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权机制与报酬机制的替代关系研究

在我国的上市公司中，部分高管人员的报酬十分低，但是他们依然保持着努力工作的状态。其原因是高管人员利用控制权为自己增加控制权收益以弥补货币报酬偏低的不利境况。理论和实证分析表明，高管人员的货币报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这一发现有助于解释上市公司高管的低报酬激励现象。     

我国国有企业高管人员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所有者预算观

文章在分析国有企业激励现状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一种新式的激励与约束机制——所有者预算观。所有者预算是通过预算的形式将经理人收益与企业的实际产出相联系,使得代理人与委托人的效用函数保持一致,实现最优的激励效果。同时文章认为建立所有者预算激励方式的关键在于业绩评价指标的选择和预算目标的确定,并将控制权收益纳入到所有者预算的范畴内,保证货币性报酬与控制权收益之间的合理比例,完善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薪酬结构,实现我国激励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发展。     

不同体制下企业经理人员控制权收益比较

企业经理人员控制权收益对经理人员行为有重要影响。与资本主义公司制企业经理人员相比较,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机会主义行为普遍化,主要在于其所获显性货币收益过低和监督不力,因此要规范国有企业经理人员行为,必须要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建立相应的激励和约束机制。     

高管公平性偏好、私人控制权收益与公司价值——来自A股上市公司行业基准的经验证据

文章以2007-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将其私人控制权收益在同行业内做比较时所产生的公平性感受对公司价值的影响,揭示了高管公平性偏好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1)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及控制权收益-公司价值敏感性较高,而额外控制权收益的分布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国有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大,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小;而家族控股公司的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均值最小,但额外控制权收益均值较大。(2)控制权收益绝对额与额外控制权收益的激励方向相反。相对于股权分散或者存在股权制衡的公司,股权集中公司高管控制权收益绝对额显著降低公司价值,而正向额外控制权收益显著提升公司价值,负向额外控制权收益则显著降低公司价值。     

监督力与业绩共存于高管效用替代的机理分析

国企高管能够获得过度的控制权收益,这是我国特有的现象。通过构造包含业绩与监督力的高管效用函数,对包含监督力与业绩的高管效用替代机理进行分析,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显性报酬对控制权收益具有替代的作用,并且该替代程度不同,激励的效果也有差异,较强的替代程度能导致较好的会计业绩;在替代过程中,对高管监督力的变化差异会导致替代程度的差异进而影响激励效果的差异,适度增强的监督力度将通过替代机理作用于激励效果,产生良好的会计业绩。建议我国国有企业在设计高管激励机制、以显性报酬替代控制权收益时,应充分重视和设计好监督力的变化幅度。     

控制权收益作为国有控股公司高管激励的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将控制权收益分解为隐性收益和显性收益。结果表明，显性收益占控制权收益的9％左右，隐性收益仍是我国上市公司高管的首要激励因素。研究还显示，隐性收益和控制权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正相关。而显性收益与企业规模和经营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与第一大股东控股比例呈显著的负相关；隐性收益还与公司资产负债率呈显著的负相关。最后，提出将自我隐形激励转变成市场显性激励的政策建议。     

委托代理制下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研究

国有企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国有企业改革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而国有企业高管的激励与约束问题,又是现阶段国有企业改革所面临的重点和难点.为了提高国有企业的竞争力,调动国有企业高管人员的积极性,必须进一步完善国有企业高管激励与约束机制.本文以委托代理理论为基础,对国有企业高管激励约束机制进行分析.     

国有企业经理控制权激励机制解析

国有企业经理掌握着一定的企业控制权,接受着替代性的控制权激励.但这种激励机制存在着理论弊端.我们必须建立一种新的激励机制,使国有企业经理能够获得与其人力资本产权相称的收益,从根本上解决国有企业经理激励问题.     

行政权、控制权与国有企业高管腐败

在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下,国企高管的权力配置结构呈现出过度的控制权与残缺的行政权并存的特点.那么,国企高管特殊的权力配置结构是否会影响腐败行为呢？文章利用我国国有上市公司2007-2012年的相关数据,用高管是否被曝出腐败行为和公款吃喝来度量高管腐败,实证研究发现:控制权和行政权过大是诱发国企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而且行政权与控制权之间存在互补效应,即一种权力的提高会强化另一种权力与腐败的正相关关系.不难得出,国企改革的“半市场化”特征及由此派生的国企高管权力配置结构是诱发高管腐败的重要因素.因此,要解决国有企业腐败问题,须进行更加彻底的市场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逐步取消国有企业高管的行政级别,通过市场机制选聘、任免、监督和激励国企高管.     

论激励制度中的声誉和控制权分配

企业为减少委托代理成本 ,就必须对受托人给予适当的激励。对于企业经营者而言 ,仅仅货币激励是不够的 ,必须给予诸如声誉、控制权等隐性激励。声誉激励作为一种非显性的激励手段 ,实质上是经理人员将自己的职业生涯与远期最大化收益有机结合之机制。控制权激励手段也是企业为降低代理成本的措施之一 ,其核心内容就是解决控制权在不同当事人之间的如何合理有效分配。     

高管薪酬、监督力与控制权收益：限薪的后果

笔者通过数学模型推演,从理论上分析不同监督力情况下高管减薪的后果,研究发现:在企业持续经营过程中,高管减薪能够导致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替代作用产生了负的激励效果,并且替代程度越大,负向激励效果越明显;监督力的强弱是决定替代程度大小的关键因素,不变或弱化的监督力能够强化高管控制权收益对薪酬的替代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监督力在减薪前后如何变化,限薪令都可能是一项失败的政策,类似于中国这样已经颁布限薪令的国家,在限薪的同时应该大力加强对高管的监督力度.     

容错机制能促进国有企业创新吗

如何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能力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本文以近年来国有企业实施的容错机制为切入点研究国有企业创新问题，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并求解纳什均衡提出了两个理论假说：（1）正向激励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低风险创新激励，但不能提高其高风险创新激励；（2）正向激励和容错机制的结合可以提高国企高管的高风险创新激励。本文以中央企业建立容错机制为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央企实际控制的上市公司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法验证了上述假说。进一步研究发现，容错机制对竞争性行业和高管年轻化的国有企业的高风险创新具有更加明显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发现为提升国有企业创新能力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为优化国有企业容错机制提供了依据。     

国有商业银行高层激励不足原因的博弈分析

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高层收人偏低，其直接原因无疑是国有银行缺乏强激励的年薪制度、期股和期权等一系列长期的激励制度。但仅仅从银行高管人员收益角度来回答激励不足的问题显然是不够的，而需要考虑更深层次——管理层的产生与激励相互联系的制度基础。本文试图运用博弈论的方法，从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和在此基础上的激励特征两方面来分析当前国有商业银行高管人员激励不足的制度原因。     

完善国企经理人员激励机制的策略

伴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逐步推进,国有企业经理人员的经营自主权逐渐得到加强,经理人员由其工作性质以及经理人员与权力主体相互依赖关系的特殊性,使其在企业所有权中获得了更多的企业控制权,成为企业经营实践中的“权力主宰”,如何完善经理人员的激励机制问题始终是公司治理中面临的重大问题。从国有企业经理行为的特殊性来看,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选择合适的激励模式,解决政府与经理人员之间以及经理人员与企业之间的双重激励问题。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的设计原则和可行方案

国有企业的性质与高管股权激励存在一定冲突,且股权激励本身所固有的缺陷使其在我国国有企业改革实践中没能有效激励国企高管,反而产生许多不利于国有企业经营发展的问题。西方国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股权激励不仅在理论上存在诸多问题,在实践中更是导致高管腐败频发,引起"超级经理人崛起"并加剧了社会收入不平等。因此,股权激励并非国企高管长期激励制度的唯一选择,混合所有制改革也并不意味着鼓励实行国企高管股权激励。我国国有企业高管薪酬制度设计应坚持以企业经营指标作为长期激励的评价标准、兼顾国有企业的经济目标与社会目标、薪酬激励与非薪酬激励相结合等原则,结合国有企业自身特点、发挥自身优势,更多地将长期激励与企业经营绩效联系起来,合理选择高管长期激励方式。     

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来自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国有企业高管控制权形成的制度背景,本文以2006年-2010年的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了高管控制权对公司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是高管控制权的单项指标还是综合指标,都能显著影响公司的资本结构;高管控制权强的公司其资产负债率和长期负债率都显著低于高管控制权弱的公司;当公司存在两职合一、董事会独立性较弱、监事会规模较小、高管持股、高管任期较长等现象时,对高管控制权的约束较差,此时高管出于维护自身职位的考虑更偏向于较低的负债.     

机构投资者、董事会与经营者股票期权激励问题研究

机构投资者对经营者薪酬的直接监控和间接监控作用，缓解了因股东和经营者利益冲突而造成的代理问题。机构投资者通过对董事会构成两因素（董事会成员数量和成员类型）施加影响，使董事会能够公正客观地评价公司高管人员，从而奠定有效激励与约束高管团队人员的前提和基础。针对中国上市公司经营者激励的现状，我国的股票期权激励应从优化国有企业所有权结构，发展积极的机构投资者；优化董事会结构，提高外部董事比例等方面加以改进和完善。     

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下的资本配置行为研究——基于控制权收益视角的实证研究

基于控制权收益驱动公司资本配置行为的理论阐释，结合我国上市公司特有的股权结构及其导致的控制权分配格局，文章从固定资产投资和股权投资两个方面，对形成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收益的资本配置行为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控制权收益水平与资本配置规模显著正相关；（2）控制权收益水平越高，则增加等量控制权收益所需的资本配置规模就越大；（3）较固定资产投资而言，通过股权并购方式取得控制权收益的代价较低，但控制性股东占有被并购公司控制权收益的比例也较低；（4）上市公司资本配置行为在形成控制权收益的同时并没有通过提高公司业绩而增加控制权的共享收益，资本配置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大股东控制下的自利行为。     

控制权与激励的冲突——兼对股权激励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控制权配置与激励安排是组织治理中的两个重要工具,本文首先从组织中委托人私人收益角度分析委托人控制权与代理人激励之间可能的冲突,进而通过上市公司数据对这一冲突关系进行经验检验。我们的研究发现,中国上市公司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股权激励之间存在显著的冲突,而且这种冲突与股权性质、公司成长速度相关。民营控股公司中的冲突程度显著弱于其他类型公司,国资委控股公司中的冲突显著强于其他类型公司;而公司成长速度越快,大股东控制权与管理层激励之间的冲突越强。本文的研究结果能够很好地解释中国上市国有企业中股权激励效果不显著、甚至出现负效应的经验现象,并由此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理论分析及现实解释意义

本文旨在从现代企业职业企业家的激励约束角度探讨企业家控制权的理论内涵、作用机理和市场配置 ,并进一步引伸对我国国有企业现实问题的解释意义。本文认为 ,如同报酬一样 ,把控制权作为企业家的激励约束因素 ,就是把企业控制权授予与否、授予后控制权的制约程度作为对企业家努力程度和贡献大小的相应回报 ;企业家控制权激励约束机制是一种动态调整企业家控制权的决策机制。现阶段我国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的特征可以概括为“控制权行政配置”与“内部人控制”共存 ,这是产生“59岁现象”、过度“在职消费”等问题的根源 ;自增强理论可以从深层次说明 2 0年的改革仍不能使得国有企业企业家控制权由“行政配置”转向“市场配置”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