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

实体企业过度地将资金投资于虚拟经济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发展失衡,制约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关注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对其资本市场股价表现的影响,采用2008—2018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近年来企业资金“脱实向虚”增加了股价崩盘的风险,并且这种影响在代理冲突严重、信息不对称程度高以及股票流动性高的样本企业中更为明显。进一步验证了企业资金“脱实向虚”的资本套利动机,并发现如果企业将资金适度投资于虚拟经济领域则不会导致股价崩盘风险。研究结果对政府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引导实体企业科学、适度地投资虚拟经济具有一定意义。     

减税能否弱化实体企业金融化?

经济下行压力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致使陷于低迷期的实体企业发展遭遇瓶颈,脱实向虚成为众多实体企业路径选择中的占优选项.本文立足税收负担维度下的企业金融化问题,利用中国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这一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减税对企业金融化的引致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减税总体上对企业金融化产生显著的抑制效应,这种抑制作用主要源于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政策有利于激发企业专注创新研发、助力实体税负调减,从而使实体企业形成专注实业经营的内生激励;进一步研究显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的政策效应在高杠杆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为显著.本文从企业成本负担端着眼,以期为把握企业金融化的内生机理、弱化实体企业脱实向虚倾向提供新视角和新思路.     

实体企业金融化、投资者过度乐观与资产定价

在金融业同实体企业利差较大、实体企业竞争加剧、生产资料成本上升、外贸下滑压力加大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实体企业加大了金融资产投资力度,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现象明显,这种现象产生的经济后果日益引起理论和实务界的关注.文章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资产定价效应,发现实体企业脱实向虚会导致公司股票在当前被显著高估,并在下期产生显著为负值的超额收益率.文章丰富了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经济后果的研究,对提高实体企业金融资产投资监管效率具有一定的政策启示意义.     

税收征管与企业“脱实向虚”

以2009—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基于金税三期工程的准自然实验构建多期DID模型,实证检验了税收征管对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效果。研究发现,加强税收征管能有效抑制企业“脱实向虚”。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税收征管能缩紧现金流、减少代理成本进而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有效发挥遵从效应与威慑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税收征管的治理效果在高利润企业、高外部融资企业、严格内控企业与严格外审企业表现得更为突出。研究结果对探索企业“脱实向虚”的治理策略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完善税收征管体制提供了思路参考。     

高铁开通与企业“脱实向虚”：抑制还是促进？

近些年，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企业却出现了“脱实向虚”的怪象，逐渐偏离实体经济的轨道，造成了资金在类金融体系内空转，如何抑制企业“脱实向虚”已成为重要话题。本文基于“高铁开通”这项准自然实验，以2007-202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其是否能够抑制企业的金融化。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开通能显著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经过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仍旧保持不变。机制检验表明：“高铁开通”主要是通过增加实体投资和提高公司治理产生抑制效应，且在国有企业和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中效应更明显。公司应以高铁开通为契机，促进实体经济发展；利用高铁治理效能，改善公司治理；政府应持续推进高铁网络建设，缩小地域发展差距。     

信贷供给、资产配置及企业绩效——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近些年,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研究愈发成为热点。宏观层面,资金“脱实入虚”“金融空转”的讨论亦此起彼伏。然而,针对微观层面的企业资金“脱实入虚”的研究则寥寥无几。本文选取2003—2016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年度报告数据,利用2009年宏观调控措施营造的“准自然实验”环境,采用双重差分方法探究在资金资源充足的前提下,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倾向性,并进一步研究企业绩效的后续变化情况。实证结果表明,当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多的信贷资金支持,同时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管时,企业更倾向于配置金融资产,金融活动也会在企业的日常生产经营中扮演愈发重要的角色。在此基础上,企业的主营业务却未得到发展,反而盈利能力、成长能力均受到损害,且后者受到的影响更大,即进行过多金融投资对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远期影响更为深重。基于上述结论,本文从实体经济从业者、资金提供方以及监管层三个角度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实路径探析

随着经济的金融化发展,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经济运行甚至出现“脱实向虚”的倾向,这种状态不仅增加了金融领域的风险,同时也使得实体经济出现产业空心化问题,最终影响整个经济体的平衡健康运行.所以,金融应该回归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从阐述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开始,分析经济“脱实向虚”状态产生的原因,提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现实路径.     

贷款利率市场化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抑制还是促进

选取2007—2017年我国沪深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贷款利率市场化对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贷款利率市场化显著推动了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这主要是因为贷款利率市场化使企业能够获取更多的长期资金用于金融资产投资。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金融资产投资较多的企业,贷款利率市场化对金融资产投资行为较少的企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同时,贷款利率市场化使得企业更倾向于对长期金融资产的投资;宏观经济越不景气,贷款利率市场化越能促进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而货币政策宽松程度对二者关系并不存在显著影响。研究结论能够揭示贷款利率市场化与企业金融资产投资行为的关系,为进一步考察贷款利率市场化的经济后果以及更具针对性地防控实体企业“脱实向虚”风险提供新的微观层面证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

当前，我国实体经济表现出“脱实向虚”的金融化倾向，实体企业金融化将对数字技术赋能产生何种影响，这是本文的研究主题。基于2012～202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研究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会显著抑制数字技术赋能；在调节效应方面，现金持有弱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融资约束强化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负向关系。本文丰富了企业金融化与数字技术赋能的相关文献，改善了数字技术赋能的量化方法，也为我国数字技术赋能实体经济、助力实体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定的政策启示。     

增值税税率改革能否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基于多期DID的经验证据

增值税税率改革是降低企业税负的重要措施，而这一举措能否遏制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间差异性投资收益率所导致的经济“脱实向虚”风险，不但事关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实现，更关系到宏观经济的平稳运行。本文以财税[2017]37号文、财税[2018]32号文以及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39号文的出台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2017～2019年增值税税率改革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且对非国有企业、处于市场化水平较高地域的企业治理效应更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能有效弱化企业的“投资替代”动机促进经济“脱虚还实”，而对于“预防性储蓄”动机影响效果不明显；增值税税率改革对企业金融化的治理效应能促使实物资本投资和企业创新投资的增加，有助于优化企业投资结构。     

减税降费、政府补助推动企业创新实证研究——基于江苏A股上市公司样本的分析

减税降费与政府补助是当前我国深化财税制度改革、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以2015-2021年江苏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基于企业规模、区域分布特征差异视角，以企业年龄为调节变量构建减税降费、政府补助和企业技术创新的实证回归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且苏南地区较明显；企业年龄对大型企业具有负向调节效应，对小型企业无调节效应；政府补助对大型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大于小型企业，减税降费对小型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大于大型企业。     

差异化利息政策能否有效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

对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发现,作为国家扶持实体企业的政策,利息优惠能提高实体利润率,促进资金向实体经济回流,减少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比率,治理实体企业金融化问题。同时,我国推进企业国际化并未带来实体企业金融化与经济“脱实向虚”,反而能促进企业实体投资。然而,利率优惠政策要对症下药,降低本土企业贷款成本,积极治理效果显著,但对国际化企业提供优惠治理效果较差,因为国际化改善了企业利润水平,与信贷优惠政策存在替代效应,政策实施效率低,带来过度融资,浪费信贷资源。因此要采取针对性的差异化利息优惠政策,治理金融化问题。信贷优惠要向本土企业倾斜,服务经营困难的企业,提升利润率;避免对国际化企业过度贷款,要加强监管,合理融资,鼓励其加快国际化步伐。     

减税降费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效果评估

以营改增和增值税税率调整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减税降费与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历次减税降费都能够有效缓解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税费成本效应是缓解企业经营压力的重要路径。减税降费政策效果存在明显异质性，在缓解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以及民营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方面效果最为显著，但对国有制造业企业及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的缓解效果并不理想。针对切实减轻我国制造业企业经营压力，更好实现助企纾困的政策目标，从税制改革和制造业转型升级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审计定价：投入补偿还是风险补偿

结合我国实体企业“产融结合”和“脱实向虚”共存的现状,验证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及其内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发现：实体企业金融化导致审计定价提升。其作用机制主要体现在,金融资产配置使得审计工作的复杂程度增加,行业内特定知识和审计经验的积累促使行业专长较强的注册会计师更加倾向于借助提高审计定价来获取投入补偿。同时,在一般状态下,金融资产配置形成的风险机制对审计定价缺乏调整能力。具体表现为,当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较低时,注册会计师倾向于通过提升审计定价实现风险补偿;伴随被审计客户重要性程度增加,审计定价中的风险补偿部分逐渐消失。研究结果表明,金融资产收益较强的波动性和较差的持续性特征导致企业整体业绩波动形成的风险并未在审计定价中完全体现,审计师对不同重要性程度的客户投资金融资产形成的风险存在认知差异。     

减税降费与实体企业金融化抑制——兼论内部控制有效性的调节作用

以2007～2019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以及内部控制有效性对上述效应的影响.研究表明,减税降费能够有效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内部控制有效性越高,越能够强化减税降费对实体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减税降费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投资效率抑制实体企业金融化.本文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后果的研究,对企业提高内部控制有效性以提高减税降费政策的抑制金融化效果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了吗？

近年来，同群效应成为企业金融化行为的原因之一，深受学者广泛关注。在2009—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的基础上，实证研究投资者情绪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并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特征下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者情绪越活跃，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企业金融化行为影响就越大，即投资者情绪放大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投资者情绪对企业金融化行为同群效应的放大作用在民营企业、融资约束高、总经理和董事长二职合一的企业中更明显。因此，为减少企业金融化行为受同群效应的影响程度，抑制企业“脱实向虚”，政府应该提高企业信息披露质量和投资者金融素质，避免资本市场中投资者情绪过分波动。优化营商环境、强化实体经济支持力度等都是必要措施。     

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与实体经济发展

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促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当前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目标。本文选取基于这一目标而实施的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为准自然实验，实证考察了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的实体经济效应。研究发现，政府性债务管理体制改革实施后，企业显著降低了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同时提高了实业资产的投资比例，表明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有效促进了企业“脱虚向实”;随着政府审计监督力量的增强，上述正向驱动效应进一步强化。机制检验发现，债务管理体制改革一方面有助于规范政府债务资金的举借，缓解信贷市场资源错配，降低企业部门融资成本，进而提高实体项目投资的净现值，形成促进企业进行实业投资的“市场推力”;另一方面，也能有效改善政府债务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大对实体经济发展的财政扶持力度，进一步增加投资实业的获利空间，形成激励企业进行实体投资的“政府拉力”。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地方债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脱虚向实”的促进作用在民营企业、财政压力较大以及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本文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协同作用的相关研究，为进一步释放财政金融监管制度改革红利提供了理论支撑。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

2011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了金融服务实体、资金投向实体的要求，并强调坚决抑制社会资本脱实向虚、以钱炒钱，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和膨胀。     

出口企业拥有更低的能耗强度吗？

通过引入政府补贴建立企业出口与能耗的异质性模型,讨论政府补贴情况下出口企业是否能拥有更低的能耗。研究发现,出口企业更倾向于采用节能技术,并拥有更低的能耗;政府补贴可能弱化“企业出口→采用节能技术→拥有更低能耗”的传导效果。在实证研究中,利用中国四川省公布的制造业企业综合能耗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中介效应模型对企业出口、政府补贴与企业能耗强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识别。实证结果显示：在没有政府补贴的情况下,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拥有更低的能耗强度;在引入政府补贴后,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能耗强度的差异不再显著;进一步研究还发现,补贴对象的选择和补贴强度的高低也会对出口企业能耗强度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