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政策的微分博弈及其环境效应分析

文章基于微分博弈原理,构建了全球福利最大化下的两国微分博弈模型,分析了碳税、碳关税、碳减排合作三种气候政策对全球福利和全球碳排放的影响。运用Hamilton-Jacobi-Bellman方程分别求得了静态线性Markov完美纳什均衡的最优碳税和碳关税水平。研究发现,在给定的碳排放水平下,全球福利在单边碳税政策下最小,碳关税次之,碳减排合作政策下最大;但碳排放存量则以单边碳税政策的最大,碳关税政策的次之,碳减排合作政策的最小;就全球碳减排效应而言,碳减排合作政策是最优的,碳关税政策次之,单边碳税政策最差。这主要是由于单边碳税存在"碳泄漏"现象和"免费搭车效应",使执行相对宽松环境标准的国家从中受益,同时严格的气候政策将有利于气候宽松政策国家的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即存在"租金转移效应"。碳关税和碳减排合作政策则可以部分或完全消除这些效应的影响。     

碳交易与“碳税”的减排效应及作用路径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和碳税是降低碳排放的主要市场化手段。本文采用双重差分空间杜宾模型(SDM-DID)和中介效应检验对其减排效应、空间溢出效应以及作用路径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碳排放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存在高-高排放、低-低排放地区聚集的空间特征；两种碳减排政策在考虑空间关联性后仍然具有显著的减排效果，其中碳排放权交易存在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试点省份周边地区能借助试点省份的政策红利实现碳减排，而“碳税”的空间溢出效应为负，存在“污染天堂”现象，碳排放权交易能通过促进工业结构低碳转型、改善能源结构来实现碳减排，“碳税”能通过提高能源效率和改善能源消费结构来减少碳排放。     

不同碳减排政策下的企业行为分析——基于序贯博弈模型

碳减排政策是降低碳排放量的有效手段之一,如何有效地推动减排政策的实施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问题。目前少有研究分析不同碳排放水平企业在不同碳减排政策下对碳减排工作的实施差异。本研究构建了碳减排补贴政策、强制碳减排政策以及碳税政策三种不同政策下,不同碳排放水平的企业与政府的序贯博弈模型,探究企业与政府的利益抉择和收益变化。结果表明：碳减排政策的强度直接决定着企业是否会实施减排行为,设置合理的激励,碳减排政策才会有效;过度依赖奖励型政策会增加政府的财政压力,损害政府利益;比起单一的碳减排政策,采取组合减排政策,即对高碳企业采取碳税政策,对低碳企业采取强制碳减排政策,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减排工作进行,更大程度地增加环境收益。     

7月提示

澳大利亚7月起开征两税 从7月1日开始,澳大利亚将正式开始征收“碳税”和“矿产资源租赁税”。这两项税收主要征收对象集中在矿产和能源领域,而这些领域也是外国企业对澳贸易与投资的重点。“碳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澳大利亚排名前500位的碳排放大户。     

碳税对火电企业效益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对策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形势下,低碳产业逐渐兴起。从近年来碳交易权相关政策的出台可以看出我国对碳排放的重视,碳税征收同样可作为约束企业碳排放的重要手段,征收碳税很可能成为未来控制碳排放的另一重要举措。文章以火电企业为例,结合碳交易制度,运用成本效益原理,分析在碳税背景下火电企业未来的经营决策,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     

碳税政策对零售商负责回收闭环供应链的影响

在不同的碳税政策下,研究再制造生产中对零售商负责回收的闭环供应链的影响,求得并比较两类减排政策下供应链最优决策差异。结果表明两种碳税政策均能提高批发价和零售价,只对新产品征收碳税的回收率要比对新旧产品均征收碳税的高,但是利润不同。对于不同企业制定不同的碳税政策以及碳税水平,能不同程度的促进制造商进行再制造活动进而实现碳减排。     

增值税转型和“扩围”对我国就业市场的影响

2009年1月1日我国全面实行了由生产型增值税向消费型增值税转型的改革.2012年1月1日起,我国在上海市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又展开了“将营业税改为征收消费型增值税”的改革试点,可以预见未来我国将全面实行消费型增值税.采用消费型增值税,企业的税收负担会减轻,固定资本投资增加,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短期内将造成劳动力市场就业压力增大,但长期看,投资总量会增大,生产规模扩大,就业机会也将增加.本文从短期和长期两个角度,通过理论模型对由于增值税转型和“扩围”所引起的企业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所导致的就业变动展开分析,并由此提出了有利于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稳定的增值税转型和“扩围”的政策建议.     

南北国家环境规制政策选择的效应研究——基于碳税和碳关税的博弈分析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分别具有贸易比较优势和碳减排比较优势的事实下,依次构建了仅发达国家开征碳税、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碳税的博弈模型,从福利效应、贸易效应和环境效应三个方面,先后比较仅发达国家开征碳税与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的效应,以及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先后开征碳税的效应.结果表明:发达国家开征碳关税对发达国家有明显的福利效应、贸易效应和环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均有明显的环境效应,对发展中国家的福利效应不明确,没有贸易效应;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开征碳税对发展中国家有福利效应,有明显的贸易效应,有明显的环境效应的可能性较大,对全球有明显的环境效应的可能性较小,对发达国家有明显的福利效应的可能性较大,没有贸易效应和环境效应.最后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环境规制政策选择提出了一些建议.     

增值税转型前后销售自己使用过固定资产的税务处理

2009年1月1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增值税转型改革,即将实行的生产型增值税转为消费型增值税。生产型增值税在征收增值税时,不允许扣除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消费型增值税在征收增值税时,允许企业将外购固定资产所含增值税进项税金一次性全部扣除。转型后,销售转型前后不同时期购进并自己已使用的固定资产,涉及不同的税务处理方式,对企业的损益影响也不一样。本文从实务角度,对转型前后,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和非增值税纳税人销售自己已使用过的固定资产如何进行税务处理进行分析,给出解决方案,避免企业因涉税处理不当造成经济损失。     

中国区域碳减排责任及碳减排潜力研究

针对国内区域间贸易产生的"碳泄漏"问题,在区域间贸易的框架下采用多区域投入产出模型,依据生产者和消费者共担责任原则分析中国各区域的碳减排责任和分行业的区域碳减排责任的差异,并将碳减排责任与碳减排效率相结合研究区域的碳减排潜力。结果表明:区域碳减排责任和碳直接排放量存在不一致现象,碳减排责任能更全面准确地测算各个区域的碳排放量;中部和东部沿海区域的碳减排总责任分列全国第一、二位;中部、西南和北部沿海区域的碳减排潜力最大,应作为今后碳减排的重点实施区域。     

技术创新、最优碳税与国际减排合作

本文基于两国减排博弈拓展了Weber和Neuhoff(2010)的一国环境经济模型,进而探讨了非合作和合作两种情形下,具有不同技术创新水平时各国最优碳税的变化及其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结论表明,技术创新削弱了碳税之于减排的重要性,同时增强了国际合作减排的动力,而技术差距越大,合作意愿越小。当两国减排责任接近或者存在合作补偿的情况下,容易形成福利增进、达成减排合作。这为我国进一步加快低碳技术创新、充实南南减排合作,从而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谈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决策参考。     

严格设计税收优惠 确保碳税实施效果

我国开征碳税要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碳税优惠政策过滥,影响其实际减排效果的覆辙。对排碳大户不但不能豁免碳税,而且要重点关注碳税促进其实际节能减排的效果。同时,为促进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平衡排碳大户税收负担,对排碳大户自愿签订减排协议以及其他实际减排的行为,可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在一定时期内给予专项补助。只有重点治理好排碳大户的排碳行为,并对碳税实现＂收支两条线＂管理,才能保证碳税的实施效果和规范税制。     

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的探讨

会计目标属于会计理论结构的最高层次,它既是会计理论体系的起点,又是会计理论体系的终点。社会责任会计作为会计学的分支,必然也要以社会责任会计目标作为最高层次。在现阶段我国社会责任会计目标设定的原则下,探讨社会责任会计目标的构成,我国现阶段社会责任会计目标应包括两大层次。     

低碳经济环境与物流企业“绿化”

发展绿色物流既是环境可持续的要求,也是传统物流企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对正处于"绿化"阶段的物流企业来说,必须对低碳经济环境的绿色发展目标和现实差距有清晰的了解,以明确企业绿色发展定位,具体包括遏制全球气候变暖、发展低碳经济、促进节能减排、治理环境污染及企业社会责任等。绿色物流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而是一个更为全面的可持续发展物流概念。物流企业要在碳足迹核算认证的基础上,明确低碳经济约束条件,调整企业适应性发展战略,调动企业内外节能减排资源,绿化经营模式和管理流程。物流企业要积极融入供应链节能减排体系,提升绿色供应链资源整合能力,为客户提供绿色物流服务。     

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核算与分配问题研究

现代贸易方式不仅导致贸易利益在全球价值链上进行分配,还带来了贸易隐含污染排放在全球贸易网络中的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利益分配除了表现为贸易经济福利的分配,还表现为贸易隐含碳福利的分配。本文将贸易增加值分解法结合MRIO模型对2000—2014年中美双边工业品贸易增加值所隐含的碳福利分配及影响机制展开深入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在中美双边工业品增加值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中,碳福利逆差在中国,碳福利顺差在美国;(2)中美工业品贸易碳福利级差经历了“先扩大,后收窄”的过程,美国次贷危机之后双边碳福利不平衡状况重新呈现扩大趋势;(3)中国碳排放强度下降、价值链地位提升以及对美进口规模扩大都有助于改善碳福利逆差的局面,但美国对中国不断扩大的中间品和最终品需求以及双边复杂的技术关联结构仍是中国碳福利逆差的主导因素;(4)全球价值链的深化可能将导致对出口国加征关税会通过降低进口消费侧排放的方式恶化加征国的贸易隐含碳福利。本文研究的时间范围同时覆盖中国加入WTO以及美国次贷危机两个重要节点,这对于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新格局下双边贸易隐含碳福利分配构建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为中美未来贸易谈判以及全球碳排放责任认定提供了一个新的解读方向。     

低碳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模型的构建

随着倡导节能减排、发展低碳经济环保理念的提出,低碳供应链管理将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本文从探讨低碳供应链的内涵出发,在传统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体系中,加入低碳视角,提出一套全面考虑碳排、能耗、污染因素的低碳供应链管理绩效评价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绩效评价模型,并结合个案予以验证。     

碳税对芬兰产业国际竞争力影响的实证研究

碳税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是衡量其能否在政治上被接受的重要因素.芬兰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推行碳税的国家,其实践经验对我国进行碳税政策设计具有借鉴意义。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就芬兰征收碳税对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征收碳税对芬兰产业国际竞争力有一定的消极影响。芬兰的经验,对我国的碳税政策设计提供了良好的借鉴。     

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路径：效率提升还是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准自然实验

以中国2013年以来实行的碳排放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自然实验事件，基于2000-2017年中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制度的节能减排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碳排放交易制度有利于实现中国经济“节能”与“减排”的双重目标，并通过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能源效率提升和能源结构转型都是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重要路径；能源效率提升在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和“减排”中分别发挥了10.19%和5.93%的作用，而能源结构转型分别发挥了48.87%和52.95%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碳排放交易制度实现节能减排的主要动力来自能源结构转型，而非能源效率提升。能源结构转型涉及问题更加宏观和深层，这为中国加快推进节能减排进程，特别是完成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国际承诺提供政策启示。     

浅议我国环境税中大宗污染物的首征税目

环境税作为我国即将开征的税种,目前,人们关注的焦点是对哪类大宗污染物会最先开征,其中,碳税呼声最高。通过对硫税和碳税的开征背景以及征税影响等进行探讨和比较分析发现,硫税更适宜成为我国环境税中大宗污染物的首征税目。征收硫税能有效地促进经济、能源结构的调整,显著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提高国家经济运行效率,对人民生活和国家经济发展具有极大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