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与决策过程”研讨会综述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岁月中,新中国如初醒之巨龙,在对外关系中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成绩,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在拓荒中前进。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到80年代开始大力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直至今天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平台,亦是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如何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始终是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个未得到很好处理的核心问题。新世纪伊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此为基础进…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当代中国多边外交的发展

多边外交是指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国际行为主体(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通过建立国际组织、缔结国际条约、举行国际会议等所开展国际合作和协调。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重视多边外交。中国多边外交具有自己的特点,要重视处理其中的中国多边外交重要关系。     

中国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内外统筹--国内因素与中国对外政策北大核心CSSCISSCI

全球化的发展使内政和外交的互动更加广泛和深入,对外政策成为国内政治的一部分,国内政治成为影响对外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国外交决策者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强调统筹内外两个大局。作者探讨了中国普通公众、经济行为体、军贸公司、知识界等四个因素对中国对外政策的影响和外交决策部门的应对策略。国内社会因素参与对外关系为中国政府提供了有效的外交工具,但社会因素自身的特点也掣肘中国对外政策,具有"双刃剑"和"设置议程"的功能。外交决策部门在统筹内外大局方面,或是"双层博弈",或强调对外关系的国内管理和协调。全球化背景下社会的变迁增加了中国对外政策的复杂性,改变了外交部门的传统职能,赋予中国对外关系与大多数国家更多类似的特点。这种状况需要将对外政策分析理论建设与中国对外政策研究结合起来,为中国对外政策研究提供思路,为理论建设贡献中国经验;在实践上要求政府管理对外关系时超越传统主权观念,重视外国社会力量,积极开展公共外交。     

论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中驱动国家互动的最基本的要素。作为国家基本需求的体现 ,国家利益决定国家居支配地位的价值与政策取向 ,并且决定国家的具体目标。由于国家在对外政策行为中会将国家利益转化为国家目标 ,而国家目标最终会变为国家的具体行动 ,因此有关国家利益的理论 ,实际上是有关国家行为的理论。从这个意义上讲 ,国家要正确地处理与别国的关系 ,就必须正确地了解其国家利益。有了对相关国家的利益的判断 ,国家才能更好地预测和分析其对外政策行为 ,并正确地制定自己的对外战略。     

先秦国家利益论及其对当代中国外交的影响北大核心CSSCISSCI

利益观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国家利益思想。中国先秦利益思想论述了国际社会中利益体系的宏观结构和微观结构,提出了宏观结构中的墨子逻辑、韩非子逻辑、荀子逻辑和庄子逻辑的基本特征,分析了微观结构中的共利共损、相互损益、相互依存和互为零和等四种逻辑,总结了利益结构影响下的无为不争、止利禁利、趋利避害、相对利益、导利分利和先义后利等六种国家行为模式。中国先秦国家利益思想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极大地丰富和扩展了现有的西方国家利益理论,我们可以将其称之为结构主义国家利益论,这种理论有助于我们理解和解释中国当代外交行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的结构主义利益观,在坚持国家利益的同时,还兼顾了共利主义和利他主义的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目标不仅在于谋求利益之间的平衡,还在于维持利弊或利害之间的平衡。     

基辛格现实主义外交思想的研究现状评析

亨利·基辛格不仅是20世纪国际社会公认的杰出外交家,他也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大师,更是一位现实主义的外交大师,他推崇传统的均势理论和国家利益论具有广泛的国际影响。国外研究侧重于对基辛格军事理论的阐释,分析与评价,国内研究除了关注基辛格均势外交思想外还对他现实主义思想予以关注。     

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及其启示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基本假设,对国家间信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信任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梳理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以及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信任理论,可以分别建构出以信用或信任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理论以及以国家信用为中心的规范理论。中国先秦思想家认为:一方面,信用和信誉对一国的综合国力、相对权力、国家安全和战略成败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信用和信任有助于国家间合作与友好,有助于同盟的建立和维持。另一方面,利益、透明度和信用等都是影响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国家间信任理论对当代中国外交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将国家信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对外战略,增加对外决策和对外战略的透明度,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建设,加强中国传统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这些措施将会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信用、树立良好的国家信誉形象以及与周边邻国和主要大国构建互信关系。     

百年炮火中的未竟之学——对民国时期国际关系研究与教学的回溯

作者凭借史料,并参考、评价和补充既有学术史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进行回溯。作者首先聚焦学术著作、教材和大学课程设置,认为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形成于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法学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朝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演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在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其次,文章考察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期刊发表外交论文情况,以《外交月报》与《外交评论》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了民国学者在外敌压境下,放眼国际形势、关注国际格局、思考中国问题,在舆论界发出学术界的声音,尝试以智识指导舆论。国际关系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在百年炮火之下,国人眼界逐步放宽,学界亦秉持务实的精神,为实现中国之自由与平等,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从了解世界到救亡图存,在西学与中学交汇、政治与公众之间寻求自身的平衡点。百年前的未竟之学,要求我们对整个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学。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举行

20 0 3年 12月 5～ 6日 ,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会议的主要议题包括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在海内外的新进展 ;多学科视野中的国际关系理论 ;国际     

国家利益与外交决策——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外交

本文力求从理论层面解读俄罗斯外交。普京执政以来的俄罗斯外交 ,最根本的特点是 ,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本文首先简要分析了国家利益的内涵 ,进而揭示了俄罗斯的国家利益 ,随后探讨了俄罗斯国家利益与外交决策的互动关系 ,并进一步预测了俄罗斯外交的发展趋势 ,最后总结了这种互动关系的两点启示。     

交往行为理论与国际政治研究——以德国国际关系研究视角为中心的一项考察

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美国和英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做了较多的论述,而对现在兴起的德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关注还不够。作者利用相关的学术文献,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和国际政治研究的关系,从一个侧面揭示了德国国际关系的研究视角。第一部分概述了政治行为分析的三种逻辑,其中交往行为逻辑的概念是德国国际关系学的独特之处;第二部分论述了国际关系本身就是一种交往行动;第三部分对交往行为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运用进行了阐述;第四部分对这种理论的潜在价值给予了初步评价。     

“个人”、“个国”与现代国际秩序——心理文化的视角

作者尝试将"心理-社会均衡"的理论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中,把近代西方国家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国际关系与"个人"这种西方社会的"基本人际状态"联系起来考察,从一个独特的角度阐述了现代国际关系的起源及本质。作者认为,近代西方国家的出现是解决个人社会一体化问题的产物,"个人"与近代民族国家是一种同构映射关系,即两者都是界限清晰的行为主体,个体的"自我意识"与"民族自我意识"具有关联性,对个体利益和权利的强调与国家功能的分离具有一致性。个人社会中人际关系的特点——利益、竞争、缺乏安全感——也反映在国际关系中并被普遍化和强化。作者还分析了"个人"心理-社会均衡模式的特点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所谓"安全困境"之间的关系。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能源外交研究动态

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的能源外交为当今俄罗斯的能源外交奠定了基础,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政治意义,而且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前苏联的能源外交充分体现了其服从于国家总体外交的需要,服务于国家政治利益的外交属性。研究这一课题有利于我们把握经济形势,借鉴经济危机时期苏联能源外交的经验,加强中俄能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发展,以确保中国的能源安全。     

对国际理论的民族化——英国学派与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浮现

对作为“一门美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知识”与“权力”二者的联系进行解构的工作已经做了很多。英国学派和“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也参与到了“民族化”国际理论的行列之中。本文采用一种谱系学的方法来描述在中国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 ,2 0世纪 90年代中国学派的浮现及其逻辑 ,并且分析该理论对古代“大同”伦理观念的诉求。这种理论建构将与英国学派有关“国际社会”讨论的浮现及其逻辑联系起来。“国际社会”和“大同”都使用“文明标准”作为区分国际关系主体与客体的界限。文章结论认为 ,这两种国际关系理论取得一致的诸多方法之一 ,即是用文明和帝国的相同逻辑来排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 :为了重申中国和英国理论上的“我族 (self)”而建构一个美国理论上的“他族 (other)”。因此这些理论并非其倡导者所认为的那么彻底 ,它们将理论探讨局限于三个民族国家而成为世界政治中其他“国家中心主义”方法的保守联盟者。     

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之源--周恩来与中美“破冰”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美由对抗走向对话，最终确定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周恩来为中美“破冰”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中美关系是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环节之一，也深刻影响世界格局的走向。继承周总理的外交智慧，必将对新时代的中美关系和外交工作带来助益。     

“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 ,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该如何发展与提升 ?如何为处于战略机遇期内的中国外交服务 ?日前 ,一场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东方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亚欧研究中心和俄罗斯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研讨会 12月 5日在沪举行。来自北京、上     

官僚政治模式与美国外交决策研究方法北大核心CSSCISSCI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是理性行为者方法,这与当时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对理性的重视有关。1962年艾利森和霍尔珀林的《决策的本质》一书问世,带来了决策理论中的变革。1972年他们二人又在论文中正式提出了对理性行为者模式的替代方法——官僚政治模式。他们认为,理性行为者模式把政府组织的和政治的复杂性简化成为一个单一的行为者,而忽略了官僚体制的存在。事实上,政府并不是统一的、理性的计算单位,而是由那些具有不同利益、持不同政策观点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它们之间相互竞争以影响决策。政府决策是集团的博弈,而不是个人的活动;是一个政治过程,而不是一个智力和理性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官僚政治模式的发展过程和特点、对它的批评与修正以及美国总统权力与官僚政治的关系等,其结论是,与决策理论中的其他方法相比,官僚政治模式是更适用于分析美国外交决策的方法。     

变革的中国与人道主义干预北大核心CSSCISSCI

人道主义干预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的一个突出现象。中国对这一问题的反应有一些变化。作者从中国外交理念、人道主义干预规范和国家利益三个维度来解析这种变化。冷战结束以来,这三个维度的因素都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它们在特定时空下的交错互构塑造了中国的行为逻辑,由此导致中国对人道主义危机的反应迥然不同。具体而言,当危机涉及中国核心或重大利益时,中国将捍卫自身利益,反对强制干预。如果不涉及核心或重大利益,中国将采取灵活的应对政策:在人道主义干预规范认可度高的阶段,中国倾向于遵循国际规范行事;在干预规范认可度低的阶段,倾向于从自身外交理念出发设定立场。中国外交理念从"韬光养晦"、"负责任大国"到"奋发有为"的转变,对其在人道主义危机中的行为方式和介入力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中国国家间道义思想探本溯源——基于先秦诸子国家间道义思想的对比分析

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基点和现实支持即是人性中的道德。它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国家间道义与国家利益具有统一性;二是国家间道义有助于形成国际权威。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主张将国家间道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认为符合道义应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利益。先秦诸子(韩非子除外)均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遵循道之以德,不以强凌弱;和睦相处,不以战争方式扩大国家利益的原则;孔子、荀子和管子还强调遵循言而有信、讲求国际诚信的原则;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遵守国际规范的原则。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具备坚实的道义基础是一个国家成功崛起的必备条件。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道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道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的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将道义视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考虑因素,后者则将道义因素虚拟化处理。以孔子和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杰出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