比越高.计划生育政策越宽松出生性别比越低.     

创新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

在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数据面前,政府垄断型出生性别比治理机制已经表现出"力不从心"。实现政府垄断型工作机制到公众参与型工作机制的转型,不仅将大大减少政府治理出生性别比偏高过程中的阻碍和成本,有力推动各项政策和措施的执行,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人口领域公民社会的发育,丰富政府在包括性别比在内的人口治理问题上的策略选择。     

社会变迁与出生性别比转折点来临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出生性别比持续攀升,主要原因在于胎儿性别鉴定与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从无到有与由少变多。但伴随经济增长与社会变迁,歧视性性别偏好逐渐失去赖以存在的土壤,那些诱致出生性别比失调的因素不是被消除就是被弱化,从而为出生性别比在高位的回落创造了条件。促使中国出生性别比回复正常的社会经济基础已经逐渐具备,这意味着出生性别比由上升转而下降的转折点已经或将要来临。     

出生人口性别比异常偏高与生育政策有关吗？/生育政策、男孩偏好与女孩生存：公共政策的取向与选择

1982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之后，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偏高问题就引起了国内外人口学家的关注和讨论，特别是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发表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异常升高更是成为国内外人口学家聚焦的热点问题之一，我国各级政府对出生人口性别比问题的治理也予以了高度的关切。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正常范围为103～107）。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和1‰、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限制生育政策不是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开始偏离正常值范围(正常范围为103~107),我国各次人口普查显示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攀升,1982年为108.47,1990年为111.14,2000年为116.86,2005年为118.58①。这个问题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对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原因,多数人的看法是经济发展相对落后、重男轻女观念严重、社会性别不平等现象普遍和B超技术的普及应用等,是其主要原因。也有一些人认为,我国严格的生育政策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升高的主要原因。后一种观点是否成立,直接影响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工作,有必要加以澄清。我们认为我国的生育…     

影响出生性别比升高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研究——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县级资料多因素分析报告

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已经达到116.86.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升高是社会文化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全国2869个县级单位的五普数据进行了多因素分析.就全国来看,妇女社会地位对出生人口性别比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传统文化和经济发展的影响.要切实提高妇女地位,促进男女平等,使出生性别比恢复自然平衡.     

我国农村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关系探讨

回顾了我国生育率与出生性别比的变动趋势 ,论证了当生育率从 3.0下降到更替水平过程中 ,出生性别比的上升是不可避免的。我国 90年代出生性别比的异常偏高是客观事实 ,是产前性别选择的结果 ,也是农民不愿多生但想生儿子的生育意愿的反映 ,而农民想生儿子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只有建立新型生育文化 ,削弱人们传宗接代和重男轻女的观念 ,才能实现低生育水平下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化。     

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态势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利用普查资料对浙江出生性别比变动特点进行统计事实描述,企图从中寻找出一些有意义的统计学规律。对浙江出生性别比的下降性质、评估标准和转变临界点作了探讨。     

中国婚姻拥挤研究

婚姻拥挤问题是中国人口转变过程中面临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就此提出了一些新的概念和分析模型 ,对婚姻拥挤的测度方法进行了探讨 ,并在实际人口数据的基础上采用婚配性别比测试对中国曾经与即将发生的婚姻拥挤进行了分析与比较。本文从终身不婚比例、初婚年龄和夫妇年龄差三个方面对于婚姻拥挤的后果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 ,我国现阶段出生性别比失调对未来婚姻拥挤的影响不可忽视 ,但是并不像一些传媒所宣传的那样严重     

胎次-激化双重效应:中国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别比关系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胎次-激化双重效应”理论模型,解读生育政策与出生性另q比关联的潜在机制,并利用宏观数据予以检验。政策与出生性别比的失衡存在直接和间接双重关系;生育政策的刚性制约和一孩半生育政策赋予胎次和激化效应特殊含义：（1）一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偏高、一孩半政策地区二胎及以上胎次的出生性别比极度失衡,显现“激化效应”;（2）政策的多样性使部分低位女胎与男胎一样受欢迎,使一孩半政策及二孩政策地区低胎的出生性别比趋于正常,产生“胎次效应”。可见,政策越强,低位和高位女胎都不受重视,均会遭遇人工流产;相反,在相对宽松的政策环境下,低位女胎所受的歧视程度相对减弱。     

二十年城乡居民生育意愿变迁研究

以二十年来的实证调查结果为依据,从理想子女数和性别偏好两个方面对城乡居民生育意愿的变迁状况作了描述和分析。     

生育控制下的生育率下降与性别失衡

从生育控制的视角,运用孩次性别递进理论,分析生育意愿与生育率、生育性别比的关系,得到了在生育性别自然规律下达到生育目标最低生育率YFR唯一存在的结论。给出了生育目标YFR的计算方法。探讨了YFR在生育性别监测和预警中的应用。     

未来择偶男性比女性究竟多多少？

使用人口年龄递进模型,分四种方案对男性择偶拥挤态势作了预测,对结果进行了比较。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影响择偶的重要时段在2040年前后,届时男性比女性将多出2000万左右,而壮年未婚高峰亦将以同样的规模出现在21世纪50年代。从2020年以后的几十年间,我国婚配比例将始终处在男多女少的状态,男性择偶拥挤的状况将难以改变。     

Rural-urban differentials in children's household production time

This research examined the amount of time rural and urban children spent in household production activities, and several demographic factors related to that time use. Data were obtained from a multi-state family time-use survey, NE-113 ‘Use of Time in Rural and Urban Families’. Home interviews were conducted with 2,100 families in II states. The sample consisted of 1,045 rural children and 1,026 urban children, aged 6–17. The hypothesis, that the differentials in time spent in household production by rural and urban children will be due to assignment of tasks by sex, was confirmed. Boys spent similar amounts of time in housework regardless of place of residence, while rural girls spent more time than urban gir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