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平衡:中美在东亚的共处之道北大核心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背景下,更加迫切需要新的中美东亚共处之道,以指导双方在这一地区实现良性共存,而不是恶性竞争。中美应该以利益平衡为基础实现在东亚共处,但基于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利益平衡并不意味着中美在东亚地位以及相应权利义务的完全相等,而是应该以维护地区整体利益为前提,根据地区身份的不同对两国在地区秩序中的权利义务予以差异化的安排。未来中美东亚关系以及其他相关国家间关系应以两个原则为指导:第一,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国家对地区秩序的构建承担首要责任,并在不与地区整体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主张其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利益。第二,如果地区外国家(如美国)的行为有利于东亚地区整体利益,应被允许和鼓励参与地区秩序的构建。视东亚为其全球霸权基础的美国不会满意这一安排,但这不应成为阻碍构建中美东亚新关系与地区新秩序的阻碍,也不意味着上述原则是不现实的。中国可以也应该在两国实力逐渐走向平衡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地区秩序主张。     

认知、威胁时滞与国家安全决策

威胁时滞是指这样一种现象 :如果A国曾经遭受过B国的重大威胁 ,那么A国将倾向于一直视B国为安全威胁 ,并在较长时期内始终对其奉行谨慎、敏感型的安全政策。威胁时滞在国际政治实践中屡见不鲜 ,其产生源于决策者对受威胁历史近乎本能的认知 ,这种认知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错误的。只有对历史威胁的变化做出准确的评估 ,即进行“第二次认知” ,决策者才能合理地评判、应对威胁时滞 ,并做出正确的安全决策。     

间接性结构冲突——第三方引发的中美危机及其管控北大核心CSSCISSCI

除了全球权力结构冲突之外,中关之间还因为第三方的介入,产生了一种间接性结构冲突:一方对第三方负有某种安全义务,而另一方却与第三方存在安全利益冲突,在第三方议题上本来没有直接矛盾的中关双方因此可能发生冲突。相较直接冲突而言,这种冲突结构面临的变数更多,更难管控。它不但增加了中美间发生偶发性冲突的概率,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关结构性紧张关系更加僵硬与持久化,并可能被第三方拖入一场重大冲突之中。要有效管控这种间接性结构冲突,就必须根据其发生的路径,分别从两方面着手:一是结构层面的管控,即中美通过"隔离"战略避免结构性的权利义务冲突;二是通过制度化、法律化的方式加强对第三方变量的管控,使其对中美关系的干扰最小化。在管控冲突的过程中,关键是中美均应意识到这种冲突的危害性,抑制自己利用第三方牵制对方的危险企图,而第三方也应该在中美间奉行更加平衡、中立而非选边站的政策。在东亚,引发中美间接性结构冲突的第三方因素众多,而菲律宾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台湾牌”还会打多久

美国64亿美元的对台军售案,一经发布,便激起了中国方面的强烈愤慨,也使很多关注中美关系的人感到意外。在目前中美关系发展平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还是打"台湾牌"呢?     

人的概念与国际关系规范理论的构建

理解国际关系规范问题的关键在于弄清人与社群(在国际关系中主要体现为国家)的伦理关系,而回答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人的概念的理解。世界主义强调人的自然属性,把作为个体的人或是作为类的人置于价值优先的地位;而社群主义强调人的社会属性,把社群置于价值优先的地位,结果往往是在实践中忽视了人的价值,从而与世界主义形成了截然对立的价值分歧。事实上,世界主义与社群主义对人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人既具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是两者的有机融合。基于这一判断,作者通过对个体与个体的关系以及个体与国家、个体与人类关系的阐述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试图兼顾人的多重属性,对世界政治中的规范问题做出较全面的解释。     

中东变局中的西方因素

自2010年底以来,一场以民主为诉求的变革浪潮席卷中东各国,突尼斯的本·阿里和埃及的穆巴拉克被迫出走或下台,利比亚的卡扎菲则利用手中的军事力量进行抵抗,     

论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责任的公正分担——基于罗尔斯正义论的视角北大核心CSSCISSCI

对公正减排进行界定并达成共识对于推动全球温室气体减排谈判来说至关重要。作者认为,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应用到国际领域中来,其正义原则的理论进路也使得在气候变化领域建立一种超越国家利益的伦理共识成为可能。根据罗尔斯的正义论,可以推导出如下减排原则:一是人均平等排放原则,即无论所属国国籍、种族、肤色以及经济水平,每个人均拥有通过一定碳排放来提高生活水平的平等权利和通过限制碳排放来保护全球环境的平等义务;二是差别原则,即在保证人类社会持续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这一条件下,允许不平等的减排安排,只要它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这两个原则分别界定了减排的标准与实现方式,旨在使高排放国家与低排放国家在历史累计排放和当前排放方面最终趋于人均一致。落实这一理念的适当减排方案应基于工业化进程的动态二个趋同法。     

2006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综述

2006年度,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原有的一些重大的深层缺陷并未得到明显改进。在学科队伍与研究平台等方面,已粗具规模,为学科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与此同时,仍存在研究力量地域分布失衡、部分期刊作者面较窄、国际学术交流“赤字”严重等问题。在研究进展方面,研究领域稳步拓展,多元化趋势明显,开始体现出中国作为一个潜在学术大国应有的广度与气度。具体的成绩与问题则是:理论研究向多维度拓展并开始探索中国理论或学派的生成,但力度与深度均嫌不够;经验研究虽紧紧抓住了服务于中国外交这个核心,但缺点是诠释有余,反思不足。在学术创新与批评方面,由于诸多因素的制约,主要表现为创新疲软、批评乏力,这正在成为影响学科发展的最大因素。为改变以上状况,必须在学科平台、科研体制、人才培养和研究议程等方面进一步加强与调整,为中国国际关系学提供一个更加厚重的基础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行走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中国外交:理论研究与决策过程”研讨会综述

新中国外交走过了一段极不平凡的历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云岁月中,新中国如初醒之巨龙,在对外关系中克服重重困难,取得了辉煌成绩,以负责任大国形象屹立于世界舞台。伴随中国崛起的步伐,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也在拓荒中前进。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问题研究开始,到80年代开始大力引入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直至今天进入一个相对成熟的发展平台,亦是成绩斐然。与此同时,如何推进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始终是中国外交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一个未得到很好处理的核心问题。新世纪伊始,中国外交面临新的挑战与机遇。如何推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并以此为基础进…     

中国对朝核问题影响的定量分析

自第二次朝核危机以来,中国积极参与并先后主持了五轮六方会谈,其作用为各方所关注,由此产生了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中国对朝核问题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本文结合朝核问题发展态势,通过对中国参与程度、中朝互动情况等因素进行定量分析,其结论是:中国在推动危机解决方面扮演着一种协调人和危机挽救者的角色,但问题的最终解决仍取决于美国和朝鲜自身。其根本原因在于朝核问题首先是美朝间的安全问题,其次才是地区安全问题。美朝双方应该为推动朝核问题的彻底解决付出更多的诚意和努力,双方应采取更加灵活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