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城市试点政策能够促进城市低碳发展吗?

低碳试点城市作为探索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示范城市,在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基于中国2006—2019年221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城市碳排放量,这一结论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低碳城市试点政策通过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和提升城市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了城市碳排放。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显著降低了东部地区、非资源型城市和高政府治理城市的碳排放。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充分发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碳减排效应,进而助力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政策启示和实践参考。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促进了绿色技术创新的“量质齐升”吗?

“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作为绿色财政领域的一项重大实践，可以通过财政手段加快推动淘汰落后产能，严控高耗能、高排放行业过快增长，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成为驱动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重要引擎。基于中国2003—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将“节能减排财政政策综合示范城市”试点视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考察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显著提升了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与数量，在经过堆叠双重差分、两阶段双重差分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中介效应分析表明，节能减排财政政策通过财政支持的科技资源配置效应和人才集聚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提升示范城市绿色技术创新质量和数量；异质性分析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在不同地理位置、资源禀赋、金融科技水平的城市间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分析还发现节能减排财政政策对相邻城市的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基于数字技术的调节效应

数字技术发展有助于提升资源要素重组能力和提高环境规制效能水平，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实现“双碳”目标的新引擎。运用2006—2019年省级平衡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技术发展视阈下环境规制驱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实证分析数字技术对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影响高碳制造业低碳转型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能够倒逼高碳制造业企业进行绿色创新，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数字技术能够显著推动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增强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的促进作用；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均对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具有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且数字技术在这一过程中存在明显的调节作用。因此，可通过加大数字化技术的创新和应用、强化正式和非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作用、创新区域高碳制造业绿色发展的协同机制等政策措施，促进高碳制造业绿色低碳发展。     

财政补贴对低碳技术投入的影响效应

选取了低碳技术创新的六个关键领域,检验了财政补贴对企业低碳技术投入和产出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财政补贴在企业低碳技术投入前期具有很强的正面诱导作用,能够有效地激励企业加大技术资金投入和自主创新力度,提高低碳技术水平.但是在企业技术创新后期,财政补贴对企业技术创新结果的影响并不显著.这表明财政补贴手段影响企业技术创新具有阶段性特点,应当运用其他政府政策,例如税收优惠、政府低碳产品购买等手段,推动低碳技术的研发和应用.     

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

区域数字创新协同发展是实现我国国家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驱动力。现有文献主要关注区域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相关性和异质性,未对其是否存在空间策略互动行为及其作用机制进行识别和检验。本文将技术创新扩散和创新竞争规避效应假说引入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特征分析中,通过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城市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行为。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本地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会带动空间关联地区数字技术创新产出数量的上升,并且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空间权重矩阵下,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技术进步空间权重矩阵下的空间溢出效应。从策略互动形式来看,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向上竞争效应。第二,机制检验表明,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空间互动效应是由省界竞争规避机制驱动的,城市内部学习示范效应会弱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外部学习示范机制会强化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出的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第三,异质性检验表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表现出明显的技术进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异质性;高(低)数字技术创新产出城市间存在显著空间策略互动效应。研究结论对正确认识城市间数字技术创新产...     

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在微观企业层面迈向绿色发展的必由之路，如何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成为值得研究的重大现实课题。本文以2010—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驱动作用，在考虑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研究结果依然稳健；高管海外背景主要通过增加企业研发投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增强企业风险承担能力三条路径提高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绩效；约束型环境规制与激励型环境规制均在企业高管海外背景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之间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海外背景对企业绿色技术创新驱动效应在国有企业、重污染行业和市场化程度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为如何促进企业转向以绿色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为制定合理的企业高管聘任决策，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产业转型升级能否降低碳排放?——来自国家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证据

推动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基于2013—2019年中国148个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考察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研究发现,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显著降低了示范城市的碳排放水平,且这一政策效果具有持续性。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基准结果依旧稳健。机制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主要通过改善工业内部结构与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水平降低碳排放。异质性分析表明,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在复合型城市和单一城市式示范区中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产业转型升级效果的提升,示范区政策的碳减排效应逐渐增强。此外,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政策存在协同减污作用,能够降低SO₂排放和PM_2.5浓度。结论丰富了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的政策效果研究,为推动老工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     

高铁开通能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吗?

将高铁开通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06-2016年中国281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创新性地将社会网络分析与连续双重差分法相结合,实证验证高铁开通以及高铁网络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其影响路径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显著提升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但是驱动效应在城市规模、区位、地理圈层和等级方面存在显著的异质性;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滞后性,这一效应在高铁开通后第2年开始显现,而在第4年开始减弱;随着城市在高铁网络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高铁开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将不断增强;高铁开通间接带来的技术创新效应和结构优化效应是驱动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主要力量,且均存在时滞,而直接替代效应尚未显现;另外,高铁开通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进一步完善了高铁的经济环境效应评估,为理解高铁与城市发展质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对优化高铁布局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新能源示范城市试点政策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实现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客观评价该试点政策的企业生产率效应。研究以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探讨了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新能源示范城市建设能够显著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果依然有效。此外,新能源示范城市政策可通过技术创新和资源配置途径作用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试点政策的正向影响效果也因企业所有制特征、行业特征、城市特征不同而产生差异。研究结论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纵深推进提供了经验参考。     

“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研究

立足于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的新时代背景,基于2009—2019年285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建设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对“宽带中国”战略和低碳城市双试点的减污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在不影响城市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相较于非双试点城市,双试点城市环境污染水平显著降低,这一结论经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双试点政策的减污效应存在显著的异质性特征。其中,相较于分布在中西部的城市,位于东部的城市减污效果更强;非资源型城市的减污效果较资源型城市的更为理想。双试点政策主要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和促进技术创新两条途径对城市发挥减污效应。此外,双试点政策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仅能够有效降低本地的污染排放,而且能够显著抑制“邻地”的环境污染。进一步研究发现,“宽带中国”战略单试点和低碳城市单试点均具有减污效应,但弱于双试点的减污效应,“宽带中国”战略试点和低碳城市试点对减少环境污染具有协同作用,实现了“1+1>2”的政策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