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税激励、融资约束与企业脱实向虚

采用2009—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脱实”“向虚”两个角度,探讨减税激励在微观层面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减税激励缓解企业“脱实向虚”,融资约束在二者关系间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较高的管理层持股和股权制衡度正向调节减税激励与企业“脱实向虚”的关系。异质性分析发现,在非国企、低政府补助水平的企业中,减税激励的作用更明显。此外,减税激励对非制造业企业金融化趋势缓解更明显,对制造业企业实体投资的促进作用更显著。研究结果为政府调整税收方针政策,推动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税收征管数字化推动了资本深化吗？——基于金税三期准自然实验的分析

资本深化是应对经济下行和人口挑战的必然趋势。因此,基于2008年至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金税三期在全国逐步推行为准自然实验,利用渐进双重差分法实证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资本劳动比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会通过治理效应增加了企业的外源融资,进而提升了企业资本劳动比。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税收征管数字化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税收征管弱地区企业以及税收转嫁能力强企业的资本劳动比更具提升效应。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税收征管对企业资本劳动比、要素结构的影响机理,为税收征管数字化助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有效解释,丰富了税收征管数字化的经济后果,为推进税收数字化决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     

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金融业在我国经济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日趋严重。“金税三期”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重要手段，“金税三期”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信息技术，结合税收大数据，建造成一个覆盖全国的现代化税收管理信息系统，对企业投资和经营产生了深刻影响。为了检验“金税三期”的政策效应，文章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法，考察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的变化，研究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税收征管数字化显著降低了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并且满足平行趋势检验；机制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可以通过加剧企业的现金流压力和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缓解非金融企业的金融化现象。     

数字化税收征管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投融资期限错配容易使企业陷入财务危机,甚至会加剧金融系统性风险。本文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采用2010～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探究数字化税收征管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结果表明：数字化税收征管显著降低了企业的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且其通过减轻企业的融资约束发挥“桥梁效应”,以及缓解企业的双重代理问题发挥“治理效应”,进而降低投融资期限错配程度。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化税收征管政策的溢出效应在抵押担保能力较弱、分析师关注度较低以及非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     

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者过度乐观与资产定价

在金融业同实体企业利差较大、实体企业竞争加剧、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外贸下滑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加大了金融资产投资力度,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经济后果日益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文章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资产定价效应,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导致公司股票在当前被显著高估,并在下期产生显著为负值的超额收益率.文章丰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提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实体企业过度地将资金投资于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关注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资本市场股价表现的影响,采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近年来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增加了股价崩盘的风险,并且这种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以及股票流动性高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的资本套利动机,并发现如果企业将资金适度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则不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适度地投资虚拟经济具有一定意义。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

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于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推进税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以2015—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对象，以实施的金税三期工程为契机，考察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大数据税收征管显著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2)大数据税收征管通过降低企业真实盈余管理、降低企业寻租行为和加剧企业融资约束三个影响机制促使企业提高税收遵从度。(3)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和大数据税收征管的共同作用能够更为有效提高企业税收遵从度，而大数据税收征管对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提高作用在审计质量较低、独立董事比例较低、两职合一的企业更显著。研究对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和形成数字治理新格局具有重要借鉴意义，税务机关应注重发挥大数据税收征管的治理效应。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企业税收遵从度的模仿性同形现象研究

企业税收遵从度直接影响税收征管效率，从企业间相互模仿的角度探求税收遵从度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新制度主义组织趋同理论，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后发现，企业税收遵从度模仿同行业领导企业，存在模仿性同形现象。当经济不确定性提高时，模仿性同形现象增强。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现象在内部数字化水平高的企业和外部社会信任感强的地区更加显著。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三条对策建议：“引领示范”提高税收征管效率；“数字化转型”构筑合作税收利益整体；“社会信任”助力忠诚型税收遵从的实现。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

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企业微观行为具有深刻影响。本文以2009—2020年中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铁路基础设施建设对企业避税的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通过改善企业内部治理、强化外部监督和缓解融资约束，削弱当地上市公司避税的能力与动机，进而显著抑制企业的避税行为。结合区域交通特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上市公司所在地若存在机场通航，高铁开通的避税治理效果会有所减弱；相较于仅开通城际铁路，开通非城际铁路和同时开通两类铁路的避税治理效应更为明显。结合企业特征的进一步研究表明，高铁开通的避税治理效应在非国有企业和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结论为中国铁路基础设施后续规划建设以及税收监管部门优化征管提供了理论依据及政策启示。     

税收征管与商业信用融资——基于“金税三期”的准自然实验

本文以2009～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利用“金税三期”的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税收征管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影响。研究表明，以“金税三期”为代表的税收征管能显著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作用渠道显示，税收征管通过增加融资约束和提高信息透明度两个渠道促进企业获取商业信用融资；进一步分析发现，当企业产权性质为民企、产品市场地位低、征管机构为地税机关以及处于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时，税收征管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的促进作用更明显。本研究结论在丰富税收征管经济后果和商业信用融资影响因素的同时，为政府部门进一步完善大数据税收征管和面对政策变化时企业如何做出合理的融资决策提供了参考价值。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了吗？

近年来，同群效应成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原因之一，深受学者广泛关注。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越活跃，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企业金融化行为影响就越大，即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的放大作用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合一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为减少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效应的影响程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政府应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金融素质，避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情绪过分波动。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都是必要措施。     

地方税收竞争、经济集聚与出口行为

经济集聚视角下合理引导地方税收竞争对促进我国出口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分析地方税收竞争和经济集聚影响企业出口行为的理论机制,利用2000—2019年中国省市面板数据进行空间模型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地方税收竞争显著提高了企业出口行为,在时间趋势上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动态变化特征。经济集聚关联效应表明,经济集聚可以显著降低企业出口行为对地方税收竞争的敏感度,有效缓解地方税收的“逐底竞赛”,且在东部沿海地区更为强烈。因此建议合理引导地方政府因地制宜采取竞争性税收优惠政策,鼓励资本、技术和人口等空间集聚,以促进中国企业出口。     

独立董事网络位置、税收规避与企业价值

独立董事的治理效果影响着上市公司的治理状况,本文从独立董事网络的声誉机制和信息传递机制出发,选取2008?2017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独立董事网络位置与企业税收规避的关系。研究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位置对企业税收规避有负向影响;与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公司相比,所处地区市场化程度较低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公司税收规避程度的影响更强;管理层权力削弱了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对企业税收规避程度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引入企业价值后发现,独立董事网络中心度可以抑制税收规避对企业价值的减损。本文的研究结果完善了税收规避行为价值的研究体系,也为研究独立董事是否有效发挥治理作用提供了新思路。     

违规处罚能有效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吗

以2011—2019年被监管机构稽查出违规行为的企业为样本,运用Lennox(2000)的审计意见购买模型,检验行政处罚是否能有效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以及究竟是哪种行政处罚模式更能有效抑制审计意见购买行为.研究发现: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确实抑制了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非财产罚处罚模式可以显著抑制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而财产罚处罚模式对遏制企业的审计意见购买行为没有发挥显著效力.这可能是由于监管机构进行"罚款"或"没收非法所得"的金额过小,处罚力度过低,不足以对违规公司产生威慑效应.本研究拓宽了审计意见购买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同时为优化监管机构的治理效果提供了相关的参考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