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财政视角的广东省共同富裕研究

共同富裕是"十四五"规划乃至国家发展的远景目标,实现共同富裕,在发挥市场经济作用,促进经济增长实现"富裕"的同时,必须重视发挥财政职能作用,促进社会财富公平分配以实现"共同".本文分析认为,作为全国经济大省,广东实现"共同富裕"在区域城乡协调、收入分配、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及社会保障等方面存在短板与制约因素,建议充分发挥好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城乡加快融合,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均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促进共同富裕的税收制度与政策研究

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本文首先介绍了共同富裕的内涵,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富裕.本文进一步阐述了税收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并结合具体数据进行国际比较,剖析目前我国税收制度在促进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不足.我国税收制度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已取得阶段性成效,但仍存在直接税体系不完善、"税收洼地"引发诸多避税风险、税收征管体制面临多重挑战等方面的不足.最后,本文从持续优化税收营商环境,鼓励勤劳创新致富;健全直接税体系,提高税收调节收入再分配的作用;规范地方税收优惠,维护财政收入分配秩序;提升税收征管水平,严厉打击偷税漏税行为四个维度提出了政策建议.     

超越再分配调节:对税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全景认识及政策建议

税收是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因素,但目前社会各界对税收与共同富裕之间的关系的认识,更多局限于通过收入转移实现再分配进而缩小贫富差距方面。基于理论逻辑与政策实践相映照、历史经验与发展进路相结合的分析表明,税收对共同富裕的影响是超越再分配调节的,理应在广阔的时代视阈下形成对税收促进共同富裕作用的全景认识。进入后小康时代,税收促进共同富裕的作用定位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优化社会分配结构、保障公共服务供给、促进绿色转型发展、缓解空间发展不平衡、助推民主法治建设。对照这六大作用定位的基本要求,目前税收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与不完善之处。因此,今后要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导向,找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完善现代税制,使税收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进程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与税收制度

实现高质量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税收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税收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手段,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外,税收促进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健全的税收征管制度予以助力。     

普惠金融如何促进共同富裕?——基于家庭微观层面的指标测度与机制分析北大核心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富裕和共享的有机统一,以金融广化为特征的普惠金融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途径。本文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CHFS),基于富裕和共享两个维度,从收入、财富和公共服务三个方面构建了家庭层面的共同富裕指标,并探究了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实证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显著提高了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且该效应主要通过缓解家庭资金约束、促进家庭创业实现。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地区以及受教育水平较低、非劳动力和不健康人口比例较高的家庭中,普惠金融提升家庭共同富裕水平的效应更为显著,发挥了“雪中送炭”的作用。此外,更高的家庭金融关注度和金融素养能够强化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支持效果。本文为测度中国家庭的共同富裕水平、理解普惠金融促进共同富裕的影响渠道提供了微观经验证据。     

普惠金融发展与共同富裕——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

本文基于63个国家和地区2007—2020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普惠金融对共同富裕的影响以及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的异质性，并对影响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第一，普惠金融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够改善收入分配，在“共同”和“富裕”两个维度均发挥积极作用，最终提高经济体的共同富裕程度。第二，普惠金融发展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和地区间存在异质性，对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在中低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作用不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在“共同”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高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在“富裕”维度上对收入水平较低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显著。第三，有助于创业是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且这一机制在收入水平较低和人力资本较高的国家和地区作用更显著。因此，我国应持续推进普惠金融发展，充分发挥普惠金融改善收入分配的作用，以期早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成效测度及可持续研究——基于共同富裕视角

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建设有力解决了弱势群体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问题,促进了区域调整产业结构、改善收入分配和增进社会福利,助力共同富裕发展。文章在原有普惠金融发展指标体系基础上,纳入普惠金融改革试验区创新工作举措定性指标和共同富裕指标,构建了涵盖支持环境、支持规模、支持成效三个维度的38个指标,测度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基于测算结果提出发挥好政府和金融管理部门的推动引导作用、强化不同业态金融机构在促进效率与公平之间协调统一的能力、全面开展微弱经济主体金融能力建设、深化数字化平台建设等政策建议。     

以再分配调节和培育中等收入群体

<正>研究发现,我国的再分配政策体系对我国分配差距的调节力度不够强,再分配后的收入差距相比初次分配的收入差距没有明显降低再分配调节对于培育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既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再分配调节对于培育和壮大中等收入群体、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至关重要。再分配政策的核心是要实现“调高、提低、扩中”,其中高收入群体通过所得税等手段调节从而降低其收入,     

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及政策完善北大核心CSSCI

收入公平分配既是人民群众的重要愿景,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当前,我国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税收制度尚需完善,税收政策尚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新时代背景下,我国税收制度和政策的完善应当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紧扣共同富裕的目标、路径和要求,不断优化初次分配、再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具体而言,应该通过进一步优化税制结构、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和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税收促进收入公平分配的作用,从而为实现共同富裕夯实基础。     

商业银行精准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路径研究——以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例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实现共同富裕,重中之重是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已经取得长足发展,但渠道不足、增信缺乏、信息孤岛、数字鸿沟等短板问题依然突出,金融服务农民农村门槛高、成本高、效率低、精度低,亟需进一步改进提升。立足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际,论文重点研究商业银行精准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首先,阐释金融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中的发展背景、主要功能和现实挑战。其次,结合浙江实际,深入分析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过程中涌现的重点需求,并研究提出金融服务的重点和难点,归纳总结经验启示。最后,从“渠道、数据、产品、场景、队伍、宣传、政策”七个维度,系统提出金融精准服务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有效路径与相关建议。     

共同富裕视角下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检视

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习总书记再度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近年,我国高度重视收入再分配,并将共同富裕纳入了“十四五”规划。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政策工具,对促进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偏低、居民收入与税负不够匹配、税制设计缺乏弹性等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进而抑制个人所得税收入再分配效应的发挥。针对上述问题,文章进行了多层次剖析,并提出相关建议。     

我国个人所得税对共同富裕影响的量化分析——基于共同富裕指数(SPI)和共同富裕溢价指数(SPPI)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前提。作为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政策工具,个人所得税在促进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参照世界银行关于共同富裕指数(SPI)和共同富裕溢价指数(SPPI)的定义,根据个人所得税对SPI和SPPI的影响机理,基于我国个人所得税对SPI和SSPI的影响效应,促进共同富裕的个人所得税政策,既要动态提升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确保低收入者不被征税,又要消除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提高导致的个人所得税调节的累退性,对高收入者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减少其费用扣除额,还要加强对高收入者特别是新业态下极高收入者收入的监管力度,以提高个人所得税税负率,实现SPPI的提升,从而促进共同富裕进程。     

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本文围绕农民农村共同富裕问题，首先按照“促富裕”“保公平”和“防贫困”的思路，构建了包括整体富裕、分配公平与兜底保障3个维度14个指标的农民农村共同富裕评价指标体系。其次，采用熵权-TOPSIS法对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民农村推进共同富裕的情况进行了系统评价，结果表明综合排名靠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整体富裕和兜底保障两个分项的排名与综合排名情况类似，而分配公平分项的排名情况则与地区经济发展关系不大。最后，本文提出了三项对策建议，即推进农村产业发展，以乡村振兴谋乡村富裕；重视体制机制建设，以共建共享促分配公平；筑牢防范返贫屏障，以兜底保障防返贫致贫。     

财富计量、会计发展与共同富裕

会计在形式上表现为一个财务信息系统,本质上则是一个财富计量系统。历史地看,会计起源于财富计量的需要,财富计量贯穿于会计发展的全过程,财富形态演进及其计量尺度、计量需求变化推动会计进步。会计进步促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需要把适度调整财富存量与合理分配财富增量有效结合,会计通过促进财富创造、调节财富分配、调整财富存量、促进共同富裕。从现有会计体系及其运行情况看,实现合理分配、推进共同富裕,会计对财富的计量和报告至少需要解决财富的全面计量、真实计量、公允计量、合理计量和均衡计量等问题,建立起新的会计体系。本文第二部分还从会计计量财富的范围、目的、立场、特性、信息内容和报告形式等要素上构建了基于财富计量观的会计理论框架。     

促进农村保险与福利最大化探究

农村保险的发展,能推动生产和交换按照帕累托最优的轨迹进行,最终实现在风险条件下的交换和生产的帕累托最优和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有效率实现.国家通过有效的政策扶持,创新性地发展农村保险,调节高收入群体与农村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分配,有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进而促进社会福利的公平.因此农村保险的发展促进农村社会福利最大化效率实现、社会分配公平,推动新农村建设.     

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

中国发展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在"三农"工作重心发生历史性转移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农村农民的共同富裕在当前阶段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从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的视角出发,按照"为什么、是什么、怎么做"的分析思路,阐释了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与共同富裕的内在联系以及如何通过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实现农村农民共同富裕.研究结论表明,实现工农劳动生产率趋同将有助于提升劳动力在农业的"粘性"、实现整个社会劳动力要素的优化配置,最终实现城乡劳动收入的趋同.未来,应该千方百计扩大农民收入、加快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和加快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基层财政助力强村富民路径探索——以松阳县支持农村“客货邮”融合一体化发展为例

<正>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集中体现。由于历史、自然地理条件、区位优势差异等方面的原因，我国区域发展以及区域内发展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而城乡二元结构是造成区域内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重要原因，实现共同富裕就要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与农村关系最紧密、     

税制结构对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影响研究

摘要：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是人民群众的共同期盼。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将其列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和本质要求之一。税收是第二次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制度在促进共同富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我国的税收制度应当平衡公平与效率，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提供制度保障。本文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为基础，分析现行税制结构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的问题，研究税制结构与收入分配的相关性以及各税种对收入分配的影响。提出持续深化个税改革、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改进消费税计价方式、推动房产税征收、适时开征遗产税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等建议，为建设有利于推进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税制结构提供参考。     

数字普惠金融赋能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机理与路径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为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了新动能,深刻影响着农民农村的生产生活方式。数字普惠金融能够发挥极大的赋能效应,在“三农”领域推动实现农业高质高效、农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进而推动实现农村农民实现共同富裕。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为更好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赋能效应,需要提升农民金融素养和数字技能以弥合鸿沟;加快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进程来夯实基础;完善数字普惠金融安全体系进一步加强风险防控;最后要因地制宜实施不同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战略,助力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简论财政调节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和方式

按照邓小平理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在发展中要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但“共同富裕”的过程不可能是所有人齐头并进,所以要允许并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一定阶段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如何适度抑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按照学术哲理和经济学的观点看,是个“公平与效率”的矛盾关系如何权衡处理的复杂问题,从社会的乃至政治的角度看,则是更为重大和敏感的大局稳定与总体导向问题。一言以蔽之,合理调节社会成员收入,适当抑制居民个人收入悬殊的程度,既是“共同富裕”导向的要求,也是社会稳定和谐的要求。无疑,按照政府应承担的职责考虑,不能不注重实行对社会成员收入分配的必要调节。