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联交易与公司治理机制

由于公司治理水平低,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利用关联交易掏空公司的情况非常严重。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呈倒U型关系;股权制衡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显著负相关;隶属于企业集团增加了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董事会效率、信息披露透明度与关联交易的发生概率无显著关系。     

金字塔结构下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研究——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在金字塔结构下,股东与经营者之间以及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两类治理关系普遍存在,对于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的研究也从单一治理关系分析框架向两者权衡分析转变。在双重治理关系视阈下,股权激励成为利益主体之间博弈的重要工具。本文在提出双重治理关系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2006～2009年我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股权激励的双重效应及其与控股股东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股权激励对于第一类代理问题具有显著的治理效应,但对第二类代理问题的治理效应并未显现,这与控股股东对其存在显著的抑制作用有关,股权性质能够对股权激励与控股股东不同效应的体现以及两者关系产生影响。     

股权分置改革改善了公司治理吗?——从上市公司股利决策的角度进行考证

股权分置造成了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股改实施后资本利得的可实现将使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趋同、减少代理成本,文章对股改前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进行了对比,发现股改后上市公司的股利决策对自由现金流的依赖降低了,对大股东持股比例的依赖反而增加了,据此推断由于目前大量非流通股还处于限售阶段,控股股东加大了利益输送的力度以获取短期利益,公司治理状况并没有因为股改而得到提升。     

股份全流通、公司治理与公司绩效: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理论研究

对已有文献的回顾表明,大多数研究认为股权的适度集中有利于公司治理和公司绩效,责任大股东能够对经理人进行有效监督从而较好地解决委托代理问题.在股权分置时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最基本的特征是股权高度集中,并且居于绝对控股地位的国家股、法人股不可流通,由此引发了公司治理的一系列缺陷.股权分置改革后,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实现了股份全流通和股权的逐步分散化.这些变化在根本上有利于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结构和提升绩效,但是具体效果还取决于法律对股东利益保护、资本市场发展水平等制度性因素,并且对不同行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必须引起重视的是,股份全流通虽然能抑制"控股大股东控制"问题,但是如果出现原有责任股东快速退出和股权结构的高度分散,可能引发新的更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并损害股东价值.     

股权分裂、隧道行为与公司治理

公司治理长期关注的是经理人与股东之间的代理问题。但本文认为，控股股东和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的疯狂掠夺一隧道行为是我国公司治理的问题所在。本文分析了隧道行为的表现及根源。提出了实现股权全流通、培育积极的机构投资者、诚信建设等治理的思路和策略。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确定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有效性的检验

由于一个公司业已形成的公司治理原则和实践会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的确定,因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确定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确定这一特殊的公司治理事件,从新的角度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现存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而为判断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现存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控股股东之外的积极股东的存在成为目前阶段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发行B股或H股、债务融资对经理人挥霍自由现金流的约束以及董事会的治理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由于一个公司业已形成的公司治理原则和实践会影响股权分置改革中对价的确定,因而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对价确定为我们从新的角度检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机会。本文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对价确定这一特殊的公司治理事件,从新的角度检验了我国上市公司现存公司治理机制的有效性,从而为判断目前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现状提供了新的证据。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我国上市公司现存的公司治理机制中,控股股东之外的积极股东的存在成为目前阶段较为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而发行B股或H股、债务融资对经理人挥霍自由现金流的约束以及董事会的治理作用还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关联交易、公司治理与国有股改革——来自我国资本市场的实证证据

近年的大量恶性案例表明关联交易已经成为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的一个严重问题。本文在全面分析1998—2 0 0 2年间我国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总体状况的基础上,从不同角度考察了关联交易与股权结构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关联交易的发生规模与股权集中度显著正相关,持股比例超过10 %的控股股东数目的增加会降低关联交易的发生金额和概率。此外,控股股东间的制衡能力越强,发生关联交易的可能性越低、金额越小。这些发现为通过增加控股股东数目,改“一股独大”为“多股同大”来改善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保护投资者利益的改革思路提供了实证证据     

股权流动性与公司治理效率研究

本文考察研究了股权分置改革后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效率的问题,实证结果表明增加股票流通性对公司治理具有有效作用,股改后大股东行为趋于理性化,股改完成后机构投资者能有效提高公司治理效率,而控股股东的流通性与企业业绩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相对集中的股权治理结构依然有效.     

创始型家族企业股权集中度与现金股利关系实证研究

股权集中度与股利政策关系的研究也是股权结构与公司股利政策研究中最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存在两种相反的效应：利益协同效应和利益侵占效应。Shleifer和Vishny认为股价上涨带来的财富使二者的利益趋于一致，控股股东有动力采取有利于公司价值的行为，而利益侵占效应的发生归因于二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本文认为，在同样为所有者控制的创始家族公司和非创始家族公司，大股东选择与外部投资者建立代理关系或当家关系对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股利政策的关系将产生不同的影响。分析这种差别化的影响机制有助于深化对家族上市公司股权集中度与公司股利政策相互关系的理解。     

股权再融资、盈余管理与大股东的寻租行为

我国上市公司处于大股东的超强控制状态,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大股东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盈余管理动机.本文研究了我国资本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了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效应.大股东通过操纵报告盈余来改变会计盈余的时间分布和误导投资者,从而攫取更多的隐性收益,造成资本市场配置效率的降低.研究结果表明:(1)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在股权再融资过程中可以获得中小股东无法得到的隐性收益;(2)大股东的收益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提升,中小股东的财富随着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而降低;(3)盈余管理程度的增加将降低上市公司的资本配置效率和企业价值.因此,大股东通过盈余管理实现了对小股东财富的掠夺效应,造成了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公司价值、声誉和后续融资能力的下降.     

公司控制权、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结构的选择

大股东超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在我国上市公司中是并存的 ,代理成本与大股东的“掠夺”是合二为一的。股权结构的不合理是导致大股东超强控制和内部人控制的直接原因 ,也是导致公司治理机制弱化的深层次原因。因此 ,股权结构的优化是改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 ,公司治理的核心应是抑制大股东的“掠夺”和建立中小股东的保护机制。     

最优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理论模型与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博弈论的视角,构建了最优股权结构模型,从理论上证明了存在最优股权结构。利用2006-2012年中国804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检验了股权结构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一致:公司价值与股权集中度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非控股大股东股权比例也呈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与股权制衡度显著负相关。实证结果还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整体上治理水平不佳,董事会独立性不高,管理层薪酬与公司绩效并不十分匹配;国家作为控制人,其公司价值明显更低。本文认为,一个现代公司最优股权结构为:前十大股东股权集中度在50%附近,其余为分散型的中小股东;第一大股东比例不宜超过20%,以保证大股东间相互制衡作用。     

关联交易视角的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影响——以股改后沪深股市机械设备业185家公司为样本

选取股改后2008—2010年沪深A股上市的机械设备业（C7）公司勾样本,从关联交易的角度研究公司治理机制对控股股东掏空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股权集中程度越高的上市公司,其关联交易规模越高,控股股东掏空能力越强;而股权制衡度、外资持股、市场化程度和独立董事比例等治理因素能够抑制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规模,弱化控股股东掏空的动机。     

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

在对大股东的性质作出清晰界定的基础上,本文考察了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和股权制衡情况及其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和经营绩效之间有着显著的正向线性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在不同性质的控股股东中都是存在的。具体来说,在中央直属国有企业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中股权集中度所表现的激励程度最高,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次之,而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最低。同时,过高的股权制衡程度对公司的经营绩效有负面影响。但是,不同性质外部大股东的作用效果有明显差别,而且其在不同性质控股股东控制的上市公司中的表现也不尽一致。     

信息披露、代理成本与公司治理

本文采用2004-200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运用面板数据固定效应模型和Logistic回归模型,分项和综合考察了公司治理对信息披露质量和代理成本的影响。结果显示:信息披露质量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公司所有权显著正相关,与股东人数显著负相关,与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代理成本与股权集中度、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高管持股比例、公司控制权、所有权显著负相关,与股东人数、最终控制人属性无显著关联。     

双重代理成本与债务治理机制的有效性——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证据(1998-2006)

本文在经典观点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转型期上市公司债务治理对双重代理成本的制衡机制.通过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债务对代理成本Ⅰ(管理者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的约束作用不明显,对于国有企业而言,大量的债务甚至为管理者的在职消费提供了现金流支持.债务治理机制对于代理成本Ⅱ(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具有正反两面的作用.文章说明我国上市公司的债务治理绩效依赖于公司的性质及其他治理变量,需要具体细分其机制和渠道.同时,从动态演进的角度来看,我国的上市公司债务治理机制的确也在不断优化,对企业价值逐步能够起到正向作用.这对于理解我国上市公司近年来在公司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对外关联担保的潮起潮落:一个基于股改前后的对比研究

股权分置改革后,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的利益冲突减少,控股股东利用关联担保进行侵占的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文章以股权分置改革为分界点,通过对发生违规对外关联担保情况、对外关联担保的公司数量和发生额以及发生对外关联担保公司的业绩情况进行分析,剖析股改中、股改后关联担保变化特点,揭示我国上市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潮起潮落的原因。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股权分制改革前后近10年我国上市公司对外关联担保的变化特点,另一方面也检验了股权分置改革对规范关联担保是否有正向促进作用。     

大股东控制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隧道效应研究

本文根据Johnson等(2000)提出的"隧道效应"理论,以我国沪深两市2001年-2003年所有实施了配股和增发的155家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作为样本.采用系统的方法研究了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融资后的资金使用效率和大股东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居于控制地位的大股东,一方面利用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的资格从中小股东手中融入巨额的资本.获取了大量可供其掠夺的控制性资源;另一方面,则凭借其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通过资金占用的方式将上市公司所筹集的资金转移到自己的手中,以此侵占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时,我国以董事会为核心的公司内部控制系统并未能有效地阻止大股东的此种掠夺行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免遭大股东的侵害.因而,上市公司股权再融资过程中的盈余管理行为更多地体现了大股东的意愿,表现出很强的隧道效应.     

股权分置改革、终极控制者和公司绩效

股权分置导致流通股股东和非流通股股东的利益发生冲突,割裂了大股东财富增长的正向激励机制,加重了大股东的利益输送行为。股权分置改革的顺利实施将实现所有股份的全流通,使大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对于我国证券市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制度性变革。那么,股权分置改革的成效究竟如何?采用2003-2008年在沪深股市进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金字塔股权结构下终极控制者的视角出发,设置股权分置改革虚拟变量,利用面板数据对股权分置改革和公司绩效进行检验后发现,股权分置改革确实提高了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并影响了终极控制者的行为,使其利益取向回归于公司价值本身。     

大股东利益侵占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的影响

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03—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大股东利益侵占与股权激励实施效应之间的关系问题的研究发现：大股东对中小股东利益的侵占将损害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对上市公司业绩带来负向影响;内部人控制问题送一步加重了大股东侵占的代理成本,对股权激励实施效应带来负向影响。这也说明,集中的股权结构下,股权激励在解决现代企业委托代理问题上无显著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