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

利用2012—2016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探索了打开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激励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黑箱"。结果表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虽然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激励效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同时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正U形"拐点效应,这在东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政府补贴、异质性与企业风险承担

风险承担水平对于企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旨在评估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因果效应。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基础上的倍差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并未在总体上明显提高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的检验发现,不同额度的政府补贴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异质性,即只有适度的补贴提高了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而高额度政府补贴则倾向于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最后,我们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此进行影响机制分析,发现"寻补贴"投资和研发激励的弱化是高额度补贴降低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重要影响渠道。本文为深入理解中国企业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动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为事后客观评估中国政府补贴的经济效果和完善补贴政策的设计提供了微观证据。     

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忽视市场竞争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程度将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只有中等程度的市场竞争才能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产生显著正向的激励效应。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政府研发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来自新能源企业的实证

主要探讨政府研发补贴与非研发补贴“光环效应”对企业外部融资的影响,以及专利强度在二者间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中国2008-2018年228家新能源企业数据进行研究,结果发现：①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对企业外部融资有正向影响,即政府通过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产生光环效应,增加企业获取外部融资的机会;②专利强度显著正向调节政府研发和非研发补贴与企业长短期债务融资的关系,而对企业获得股权融资则无显著影响,即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在决定是否对企业进行投资时更关注企业创新能力。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

运用博弈论的方法研究溢出效应对竞争企业研发投资和政府补贴的影响,构建了不同情形下的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当溢出效应较弱时,合作研发下的政府补贴率最高,但企业更愿意选择集中式决策;当溢出效应中等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合作研发并能够获得较高水平的政府补贴率;当溢出效应较强时,企业的最优策略是选择分散式决策,政府仍会为其设定最优补贴率。分散式决策与合作研发均能使研发投资、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维持在较高水平;集中式决策不仅会弱化企业的研发投资积极性,还会损害消费者剩余和社会福利。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再检验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金额巨大,但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是否能"如其所愿"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陕西省2014-2018年1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观测值,联合采用PSM与渐进DID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从研发投入来源的角度细分后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自身研发投入.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总额,但在自身研发投入上并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由此,提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政策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尝试将事前激励转化为研发投入后补贴或奖励;并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政府创新补贴、知识存量与企业研发投入——基于研发活动不确定性的分析与检验

对于政府创新补贴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这一经典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在企业创新存在不确定性的前提下,建立了政府创新补贴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模型,具体分析了内在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存在从挤出效应转变为激励效应的知识存量“门槛”:知识存量较低时,政府创新补贴挤出企业研发投入;知识存量较高时,政府创新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有激励效应。本文基于工业企业数据和企业创新调查数据进行实证检验,验证了理论模型的结果。从门槛值分布来看,大部分情况下政府扶持补助能够促进企业的创新活动;企业的技术水平越高,知识存量的门槛值越小。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实证研究——来自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运用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数据,对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约束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我国高新技术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研发融资约束现象,且表现出显著的研发投资现金流敏感性特征;政府补贴缓解研发融资的直接效应显著,间接效应不显著;我国资本市场债务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明显,而权益融资对高新技术上市公司研发投资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政府创新补贴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了吗?

在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战略背景下，政府创新补贴作为重要的产业政策工具，如何有效发挥其积极作用，是否能够提升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值得进一步研究。本文基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经济及其核心产业统计分类(2021)》,科学界定数字经济企业范围，在此基础上，以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手工收集和关键词筛选方法获取政府创新补贴数据，系统探讨了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提升了数字经济企业的研发强度，该结论在稳健性分析中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创新补贴对于成长期、高技术行业及制度环境较差地区的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具有更为显著的影响效应。进一步的拓展性分析发现，政府创新补贴与数字经济企业私人研发强度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且我国当前针对数字经济企业的政府创新补贴还处于倒U型的左侧底部。同时发现，政府创新补贴对数字经济企业研发强度的影响效应不具有动态性。本文的研究拓展和丰富了数字产业化及政府补贴效应等相关领域文献，为数字经济时代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优化政府创新补贴政策，更好地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提供了重要启示。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影响 因素实证检验*

本文使用微观层面的企业数据,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发现资产增长、人力资本、企业利润、企业规模对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资本劳动比、企业存货起明显的负向作用,外国直接投资等变量几乎不起作用。研发投入、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的实证结论与人们的正常预期不同,研发投入对生产率要么不起作用、要么起负向作用,银行贷款与政府补贴对生产率起着扭曲与阻碍作用,中国的一些特殊情况导致了上述结论。     

政府补贴如何影响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

用新新贸易理论间接测度了企业产品质量,然后用系统GMM方法检验了政府补贴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并使用Heckman两步法和面板固定效应分位数回归方法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实证检验发现:整体而言政府补贴对出口企业产品质量起到了促进效应,但对不同性质的企业产生的效应和作用机制不尽相同。政府应完善补贴的分配、遴选和监督机制,形成明确的补贴实施体系;企业要降低对政府补贴的依赖性,努力开拓内部融资渠道以强化自身的投资能力。     

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如何对补贴进行结构性优化,以更好发挥政府补贴的精准性及创新激励效应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企业创新活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也表现出异质性。文章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补贴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果,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无显著正向影响;(2)补贴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通过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机制实现;(3)补贴没有提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内部研发意愿,这解释了补贴无法促进成熟期、衰退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外源性融资增加无法转化为衰退期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原因。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为了精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需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对补贴的介入与退出机制进行结构性优化。对成长期企业进行补贴倾斜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一旦企业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政府需要考虑非研发类补贴的退坡,以集中资源聚焦创新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